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反驳我的文章一直都在替我说话，只是结论说“你错了”。而且，这个人好像也没太看懂。
第一，李杨和我希望把外汇储备及其对应的负债移出央行资产负债表，而绝无单纯移出外汇储备之意。
第二，一旦把外汇储备和其对应的负债移出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果央行储备货币是不是8.34万亿，大家都会计算。
第三，如果按照黄奇帆的观点，将外汇储备归到财政去管理，那财政就会发行大量特别国债去购买外汇储备，特别国债发行吸纳市场长期流动性，货币紧缩，央行也必须相应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如果我们假设外汇储备100%转移财政管理，并进入财政外汇投资账户，诸如中投公司，那转移之后央行储备货币还剩多少？8.34万亿对吗？
第四，当美联储缩表开始，中国许多人也在讨论中国央行要不要跟随缩表，这时，央行参事盛松成站出来说：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央行缩表，比如降准，反而是扩张货币。请问，全世界央行缩表都是紧缩货币，为什么中国相反？想过吗？哪出错了？各位是不是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过去央行“升准”——扩表在紧缩货币？这是不是意味着央行资产负债表储备货币中存在水分？请王永利等不要为反对而反对，而是拿出经济学家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精神来。
第五，我和王永利在货币乘数的基本认知上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理论上说，货币乘数还可以称为金融杠杆或货币流动速度，所以我认为，中国M2过高而真实基础货币过少，比然导致真实货币乘数过高，必然会导致中国金融短期化，金融杠杆会“因短而高”，这是必须尽快扭转并有效加以改变的状况。
第六，前政协副主席、国开行行长撰文专门论述了伯南克为什么敢于大规模QE和扭曲操作？因为，伯南克认为，基础货币可类比“国家资本”，大量注入国家资本对降杠杆意义重大。
第七，我们只想指出，央行基础货币供给越少，M2可能越高——因短而高，所以，金融降杠杆应当学习美国，在管住信贷增速（M2增速）的同时，通过释放有效基础货币投放，通过大幅降低货币乘数、降低金融杠杆、扭转金融短期化趋势，让中国金融更加适合长期资本生成，并对资本市场构成有效支持；进而激励股市，通过股权融资规模加大，降低企业杠杆，这才是有效化解中国金融、经济风险的关键手段和政策次序。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就是这样做的，其效果是货币乘数（金融杠杆）从危机之前的8.93倍降至2016年底的2.98倍，耶伦骄傲地指出：美国金融机构来自长期的股权融资增加了一倍，而来自最不稳定的短期批发性融资减少了50%。这不是令人羡慕的真实状况吗？可反观我们自己，去问问银行它们是不是越来越多地依靠最不稳定的短期批发型融资？
第八，M2太高了，继续以哪怕是8%的速度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但沿袭过去的货币政策调节思路和手段，是否可以解决M2过高的问题？M2虚胖是不是巨大金融和经济泡沫？我请大家务必三思。
至于股市下跌的原因，请大家多看几篇我的文章， 。
长期以来，我始终坚持认为，在金融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货币金融占用金融资源越多，资本金融就越是相应萎缩，因为货币金融占用的资源+资本金融占用的资源=全部金融资源（一年期以上为资本、以下为货币）。
近年来，中国金融短期化，货币金融爆发式增长难道不是事实吗？资本市场市值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短期债务（货币金融资源）支撑这不是事实吗？
我一直坚定地主张：资本金融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货币金融只能发挥辅助性功能，但这些年，金融发展本末倒置，货币套利金融极速膨胀，严重压缩资本金融，而且恶性循环，这难道不是中国金融“脱实向虚”的根本诱因吗？
所以，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必须坚守这样的金融原则：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金融为主，债权金融为辅。
为什么债权资本为辅？因为股权资本是债权资本存在的前提，没有股权资本何谈债权资本？所以，包括央行在内的所有金融管理者都应当认真关注股市，而不是仅仅关注货币市场和债权市场。
欢迎真看懂的人批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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