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
地點：國家博物館
“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中國國家博物館近期推出的這場展覽，題目便足以動人心魄。文藝復興，這場群星璀璨、開啟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文化運動，何以與絲綢之路相連？眾多宣傳稿件提及，展覽將“還原意大利文藝復興中的中國元素以及中國藝術中的西方影響”，這樣的雄心令人心折，也引人好奇：中國元素在文藝復興這幕戲劇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展覽又會以怎樣的形式和視角重述這場東方與西方的邂逅？種種問題互滲勾連，醞釀成一朵疑雲籠罩心頭，讓人不由加快步伐，走進展廳一窺究竟。
兩條路的蜿蜒
展覽以龐貝古城出土的花神芙羅拉壁畫和油畫《諸神之宴》開場。公元1世紀的芙羅拉於我們是陌生的面孔，她身上的絲綢料子卻似曾相識。威尼斯畫派開創者喬凡尼•貝里尼繪製於1514年的《諸神之宴》，在西方畫史中以色彩柔和、光線溫暖而著稱，但駐足停留的觀者卻將目光久久地落在中間幾位人物頭頂手持的器皿上——那不正是我國的青花瓷嗎？畫作之旁，展方特意陳列兩件中國明代的青花瓷器以供圖、物對照。西方眾神，何以青睞來自遙遠東方的絲綢與瓷器？序篇之後，兩條跨越山海的道路在博物館“夜幕”沉寂與“星光”聚焦的交互中若隱若現。
花神芙羅拉壁畫-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藏
《諸神之宴》複製品-原件藏於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
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主要用於描述漢代中國和羅馬帝國之間一條漫長的陸上通途。隨著考古材料的積累，人們日益認識到，東西交流的陸上道路早在史前時期已經存在。在展覽中，陸上絲路的故事便以青銅起頭。青銅器一向被視為我國三代禮樂文明的核心，似乎是中華文明輝煌源流的標誌。那麼如果進一步往前追溯，中國青銅又是如何起源的呢？在遙遠的年代，不止中國，歐洲也出現了燦爛的青銅文明，這是巧合嗎？展覽陳列了中國三星堆的青銅人面、青銅器和來自西方的青銅雕像。三星堆的奇詭和古希臘的俊俏，各有千秋，我們卻難以發現它們的相似之處。既然如此，展覽為何要將這些展品並置？
三星堆銅人頭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男青年青銅雕像-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藏
實際上，東西青銅文化究竟是“不約而同”還是有所關聯，早已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外形或紋樣，只是文化的一個維度。在漫長的傳播路上，掌控技術的工匠雙手微抖便可引起蝴蝶風暴，千里之外，面目全非。然而外貌易改，“本性”難移。熔化的銅汁隨性流動，但青銅製造內在的技術卻相對穩定。最近的考古證據表明，東西方的青銅技術很早便存在交流，中國的部分冶金技術極有可能從西方而來，此後，在本土複合範的“規範”之下，製造出新的生命。由此而觀，展廳中的三星堆領袖和希臘青年，原本便花開兩枝、同氣相連，是失散於大陸兩頭的同父兄弟。
與青銅低調的血脈不同，西方的玻璃、東方的絲綢，在異域閃亮登場，以張揚奢華的姿態昭示著絲路的存在。玻璃生產於古代中國不盛，偶有出土，從成分和形態來看，多為西方產品，常見於豪貴墓葬，為世所珍。東方絲綢於西方亦如此，惟“女神”可得。駝鈴陣陣，翻山越嶺，或許只是想在這土地上創造更多的邂逅。
土地的盡頭有無限的可能，海洋的彼岸又會是什麼？在東西兩頭，人們從未遺忘海洋。茫茫海域，不願迷失嚮往的方向。指南針，早被東方人發明，輾轉經阿拉伯人傳至歐美，卻被歐美人用來尋找東方。穆斯林壟斷了陸上商路，令歐美人望東方而興嘆，對東方遍地珍寶的想象，驅策他們另闢蹊徑。在指南針的指引之下，1498年達•伽馬終於繞過好望角，以為自己發現了新的世界，殊不知，早在他們的冒險之前，印度洋早已形成環環相扣的貿易圈層，而中國人在其中地位非凡，是珍貴商品的提供者。然而，農業民族知識精英在文獻中的輕描淡寫，模糊了東方先祖對於海洋的探索奮鬥。出土於海面河道的碩大船隻和豐富船貨，卻又將這些被歷史風塵淹沒的記憶重新喚起。用線條連接起一艘艘沉船的沉沒地點，一條條險象環生的海路清晰可見，而風暴礁石之中開闢海路義無反顧的身影，也在博物館氤氳的明暗邊際中隱約閃現。
陸與海，兩條路的蜿蜒，讓遠方的想象，成為可能。
一個人的行囊
無數人在東西曲折的道路上奔波，馬可•波羅是他們共同的名字。這位曾經面見忽必烈大汗的西方使者，以誇張的口吻將東方的見聞娓娓道來，讓東方的形象亦真亦幻。當一個人邂逅一個前所未有的帝國，有哪些經歷值得他念念不忘，在身陷囹圄之際仍要喃喃訴說？又有什麼值得被放入窄小的行囊，帶回萬里之外的故土？
展覽的第三單元，意圖再現蒙元帝國的片段，帶領觀者走入馬可•波羅曾看到的輝煌景色。數百年前，馬可•波羅一行萬里跋涉的風塵僕僕，於展廳中心的商旅陶俑上，或可略窺一斑。
陶俑一組-內蒙古博物館藏
而御容圖冊之中皇親國戚的形容，或許正有馬可•波羅偶遇過、讚歎過的衣冠楚楚、音容笑貌。步入大都恢弘的宮殿，連欄板柱礎都精雕細刻，走進市井街巷，薄薄的紙片亦可交易……中國的見聞已令馬可•波羅目不暇接，而大都的國際性和大汗的財富，更令他不由地發出感嘆：“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大汗獲有超過全世界一切寶藏的財貨之方法，業已備述於前”。遨遊於這迷人的地方，馬可•波羅和他的夥伴們會希望將什麼帶回故鄉呢？
元代后妃太子相冊-故宮博物院藏
雙鳳麒麟紋石雕（複製品）-原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意大利威尼斯國家檔案館，留下了馬可•波羅去世時的財產清單。在他的遺產中，與東方相關的遺物包括了一件韃靼絲綢袍子、一件罟罟冠、三塊中國絲綢、一件納石失長袍等。納石失是波斯語詞的音譯，可意譯為“織金錦”，是最得時人青睞也最具影響力的蒙元織物。而罟罟冠則是蒙古貴族已婚婦女所用的冠冕，外包錦緞，綴以珠玉。或許正是來自這份財產清單的啟發，18世紀的藝術家創造了馬可•波羅身著蒙古裝束的模樣。馬可•波羅的選擇，或許是一個時代西方人的共同想法。帶上東方的絲綢和服飾返回，看起來理所應當——都已經到了絲綢的大本營，怎能不“衣錦還鄉”？
來往於絲路的馬可•波羅雖沉迷於東方的富有，卻也未曾忘記前往東方的使命。生意誠可貴，信仰價更高。馬可•波羅一家是虔誠的基督徒，前往東方時，甚至還攜有教皇寫給大汗的書信。因此，《聖經》或許亦在行囊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不少《聖經》也隨著眾多“馬可•波羅”的腳步來到中國，有些甚至留在了東方，流傳於民間。這行囊中，東方與西方奇妙地融匯於一隅，叮噹作響。
“至元通行寶鈔”銅鈔版-廣東省博物館藏
眾多慕名而來的西方人，在東方還有更多的選擇。中國瓷器帶來的狂熱不亞於絲綢。大航海時代開啟之前，歐洲人礙於中東的地理阻隔和奧斯曼人的惡意抬價，無力使用東方的昂貴器皿，只好因陋就簡，用粗陶木碗將就日常需求。當大航海時代來臨，西方人終於不必仰奧斯曼帝國之鼻息。但他們由海路進入東方之後，卻直接墮入了東方商品的“陷阱”。青花瓷光潔的釉面、堅緻的胎體，已經令人著迷，而白地瓷器上幽藍的鳳凰、綻放的蓮花，更令人心醉。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在購置瓷器上似乎慷慨大方，這也讓早期殖民者辛辛苦苦從美洲、非洲搶掠而來的白銀黃金源源不斷地落入了東方人的腰包。這讓不少西方頭腦清醒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抵制這吸金吸銀的無底洞，不要被瓷器表面的光潔帶入要“剁手”的節奏。然而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消費的潮流難以逆轉，瓷器的忠實擁躉甚至還創造了瓷器的“神話”：中國瓷器可不只好看那麼簡單，它還能驗毒。當毒藥投入瓷器，它就會自動開裂。而它的地位一如貝理尼所繪，與神並列。
.“南海一號”沉船出土景德鎮窯青白釉刻劃花花卉紋淺腹碗-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永樂青花纏枝蓮紋碗-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東方瓷器價值不菲，嗅覺敏銳的商人們自然不肯放棄這一商機，有人致力於打造銷售渠道與平臺，自然有人在模仿山寨上動起了腦筋。從中國瓷器輸入伊始，眾多有實力的商業家族與集團便開始了仿製。仿製之路崎嶇坎坷，歷經兩百年鮮有進展，以至於到18世紀傳教士殷弘緒仍不得不在景德鎮“潛伏”盜取技術。雖然如此，卻在客觀中刺激了西方人於科技方面孜孜不倦的探索。這或許亦是東方之於西方的隱秘影響。
美第奇軟瓷罐-意大利那不勒斯馬提納公爵博物館藏
絲與瓷，讓想象的遠方，觸手可及。
詩意之外
這場豐盛的展覽，匯聚了意大利21家博物館、國內17家博物館共計200餘件展品。全展六個單元之下，每個單元之下分3-4組展開，在展覽結構上試圖織就嚴密完整的網絡。兩條絲路（第1、2單元）開拓溝通的基礎；一個帝國（第3單元）鋪就交流的背景；兩種方向（第4-6單元）揭示影響的力量。同時，展覽每一小節，均配以文采斐然的導覽詞引導觀眾步步為景，配合昏暗光亮交替的場景，試圖在東西交流的種種線索之間，更營造出一重詩意的氛圍。從展覽結構到展覽語言，均可看出，布展者試圖突破以往以時間為主線的敘事結構，在博物館空間中創造出全新的浸入式體驗。
雅典娜大理石雕像-意大利羅馬蒙特馬爾蒂尼中心博物館藏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在這場展覽中，“東”與“西”的概念，相對曖昧。在1498年之前，意大利地區與中國並無大規模直接接觸，如馬可•波羅一般的旅行者終屬少數，兩地文化的眾多交流，不可避免地經過了中間地區的層層累加，特別是中東、中亞地帶的中介作用，一向引人注目，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不少西方文化元素，實際根植於這些中間地帶。如展覽第一單元第III組“遠去的駝鈴”，展示有眾多胡人俑的形象，他們更有可能來自中東地區，而非更遠的歐洲，如此，便容易造成西來影響的混淆。而在展覽第三單元第III組“天馬足跡”中，除元代繪製拂郎國貢馬圖像之外，還展示有漢代騎馬俑。漢代天馬良種應主要來自於中亞或北方草原地帶，而非更遠的歐洲。這在某種程度上，便削弱了“文藝復興”這一主題的表達。
彩繪持壺西域人俑-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不過，若從展覽主標題來理解這場展覽，似又可對以上疑問形成某種消解。既然“無問西東”，在某種意義上，便是承認“西”與“東”的相對性。因此，200多件展品的設置與安排，對東西所見異域文化的勾勒，與其說是在解答東西交流的動因，倒不如說是一場追問與啟發：在種種線索之中，大陸兩頭的文明，在時間的演進中，究竟是以怎樣的形態和方法，達成妥協與融合？而這種妥協與融合，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彼此的文明？在走出展廳之時，策展者期待的可能不只是對文藝復興藝術作品之中的東方印象，可能更有觀者對晦暗不明之處的詰問與探究。而正因如此，這場展覽也獲得了某種想象的開放性。
“蓬萊一號”古船模型-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海子說，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與之相反，在13世紀西方人的想象裡，去到太陽昇起的遠方，可以獲得一切。史書中的東方人似乎安土重遷，實則對西方美物的吸納源遠流長從未間斷。看似遙遠的距離，在斷壁殘垣之上無盡縮小，看似天壤的差別，在奇珍異寶之上融為一體。種種陌生與熟悉的形象在同一種物件上層層疊疊難分彼此，所透露的，只是東西人群共同的渴望：不問方向，不問時間，只願在身邊匯聚一切美好。
文並攝影/丁雨
本文刊載於2018年06月29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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