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小腳伕人江冬秀
江冬秀是我國現代文化名人胡適的原配夫人，1890年生於安徽旌德縣江村。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適的姑婆。胡適與江冬秀的婚事是由兩家老人決定的。訂婚之後，胡適到上海讀書，又留學美國，直到1917年回家結婚。一個學貫中西、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竟娶了個偏僻鄉村的小腳女人，當時就有“胡適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腳亦隨之”的戲謔之說，一時傳為笑談。
江冬秀雖然出身於仕官之家，但是由於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沒有受到較多的新式文化的教育，僅僅讀了幾年私塾，粗通文字而已。她與胡適的結合，是由家母之命、媒妁之言、親戚關係和算命先生等多種因素促成的，是典型的舊式婚姻。儘管她是個出身於偏僻山村，而且文化不高的舊式“小腳女人”，但她卻具有非同一般的德能和見識，不僅學富五車的胡適不敢對她小覷，而且親屬朋友和各界名流對她也都頗為尊重。
相夫教子，當好內助
江冬秀雖是村姑，但是很有見識。嫁給胡適之後，她就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貢獻在“相夫教子”上。胡適在外面忙忙碌碌，家務、孩子等繁雜的事務統統交給江冬秀料理，免除了胡適的後顧之憂。應該說，胡適在事業、學問上的成就凝聚著江冬秀的心血。
江冬秀始終以一個女人特有的細膩關心丈夫的生活，胡適在異國他鄉時更是如此。胡適在美國當大使期間，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來的衣服，發現口袋裡裝著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說：“只有冬秀才會想到這些。”有一次在紐約，胡適把領帶翻過來給何炳棣看，原來，領帶下端有一個小拉鍊，內中藏一張5元的美鈔。胡適說，這是太太非常仔細的地方，即使萬一被人搶了，還有這5元錢可以搭一輛計程車平安回到東城公寓。由此可見，江冬秀對胡適生活上的關心是何等的無微不至。
抗戰時期，物價飛漲。當時胡適在美國，無法定期給江冬秀匯生活費。江冬秀和兩個兒子的生活一度十分窘迫。儘管異常艱難，但她卻精打細算，克服困難，帶著兒子度過了難關。
江冬秀自嫁進胡家，她便很快融入這個大家族中。她不僅孝敬寡居的婆婆，深得婆婆信任，而且善待家族中的每個成員，使大家對她都很敬重。胡適大哥是個敗家子，三哥早逝，二哥境況也不好。所以，胡適侄子的上學費用幾乎都依賴胡適的薪水。對此，江冬秀毫無怨言。胡適的二哥常在胡適家養病，江冬秀總是熱情款待。一次，胡適的三嫂寫信給江冬秀要皮襖子、皮背心，江冬秀手頭緊，就把自己的一件皮襖子拆了改成一件皮背心，又另買一件皮襖子寄回老家。江冬秀雖然長年寓居在外．但她很關心本族的和睦和晚輩的成長。經常寫信囑咐他們嚴守規矩，愛惜名譽，不要敗壞家聲。
江冬秀為人爽直，疏財仗義，樂於助人。只要手頭一有寬裕，總是非常慷慨地賙濟別人。有一次，江冬秀接到胡適匯來的1600元，她立即分贈給同樣急需用錢的親友，其中給羅爾綱夫婦一百五十元，吳晗一百元，借給毛子水一百元，給傭人一百四十元，又給幾位同鄉幾百元，另外還捐給某學堂兩百元。胡適很欣賞妻子的慷慨，在回信中稱讚說：“我很贊成你捐二百元給周先生的學堂。我到歐洲之後，也還要設法寄點錢捐給他。你在患難中還能記得家中貧苦的人們，還能寄錢給他們，真是難得。我十分感激。你在這種地方，真不愧是你母親的女兒，不愧是我母親的媳婦。”
江冬秀深愛胡適，知道書是胡適的命根子，所以也就愛屋及烏地愛上了書。抗戰時期，江冬秀即便逃難也始終帶著胡適的幾十箱書。由於江冬秀的努力，使胡適的藏書在戰亂中得以保全，胡適在信中說：“北平出來的教書先生，都沒有帶書。只有我的七十箱書全出來了。這都是你一個人的大功勞。”
胡適與江冬秀感情很好，經常要江冬秀給他寫信，儘管錯字不少，措辭不當，但胡適仍然予以表揚：“你這封信寫得很好，我念了幾段給錢端升、張子纓兩位聽，他們都說，‘胡太太真能幹，又有見識’。”
江冬秀還有一手擅長做家鄉“徽州菜”的廚藝，尤其會燒“徽州鍋”、毛豆腐等徽州名菜。胡適在美國期間，江冬秀常常請在美國的同鄉和朋友到她家赴“豆腐宴”，使遠離祖國的遊子在異國感受濃烈的親情、鄉情和友情。
江冬秀情繫桑梓，熱心公益，如一九四一年江冬秀回江村探親時，發現從上莊到江村這條古道上的路面多年失修，坑坑窪窪，十分難走。她回到江村後．便慨然捐資修復了楊桃嶺附近的路面三處，還請了監工檢查驗收，至今，當地人們還念念不忘。
剛柔相濟 進退有度
胡適與江冬秀的感情經歷中也曾出現過波折和危機，但都被江冬秀軟硬兼施化解了。胡適與曹誠英熱戀時曾動過離婚的念頭，江冬秀髮現後以攜子赴死予以警告，迫使心慈手軟的胡適卻步。但她深知有理、有利、有節的道理，有一次胡適住院，江冬秀推門進去，看見曹誠英躺在胡適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臉來沒理你們”，沒有大吵大鬧。胡適要為徐志摩和陸小曼主婚，她因猜忌陸小曼鬧過，但最終為要面子的丈夫留了面子。對胡適在異國的女友韋蓮司，她給予理解，尊重丈夫保有這位“精神上的伴侶”。江冬秀識大體、顧大局，剛柔並濟，抓大放小，對原則問題寸步不讓，迫使胡適就範；對有些問題則揣著明白裝糊塗，儘量忍讓，力求保持和維護家庭的穩定，又不致於傷害丈夫的名聲和他人的情面。如對胡適與韋蓮司的關
系，江冬秀沒有大吵大鬧，而是充分理解，不使胡適和韋蓮司難堪。當胡適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後，韋蓮司曾致信給江冬秀表示悼念和慰問，江冬秀認為對這位來自異國“情敵”的慰問應該以禮相待，於是她要兒子給韋蓮司寫了回信，對她表示誠摯的謝意。
大膽潑辣，敢作敢為
胡、江婚後第二年，江冬秀到了北京為胡適主持家務。她雖然是一個身受封建舊禮教毒害較深的小腳女人，但頗有魄力，有才幹，遇事能決斷，具有男子漢氣概。她發覺胡適與曹佩聲有暖昧關係，不是溫柔勸阻，而是抓住胡適愛惜名聲的特點，採取進攻策略，寸步不讓。有次竟拿起裁紙刀向胡適臉部擲去，雖未擊中，但卻迫使胡適與曹佩聲斷絕了關係。以致胡適對她頗為敬畏，公開承認自己是一個怕老婆的人。有一次，胡適的朋友從巴黎給他寄了十枚硬幣，上面有PTT.的字樣，胡適藉此調侃，宣稱要發起組織一個“怕太太協會”，只招收十名會員，以此十枚硬幣作為會員證。胡適還主張新時代的男人要“三從四德”：三從，就是太太命令要聽從、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說錯要盲從；四德，就是太太花錢要捨得、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由此可見，人們說江冬秀馭夫有術，不是沒有道理的。
由於江冬秀剛柔兼備，不僅在家裡能夠鎮得住，她還見義勇為，敢為社會上的弱者打抱不平。如北大教授梁宗岱成名之後，要同他的妻子何氏離婚，與才女沉櫻結婚。梁妻性情懦弱，無可奈何。江冬秀聽說後無法忍受，於是挺身而出，路見不平一聲吼，先將粱妻何氏接到自己家中住下來，給她安慰、壯膽，接著勇敢地將此事訴諸法律，幫她出主意打官司。江冬秀親自到法庭為她辯護，結果使梁宗岱敗訴。這事在當時轟動了整個京城。人們對“小腳女人”江冬秀無不交口稱讚。
抗戰期間，胡適去美國，江冬秀非常同情抗日軍民。1945年春，她從上海回到績溪上莊。當時上莊既有國軍駐防，也有新四軍、游擊隊住，安徽省保四團駐紮在鎮上，常到上莊去抓人，游擊隊員汪木海找她求援，她總是拿起她的名片去保。王必英的家住在革命老區王家莊．敵人把他房屋燒了，又下令捉拿他的母親。王母無處棲身，逃到她的家中躲避，江冬秀欣然接納，給予保護，可見其正義感和膽量非同尋常。
淡泊權勢，討厭官場
江冬秀雖然讀書不多，但她卻看透了官場的骯髒和醜惡。嫁給胡適之後．她始終力勸胡適不要走仕途，不要進官場，只希望胡適好好做學問。但是，由於胡適的名望使他很難跟官場絕緣，有時候身不由主，幾度涉身於政界，做了官場棋局中的“過河卒子”。為此，胡適總是一再對江冬秀表示愧疚。
1928年3月，上海的中國公學發生風潮，校長何魯被迫辭職，學校陷入混亂。校董事會公推胡適出面維持，以平息風潮，被胡適婉言謝絕。
但是，中國公學畢竟是胡適的母校，憑著這份情感，加上校方和王雲五、朱經農等朋友三番五次勸其出山，盛情難卻，他終於答應擔任校長一職。校長本不是什麼官，但就是這，胡適也向江冬秀一再解釋：當這個校長完全是出於報答朋友的信賴，是“逼上梁山”，是不得已而為之云云。
1938年，蔣介石兩次電報給胡適，要他出任駐美國大使。他寫信給江冬秀說：“七月十九我到巴黎，次日即得蔣先生電，勸我做美國大使。二十五在英國又得到政府電。二十七又得到蔣電。我想了七、八天，又同林行規先生細談。他說，我沒有理由可以辭此事。我也明白這是徵兵一樣，不能逃的。到二十七日我才發電允任，二十九日寫信託新六對你說。”“我在這十幾天，遇見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聽了一定很不高興，我心裡也覺得對不住你”。一個多月後，胡適再次寫信給江冬秀說：“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胡適留學歸國時曾發下一願：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這時兩者均末實現，所以說二十一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後來，胡適又寫信給江冬秀說：“現在我出來做事，心裡常常感覺慚愧，對不住你。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在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從不作這樣想。……我感到愧對老妻，這是真心話”。1938年在美國當大使胡適接到了江冬秀寫的白字連篇的信：“我勸你早日下臺罷，免受他們這一班沒有信用的人加你的罪，何苦呢”？胡適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不貪圖榮華富貴，與夫人江冬秀的不斷提醒他“千萬不要做官”和力勸他“早日下臺罷”是不無關係的。
駐美大使，這無疑是令許多官迷垂涎欲滴、求之不得的美差，然而，當時的國家最高元首兩次電令胡適出任此職，在推辭不掉的情況下才不得不勉強從命。為此，胡適竟多次寫信向江冬秀解釋，表達愧意。由於當時處在抗日戰爭時期，胡適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國家“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但“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胡適還進一步給江冬秀解釋：“我們徽州有句古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青山就是我們的國家，我們今日所以能抬頭見世人者，正是因為我們背上還有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我們做工，只是對這個國家，這青山，出一點汗而已。”由於事關國家興亡，江冬秀也不再硬加阻攔。由此可見胡適、江冬秀本心不願做官，但要服從國家、民族需要的高尚品德。
1940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傳出胡適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消息，有人向江冬秀道賀。江冬秀旋即對胡適婉言相勸：“昨天看見孫先生，他開會回來，見我頭一句話替我恭喜，說你就要回來了。我莫明（名）其妙。他告訴我，命你回來做研究院長。我聽了狠（很）不好過。……你要知道，萬一有此事出來，你千萬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軟存（甚）棉花。千萬你的終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點，不要再把一支（只）腳躂（踏）到爛呢（泥）裡去了，再不要走錯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裡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毀在這個年頭上。”
1947年3月5日，蔣介石致函胡適，推舉胡適為國民政府委員。胡適去南京見蔣介石之前，江冬秀再三叮囑：“千萬不可做官。”在3月13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晚八點，蔣主席邀吃飯，先約我小談。我申說我的意見，請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說，你看見我的信沒有？是託何市長轉交的。我說沒有。他最後說：如果國家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我決不會勉強你。我聽了，很高興。出來對孟真說，‘放學了！’”
3月18日的日記中又寫道：“下午四點，蔣先生約談，他堅說國府委員不是官，每月集會二次，我不必常到會，可以兼北大事。我對他說，現時國內獨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蔣先生前幾年把翁文灝、張嘉璈、蔣廷黻、張伯苓諸君都邀請入黨，又選他們（廷黻除外）為中委，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誤了。他承認那是錯誤。但他一定要我考慮國府委員的事。我辭出時，他送我到門問胡太太在北平嗎？我說：內人臨送我上飛機時說：‘千萬不可做官，做官我們不好相見了！’蔣先生笑說：‘這不是官！’”
胡適接受夫人的規勸，兩次懇切堅辭國民政府委員，蔣介石於4月19日覆電照準。
官場是骯髒汙穢之所，像胡適這樣的書生和文人是很難適應的。每當江冬秀聽到一些有損胡適聲譽的流言蜚語時，她既不發火，也不辯白，總是親自出馬或要求胡適的朋友出面力勸胡適借病辭職——咱本來就不想當官，現在辭掉正好！
江冬秀不但不願意胡適為官，也厭惡兒子從政。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致信胡適說：“小三（胡思杜）死沒出息，他要學政治，日後做狗官。”後來，留在大陸的胡思杜非但做官未成，反倒落了個“右派”的頭銜和“畏罪自殺”的惡名，用一根冰冷的繩索結束了自己年僅36歲的生命！
1962年2月24日晚，胡適心臟病復發，在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逝世。江冬秀聞訊趕到，傷心之極，痛不欲生。2月26日，她的長子祖望聞訊從美國趕回臺北，在瞻仰父親遺容，行過跪拜禮後，轉回家中，安慰母親。母子見面抱頭痛哭。後來，祖望幾父親遺囑遺體火化問題徵求母親意見，江冬秀說：“不行．我和你父親曾有約在先，後死者有權決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張棺葬的”。治喪委員會把這個意見轉報給蔣介石，蔣說：“就按胡夫人說的辦吧！”
唐德剛曾說，江冬秀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里，‘三從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後的一位‘福人’！”李敖也曾為此感嘆：“認識江冬秀，才知道胡適有多偉大。”
有人說江冬秀是徽州女人中的另類，她具有“一種凜然不可冒犯的威風”。“在屬虎的江冬秀面前，屬兔的胡適像一隻很乖很聽話的小兔子，什麼時候母老虎發威，小兔子嚇得支楞起長長的耳朵，屁都不敢放一個。”說江冬秀“抓住胡適死要面子想做聖人的弱點，三下五除二就把他製得服服帖帖，也把自己的地位鞏固得牢不可破堅不可摧——文人，特別是那些純粹的文化人，在人世中多半缺乏一種周旋力，甚至他的生存能力遠不如那些小市民。很多時候，胡適在很多方面遠遠不如小腳女人江冬秀。”這些說法雖然有開玩笑的意思，也未必十分準確，但卻反映了胡適、江冬秀的性格。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胡明的出生地離胡適家只有15米，與胡適是同族本家。江冬秀是胡明父母的介紹人和證婚人。他說，江冬秀不一般，她雖是一箇舊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保守。
江冬秀抓大放小、粗中有細、疏財仗義、大氣磅礴的種種事蹟，特別是她對官場的厭惡和對丈夫“千萬不要做官”的勸誡，足見這位小腳女人非同尋常的見識。反觀當下爭先恐後、擁擠不堪的仕途以及買官賣官、骯髒醜惡的官場腐敗現象，實在令人感慨難已。
閱讀更多 齊居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