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解釋一個問題：既然早在11-13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傾向，那為什麼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顯得那麼艱辛、一波三折？這麼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更加深刻的歷史原因，我認為，那便是——“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歷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宋元“崖山海戰”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並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歷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不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黃宗羲
為什麼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歷史。我們擇其大者，舉例如下——
元世祖忽必烈
“家產製”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百姓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僱制”與“差僱制”，“和僱”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僱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僱傭關係；“差僱”則強調徵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驅口制”的出現。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復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征服者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佔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於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元時期全圖
圖自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路引制”的恢復。漢唐時，百姓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做“過所”。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麼“過所”。但元朝又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元朝有一項立法，叫做“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准許放行、住店。 “籍沒制”的泛濫。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制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已經很少適用，並嚴格控制，如宋孝宗的一項立法規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許人戶越訴。”入元后，籍沒制度又氾濫起來，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 肉刑與酷刑的制度化。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割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宮一直不敢恢復。元朝則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致使中國法制出現野蠻化的趨勢。
《水滸傳》中林沖臉上被刺字
“人殉制”的死灰復燃。人殉作為一種遠古的野蠻矇昧風俗，在漢代以來的中原王朝已經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願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還存在著人殉之俗，這應該是社會未完全開化的體現。元朝貴族是否保留人殉，史無記載，但元廷鼓勵民間的殉葬行為則是毫無疑義的，《元史》載：“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以志節，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在這一惡俗中成長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即恢復人殉之制。 “海禁”的設立。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準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只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宵禁”的重現。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時“宵禁”制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復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鐘響起，即不準居民出行、飲宴、點燈。
汴梁夜市
“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視察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熄，則留符記於門，翌晨傳屋主於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若在夜間禁時以後，有人行街中，則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體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系，比如在法制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之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讞鞫（yàn jū，審訊）分司和翻異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體系的特點使政府只能維持最簡陋的形態，用孟子的話說，這叫作“貉道”；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那種簡陋的政府根本無法在歷史轉型期組織社會與經濟的革新。 可以看出，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元制不僅僅影響於元朝一代，而且改變了後面歷史的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於嚴重缺乏立國者的創制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產製（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諸色戶計、匠籍制、路引制、籍沒制、肉刑與酷刑制度、人殉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術等制度遺產。 更重要的是，元制中保留下來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現，卻被明朝堅決扔掉，比如重商主義的政策、對外開放的格局與寬縱的統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決心要將國家改造成為一個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村，百姓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離鄉離土，這個寧靜的秩序不歡迎流動的商人、喧譁的商業，不需要太大的市場與太多的貨幣，人們基本上自給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國家的賦稅也以實物稅與勞役為主，連衙門辦公的“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徵取”（黃仁宇語）。
明太祖朱元璋
至於開放的海岸線與嘈雜的海上商貿，更是不可容忍的，朱元璋大手一揮，“寸板不許下海！”宋元時期負責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機構，即接待海外朝貢使團、同時查禁海賈的國家機關。 元廷因為統治技術粗糙，表現出寬縱的特點。朱元璋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因而他剛猛苛嚴，說禁海就禁海，說不許開礦就不許開礦，說廷杖就廷杖，說死罪就死罪。 明王朝的悲劇便是，它必須不斷突破朱元璋設定的“洪武型體制”，才可能艱難地迴歸到“唐宋變革”的近代化軌道上來。到了晚明，隨著匠籍制與諸色戶計的鬆懈，月港的開放，海外巨量白銀的流入，“一條鞭法”的推行，“洪武型體制”才宣告解體，繁華的工商業終於脫困而出。一些歷史學者相信這一段時期出現了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
張居正“一條鞭法”
可惜，此時距明室傾覆已經為時不遠了。清人入關，中世紀制度又出現回潮。 社會經濟層面：清初恢復了嚴厲的海禁，強行將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後海禁雖開，但乾隆又改“四口通商”為“單口通商”，又拒絕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通商要求；從草原帶入奴隸制，“聽民人投充旗下為奴”；禁止或限制民間採礦，“一切銅銀坑俱封不開”。 文化生活層面：強行剃髮易服；傳統知識文化的積累發生斷裂，士民思想日趨狹窄禁錮。 政治制度層面：清王朝拷貝了朱元璋開創的體制，用明朝式的封建專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不平等關係，這也為清末走進“近代化”失敗埋下了伏筆。清末的知識分子們上下而求索尋找著救國與轉型的道路。他們可能忘記了，在漫長的歷史中，轉型的捷徑也曾開啟過。然而那短暫的微光隨著陸秀夫揹著少帝趙昺投海自盡熄滅了。多年之後，當人們討論起歷史一路走來為什麼那麼艱辛，對話中將不會再出現南宋軍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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