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英
企業推動人文社科研究，正在成為新的趨勢？6月26日，研究機構羅漢堂在杭州成立。據悉，該機構由阿里巴巴倡議，全球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多領域的頂尖學者們共同發起，將一起研究與科技創新伴生的社會經濟形態變化等課題。
羅漢堂的新意在於，他是由著名企業推動成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尤其是在研究領域上，明顯超脫於一家企業通常的功利性考量。
事實上，企業推動科研，在國外不是新事物。從各種創業、創新項目的校企融合，到企業反哺高校前沿課題的研究，乃至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均是發達國家科研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在公共、社會等領域，由企業推動的研究機構也不乏其例。
就當下而言，參照發達國家代表性企業發展的經驗、邏輯，以及當下中國全面參與新一輪全球技術革命的大背景，我國企業推動人文社科領域重要研究作為一種新生的現象，其出現其實是有必然性的。
總的來說，我國企業開始注重對前沿領域基礎研究（部分或完全超脫於對經濟效益的考量）的投入，在這背後，其實綜合反映了企業創新意識、社會責任意識的提升，以及對企業經營基業長青、企業價值觀有效傳承的訴求。實際上，所有這些，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企業開始以更加主動的姿態走向世界舞臺，並且迎接技術變革浪潮，均是很多企業需要面對的課題，也是我國新興領域的企業與傳統企業重要的區別所在。
首先，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相比狹義的科技創新研究、具體的技術攻堅，是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涉足的領域。科技方面的研究機構，如阿里巴巴此前成立的達摩院，其成果對企業本身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而當企業發展到一定深度，涉足社科領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的價值更多則是社會性的，對企業本身的助益則是間接性的，它實際上更多包含著企業對自身外部價值最大化的深度思考。
最後，企業能夠做什麼？推動社會科學研究，大企業具有顯而易見的優勢，通過行業之一域，企業能真實體察和掌握社會經濟運行的細部，就當下而言，時代性的企業不僅有原始素材和數據，而且也有契合時代需要的研究工具。而企業涉足社會科學領域，首先意味著會把這些資源和工具開放給相關領域的頂尖學者，從而帶來社會效用的最大化。
在全球範圍內，即便是在看起來較為冷門的公共領域，企業推動基礎性研究的傳統其實也早已形成，比如，日本有松下政經塾，但侷限於私學階段，美國福特公司也曾資助成立密歇根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單就模式而言，羅漢堂和阿里巴巴以及眾多全球頂尖學者的緊密結合，其創新性主要體現在對傳統資助型研究的超脫，在企業原始資源的加持之下，前者的研究可能更富實效。
就時代性而言，與羅漢堂更有對比性的則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對社會科學領域的投入。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點研究之所以從1936年起步，有著相當的時代必然性——這一個大蕭條之後、二戰前夕的時間節點，美國社會一方面經歷著生產技術和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經濟崩潰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危機。事實證明，這一時期也是社會科學大發展的一段時期。而更多的歷史也每每證明，對於如何應對技術革命的挑戰，包括企業在內的全體經濟社會參與者，都應有更充分的準備，科學進步的價值。
新技術必然是對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因此，企業推動人文社科研究，可能是未來幾年將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的新趨勢。對於我國來說，這種趨勢更富新意，它由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發力所激發，但更是一次企業社會價值理念的一次深度進階。
閱讀更多 楊國英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