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是困擾我們這個世界的頑疾。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中，似乎是改革開放到現在才碰上的一個新事物。
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華夏民族，可以說是地球上與金融危機打交道最多的民族。華夏文明，就是在與金融危機鬥爭中誕生的文明。
可能有許多讀者會驚掉下巴：堯舜禹湯那個年代，居然也……也有金融危機？
在講述上古時代的金融危機之前，我們先討論一下上古文明史中很有意思的一個未解之謎，那就是華夏文明建立城市的時間，要遠遠落後於其他古文明。都城是文明的第一個城市，因此要討論建立城市的問題，實際就是追溯定都的歷史。
華夏文明誕生於黃河中下游，也就是如今的渭河平原與河洛平原一帶，更具體地說，西安周邊地區以及洛陽周邊地區。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在宋朝以前，中國的大統一朝代的都城不是長安就是洛陽，如果不是，歷史也會糾正回來：不是遷都，就是讓它滅亡，讓別人取而代之。
黃河和長江的中下游平原示意圖
為什麼長安和洛陽長期以來作為首都呢？
《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戰爭。對應於現代語境則是，國家最重要的事，就是進行國家意識形態建設和打仗。打仗就不用解釋了，大家都懂，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意識形態建設可以是宗教、禮樂、XX主義、XX夢等等類型。
如果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人類文明最重要的事，歸根結底其實就一件事：發展經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搞好了，意識形態工作和戰爭都好說。
只要有錢，拿軍費堆也能把敵人壓死；只要有錢，拿錢砸也能砸出一群帶路黨來。我並不是在影射現實，不止某燈塔國，中國的古代政治家們其實一直都是這麼操作的。要是一個個苦哈哈地沒錢，手底下的人都叛逃了，還搞什麼意識形態，打什麼仗？崩潰的前蘇聯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
所謂“一富遮百醜，一窮毀所有”，對個人、家庭、公司如此，對於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祭祀這種務虛的意識形態工作暫且不談，下面我們就從經濟和戰爭的角度，來分析一下長安和洛陽作為都城的理由。
經濟工作具體又分為三大類：生產、貿易和金融 ，金融先按下不表，那就是生產、貿易和戰爭三駕馬車，拉著國家奮勇向前。
上古時代的溫度比現在暖和，河南有大象出沒，數量還不少，河南的簡稱“豫”，其甲骨文就是人牽著大象的形象。可以想象，當時黃河一帶的溫度和如今的印度差不多，人口主要分佈在黃河流域區域。這片如今乾旱少雨的地區，在當時乃是“天府之國”，畜牧、種植、種桑養蠶都很適合。勤勞勇敢的華夏先民一不留神，把種地天賦點滿了。
我的種菜天賦是毋庸置疑的
從整體地緣結構來說，渭河平原、河洛平原和汾河平原向心匯聚，這裡成為北、西、東三個方向的匯聚之所，交通便利，天然適合人口匯聚以及進行物資交換，因此成為當時人口稠密以及貿易發達之所。
從具體的地緣環境來看，長安和洛陽還符合如下條件：它們都坐落於兩河交匯的沖積平原上，周圍有肥沃的平原以及豐富的水資源，這是承載眾多人口的基礎；其次，它們在具有發達的交通，通過貿易通衢天下的同時，周圍還有山脈和關隘拱衛，戰爭時代便於防守。
長安和洛陽同時符合生產、貿易和戰爭三個條件，成為華夏千年之古都絕不是偶然。
然而，華夏先民最終選擇定都長安和洛陽，還必須解決最後一個關鍵難題。前面鋪墊這麼多，我想你已經猜到了，這個問題就是——金融危機。
對比早早建都的古埃及人或者兩河流域的人民，華夏先民定都的時間，要比自身文明發展進程晚得多。如果看上古文獻，就會感覺華夏先民似乎對搬家有種奇怪的熱衷，一直在不停地遷都。
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中原地區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到哪裡都適合生存，但另一方面，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嗎？明明華夏先民已經發展出種菜天賦，還跟遊牧民族似的東奔西跑，這不是吃飽了撐的麼？
總不能華夏先民都特別喜愛旅遊吧？熱愛追尋詩和遠方？
堯舜禹，三代首領，建都地點各不相同。夏朝傳了十四代，換了十四個都城，幾乎跑遍了河洛平原。後來的商朝也是一樣，總是在遷都。
商早期在洛水附近修建了都城西毫。西毫位於河南偃師市，北依邙山，南臨洛河，是控制東西的交通要道。這一帶原是夏王朝統治的心腹之地，也是當是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這是當是最宏偉的都城，佈局強調了以王權為中心的統治理念。興建如此規模的都城，需要日役萬人，估計需時八年建成，商朝全國人口僅有五百至七百多萬，動員民力的程度可以想見。
西毫宮城西部宮殿建築基址平面為長方形，東西長51米、南北寬32米，用夯土築成，是以正殿為主體，東、西、南三面有廊廡的封閉式宮殿建築。在整個建築的外圍，還有一道厚約2米的圍牆，將宮殿建築封閉起來，自成一體。
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如此興師動眾地築城，肯定打算世世代代定居在此，而不僅僅是一個臨時居所。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居然他們還是搬走了。直到商朝中後期定都殷（河南安陽附近），才算相對穩定下來，這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的城市。到周朝建立鎬京（長安）、洛邑（洛陽），華夏先民才算真正安定下來，過上了城市生活，奠定了此後一千多年華夏民族的核心區域。
如此頻繁的遷都行為令人很不解，歷史學家們從各個角度尋找動機，有水患說、遊牧說、遊農說、戰爭說、貧富洗牌說、階級鬥爭說等等，似乎都能沾點邊，但都不能給出完美的解釋。
美藉華人學者張光直提出，尋找青銅礦可能才是頻繁遷都的主要原因。因為青銅器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生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青銅是銅錫合金，由於儲量稀少的銅、錫礦多集中在以豫北、晉南為中心的華北平原邊緣的山地，而王室對青銅的需要量又特別巨大，從而促使著人們要不斷地遷徙，不斷地尋找新的礦源，才能滿足需要。而“那時在尋找新礦，保護礦源，以及保護礦石或提煉出來的銅錫的安全運輸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的都城是“沿山東、河南山地邊緣逡巡遷徙，從採礦的角度來說，也可以說是便於採礦，亦便於為採礦而從事的爭戰”。
（張光直《關於中國初期“城市”這個概念》，《文物》1955年第2期）
考古發現似乎也證明了這一理論。在定都殷之後，商朝馬上迎來了青銅器的高峰期。武丁時期的文化遺存相當豐富，宮殿、墓葬、作坊等遺存都有發現。代表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青銅業，有了突破性進展，如銅、鉛、錫三元合金出現了；分鑄技術已被廣泛運用；青銅器生產數量大增，還出現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聯甗這樣的重器。殷也迅速發展為一個大城市，在紡織、醫學、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重大進展。
本人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遷都確實與尋找青銅礦有關，但目的不是為了祭祀，而是將青銅作為貨幣使用，或者說，為了解決貨幣匱乏引發的金融危機。
城市，意味著出現一批脫離糧食生產的非農人口，這些人要獲取糧食生存，必須依賴商品交換，因此，城市就意味著經常性的大量交易行為。城裡人的生活是建立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之上，經濟活動頻繁，原始的以物易物無法滿足需求，必須使用貨幣，而貨幣的供應又必須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人口增多，經濟增長，貨幣卻無法及時供應，就會引發通貨緊縮，使得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上，摧毀脆弱的原始經濟，引發社會動盪，導致城市化失敗。
從另一個角度說，文明發展出城市，意味著原始的公有制社會瓦解，階級社會出現。
從公有制變為私有制，這意味著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大革命！絕對不是請客吃飯，輕輕鬆鬆就可以實現的。
古代社會革命是什麼樣子我們無法知曉，但是近代社會革命卻有著豐富的歷史記錄。這些記錄告訴我們，要想實現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至少需要兩三代人的時間，首先是從思想上潛移默化地消解舊的社會秩序，在人們心中建立新社會的觀念，等舊觀念的老一輩人凋零得差不多了，擁有新思想的新一代人成為社會主流，然後真正的社會大革命才會發生。
用更通俗的話來說，要想讓生長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從小形成平等自由思想的人，接受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是不可能的，他們必然會造反。
必須通過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讓人們一步一步習慣於城市生活，滿足於城市生活的便利，然後慢慢灌輸私有財產神聖合理的觀念，逐步接受貧富分化的現實。
等老一代人故去，人們都將這樣的現實當作習以為常之後，再從城市輻射農村，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階級社會。由於大部分人都已經安於這樣的現狀，只要用暴力清除掉少部分刺頭，人剝削人的階級社會就可以建立起來。這至少需要兩三代人的時間。
嚴重通貨緊縮的存在，就會使得貧富分化的進程大大加速，一代人的時間內就會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造反就會發生，城市化就會被迫終止。但如果在社會危機爆發前搬遷（或者之後被迫搬遷），就會使得財富積累大部分歸零，貧富差距重新拉平，社會矛盾大為緩和，直到下一次社會危機爆發。
對於建立穩定的階級社會這個目標，比起貨幣的重要性，主要用於意識形態工作的祭祀禮器，其重要性就差遠了。而且祭祀是在階層形成之後，為了掩飾階級矛盾，愚弄下層民眾不要造反而誕生的，但是貨幣不足，導致連階層社會都無法成型，就已經重新洗牌了。
由於在早期城市化這個過程中糾纏了太久，華夏文明對於如何緩和階級矛盾進行了很多現實且深入的探索，而不像西方文明直接用宗教工具對底層民眾進行忽悠，就萬事大吉了。因此，華夏文明保留了相當多的共產主義元素，直到周朝，土地制度仍然殘餘了一部分公有制的元素，社會倫理也以建立“大同社會”作為最高理想。而其他文明在發展到如此高度時，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私有制。
為什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思想最早誕生在中國，而不是其他地方，根子就在這裡。
馬克思通過剖析金融危機，洞悉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矛盾，提出共產主義思想；而華夏文明的早期久經金融危機的考驗，始終滲透著樸素的共產主義思想，因此近代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就好像失憶多年之後突然找回塵封的記憶，一切都是那麼的熟悉。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對於馬克思主義接受度最高，並最為適應的根本原因。
從祭祀這方面說，華夏先民早就發明了各種玉質禮器，這玩意又不是消耗品，完全沒必要為了禮器大動干戈。在文明正式出現之前，距今六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就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玉質禮器，“壁琮圭璋璜琥”六大玉禮器早已成型，青銅禮器只是錦上添花，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唯一選擇。《周禮·春官·大宗伯》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壁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一句話概括，經濟繁榮必然要建立城市，想要建立都城（都城是國家的第一座城市），就必須有充足的貨幣。貨幣不足的情況下強行建城，金融危機就會爆發，貧富迅速分化，底層就會造反，原始的脆弱城市系統就會毀於一旦！
堯舜禪讓
堯對舜說：我搞了一輩子也沒解決金融危機，
還是交給你來搞吧吧！
（以上為設計臺詞，這個畫面顯然也是後來人想象出來的，堯舜實際的扮相，要比畫面上寒酸得多）
貨幣供應不足而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長期困擾華夏先民的一個關鍵問題。困擾了多久呢，大概一千來年吧……
堯舜禹湯等諸位傳說中的賢王，都飽受其困擾，也一直沒有解決這個關鍵問題。金融危機成為長期困擾華夏文明發展壯大的一個魔咒。
華夏文明只有在解決了金融問題之後，才擺脫了幼年期的青澀，真正成長起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古代的華夏文明在經濟與金融方面，比其他文明進步得多，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相當成熟的經濟與金融學理論（後面會詳細說）。
於是我們得出一個假說：上古時代頻繁遷都，不是因為別的原因，而是與幣材缺乏有關。
歷經千年的折騰，商朝終於找到了成熟的幣材——青銅，都城才穩定下來。周朝則進一步發展出主權信用貨幣（不足值的銅幣），並發展出早期的貨幣理論，中國終於補足了長期困擾的金融短板，才真正過渡到城市文明的時代，並迅速迎來文明的高峰，從此之後一直引領世界發展兩千年。
金融這一步，中國邁出得極為艱難，但值得。
人的第一次通常比較重要，標誌著從青澀走向成熟，對於一個文明也是如此。中國史上最早的金融危機發生在文明誕生早期，距今大概四千年，對於華夏文明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前面說了半天古代中國貨幣問題解決的艱難，但另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地區之一，這表明中國上古時代的生產和貿易的相對發達。根據考古發掘，屬於夏朝的二里頭遺址中發現貝幣，也有仿製的骨幣，石幣和銅幣。中國早期文明所處位置都是相對大塊的平原，多原始民族聚居，生產和貿易的規模相對較大，而幣材十分有限。
幣材缺乏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其實也很簡單，華夏文明早期的核心區是黃河的沖積平原。這裡千好萬好，可是有一樣，黃土層太厚，導致各種金屬礦藏都覆蓋得比較深，以原始人類的技術，很難加以開採。
生產和貿易發達的同時缺乏貨幣，這種坑爹的情況導致華夏文明區很容易出現通貨緊縮的現象。
這與中東和地中海文明的發展條件存在很大的不同。
中東和希臘地區多山脈，而且其中富含銀礦，因此很早的時候就可以冶煉出高純度白銀（距今至少已有四千年曆史），並使用白銀作為貨幣，因此在文明發展的早期，基本不存在貨幣供應不足的問題。
有眾多證據表明，到公元前2100年的烏爾第三王朝時期 ，白銀已經成為蘇美爾人商品價值的公認尺度。根據王朝創始人頒佈的《烏爾納姆法典》 ，烏爾王朝的臣民離婚需要支付1邁納（Mina）的白銀罰金，損傷腳則需支付10謝克爾（Shekel，1邁納=60謝克爾）白銀，鬥毆中打折骨頭需支付1邁納白銀，強暴女奴只需要支付5謝克爾的白銀罰金……
喂，你是不是在計算，離婚之前強姦多少個女奴就賺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當時的蘇美爾人已經將白銀作為通用貨幣。
西方文明將 金銀作為貨幣習以為常，因此熟悉西方歷史的馬克思說，金銀天然是貨幣，貨幣天然是金銀。但是對於苦逼的華夏文明來說，並沒有足夠的金銀作為貨幣。直到明朝從海外流入天量白銀之前，白銀都十分稀少，不足以作為貨幣使用。
華夏先民曾經長期使用貝殼作為貨幣。
在海邊撿貝殼，就相當於撿錢，聽起來似乎很美，但是這個產量，就很坑爹了，遠遠趕不上經濟發展需要。再考慮到華夏文明核心區並不靠海，就知道這個苦逼坑爹的程度不是一點半點。
本來貨幣就少，而且貨幣發行權還控制在外族手裡……
由於從一開始就陷入極度的貨幣飢渴，因此早期的華夏文明是一個擴張性很強的文明。這就是為什麼四大古文明中，華夏文明的範圍要遠遠大於其他三個。
具體過程就不細說了，反正佔著那麼大一片地，肯定不是充話費送的。
生產相對發達同時貨幣又極度匱乏，這種獨一無二的特質造成的擴張性，導致華夏文明在搖籃裡的時候，就是一個廣土巨族。在民族意識、文化意識都很原始混沌的年代，就擁有廣闊的疆域，融合了大量不同原始部落。為了適應這些南腔北調的部落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的需要，華夏族創造了獨一無二的表意文字，建立了以文化觀念而不是以血緣區分的敵我劃分標準。
對於原始人類來說，創造成熟的表意文字的難度要比表音文字高得多，但是一旦創造出來，對於受華夏文明圈輻射的無文字的落後文明來說，從漢字中得到啟發創造出一種新的表意文字，難度極高，因此只能學習漢字融入進來。表音文字創造出來相對容易，但是對於表音字母來說，同一套字母可以衍生出各種各樣的表音文字，再想統一語言文字就千難萬難。
根據前文所述古羅馬貨幣歷史可以知道，古羅馬由於長期的通貨緊縮趨勢，抑制了生產，鼓勵金融和軍事的發展，導致羅馬產生強大的擴張慾望。但是羅馬擴張的年代太晚，地中海各民族之間早已形成了涇渭分明的界限，各式各樣成熟的表音文字，就算秦始皇轉世到羅馬，他面對這種情況也是無能為力的。
經過千年之久的金融危機的反覆錘鍊，使得華夏文明的胚胎與眾不同，並被逼上了一條獨一無二的發展之路。
甚至可以大膽推測，華夏民族形成的關鍵之戰——黃帝戰炎帝蚩尤，這一上古時期的大規模兼併之戰，其真正驅動力可能也是黃帝集團的金融危機。
黃帝集團在黃土高原，炎帝集團和蚩尤集團靠近海邊，相當於壟斷了鑄幣權。黃帝集團的貨幣主權完全操控於炎帝和蚩尤之手，隔一陣就會爆發一次金融危機，這tmd還能忍？發展武力把他們打下來！
黃帝戰炎帝蚩尤，一場奪取鑄幣權的戰爭
黃帝戰炎帝蚩尤，由於太過久遠，已經成為神話傳說，相關事蹟也很難考證。不過，我們可以用北美印第安人的事例加以佐證。在歐洲殖民者來到美洲之前，墨西哥和秘魯的印第安人早已進入帝國形態，而北美的印第安人卻仍然處於部落狀態，多個語系相近的部落組成部落聯盟，與相鄰的敵對部落進行交戰。來到弗吉尼亞的英國殖民者碰到的印第安人就屬於一個叫做波瓦坦聯盟的部落聯盟。北美印第安人已經學會了原始農業，但沒有建立任何的城市，而是過著遊蕩的生活。
北美印第安人與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擁有可觀的金銀礦，因此在技術水平差不多的情況下，利用金銀作為貨幣，發展出城市文明。而前者跟炎黃部落一樣，採用海貝這種供應量極為有限的幣材，因此無法創造出足夠的交易量，無法創造出城市文明。
1622年，精明的荷蘭人發現，五大湖區的印第安人使用貝殼念珠作為貨幣。在紐約長島海峽到納拉甘賽特海灣的綿長海岸有豐富的海貝。
於是，荷蘭人的創富計劃開始了：他們用織物和金屬製品與沿海的印第安人交換海貝念珠，然後用海貝念珠和自己的其他貨品與內陸的印第安人交換毛皮。荷蘭人還引進了對海貝念珠穿孔的金屬工具，僱傭沿海的印第安人作為海貝念珠加工工人，還僱傭印第安人下海撈海貝（在此之前，他們只是在岸邊或淺灘撿海貝），使得海貝念珠的產量大增。就這樣，荷蘭人相當於控制了印第安人的印鈔機，輕易交換到大量的毛皮和土地，從而賺取了大量財富。
不幸的是，由於流入市場的貨幣太多，通貨膨脹開始了。這給印第安人的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破壞，不僅毛皮的價格因為通貨膨脹而一路飆升，而且，因為貝殼串珠被當地的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用來進行日常交易，所以，日常交易也變得一片混亂。荷蘭人菲利普斯開始買進貝殼串珠，並囤積起來。實際上，他把貝殼串珠裝在桶裡埋在地下，以減少貝殼串珠的流通量。幾周之內，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場，成功地抬高了價格。
上述實例中，北美印第安人因為貨幣的問題，文明發展進程被鎖死在部落聯盟這個階段，也就是華夏文明傳說中堯舜禹的階段，而難以寸進。荷蘭人造成了貨幣的輸入型通脹，摧毀了印第安人原有的經濟結構，創造出一批印第安買辦，使得印第安不同部落之間產生激烈矛盾與戰爭，荷蘭人還賣給印第安人大量槍支，一方面加劇了印第安人內部的衝突，也被荷蘭人利用對付英國殖民者。北美印第安人相當於從遠古跨到近代，直至滅亡。
如果說炎黃傳說不足為憑，在堯舜時代，黃河流域的華夏集團與長江流域的三苗集團的戰爭，卻有相當多的證據留存下來，可以讓我們對上古時代的金融危機與戰爭的關係略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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