行政诉讼既是“民告官”的制度设计，也是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确保行政权规范运行的“制度笼子”。6月28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2017年云南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及年度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白皮书显示，2017年，云南省行政案件数量基本稳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连年增长，“民告官”胜诉率也有所上升。（6月29日《法制日报》）
曾几何时，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堪称“民告官”案件的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民告官”案件越来越多，“民告官能见官”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充分说明了老百姓法治意识的增强。老百姓在对各级行政部门的行政产生疑窦的时候，不是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用法律来为自己讨一个说法，要一个公道，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民告官”案件胜诉率一直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的“民告官”感观。“民告官”胜诉率偏低，民众往往会扔去无数的板砖，这其中可能有前审判体制不配套、不适应的原因，也可能有现行机制下，人民法院受制于地方，法院偏袒行政机关的原因。因此，看到一些地方“民告官”胜诉率上升的新闻，我们可能多少会感到一些欣慰。
不过笔者认为，“民告官”胜诉率的高低说明不了问题，也无什么规律性可言。如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院秉公裁判，民告官胜诉率低，没有什么好说的。在欠缺具体个案中法院偏袒行政机关的前提下，仅以民告官整体胜诉率偏低就推出司法不公的做法欠缺逻辑支持。至于有人猜测，胜诉率低，是法院在偏袒行政机关，猜测而已，证据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告官”胜诉率上升未必值得欣慰。“民告官”胜诉与否，关键要看是否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真正维护了法律尊严。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不能只盯着胜诉率不放，而忽视了其他关键因素。比如，是否做到了有案必立，是否真正做到了依法和解而非“和稀泥”式的“各打五十大板”。再如，是否有效地破解了“民告官”胜诉后的执行之困，促使败诉的行政机关尽快依法履行义务，这恐怕是比胜诉率偏低更有意义的关键所在，也比单纯地纠结于胜诉率高低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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