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威廉（William T.Rowe），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當代美國最有影響的漢學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史、城市社會史。 代表作有《紅雨一箇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1967年獲得美國維思裡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英文文學學士學位，1980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82年以來一直執教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現任John & Diane Cooke中國史講座教授、歷史系主任。同時他也是美國《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雜誌主編、美國《近代中國》(Modern China)和《城市史雜誌》(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編委。
1）研究中心：社會史和城市史，緣起如此輕鬆，異想天開，有“美國味”。
1967年，當我從美國Wesleyan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專業畢業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到大學做一個英國文學教授。畢業後，我先到美國海軍部隊服兵役，做信息兵。在一次政府計劃中，我被派到菲律賓，在那裡待了兩年，主要是在電臺工作，負責輪船之間還有與基地的信息溝通，這是我第一次踏上菲律賓的土地。在一個休息日，我向主管告假，去了趟農村。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水牛，我非常驚訝，在我學英國文學時的想象中，在我從紐約長大的經歷中，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動物，它使我對世界的看法和對自己生活的思考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使我不自覺地將所見到的與自己所處的社會時時進行比較。以前，我以為我生長的紐約，我在大學學習的英國文學就是全部的世界，現在我發現那只是一部分生活，還有一種我完全沒有經歷過的生活存在在這個世界上。之後，我決定回去就讀研究生院，並且打算從事東亞地方史的研究，這就是我走上中國史研究的最初原因。我最感興趣的是中國地方史。
2）畢業後的一種途徑：跟著資料走與博士時期的研究興趣走。
在畢業之後的1980年12月和1981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我得到了可以到中國做研究的項目資助，我立刻就去了。首站是北京故宮，因為那裡有關於明、清時期非常珍貴的資料。然後，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最想去的地方當然還是漢口。我的關於漢口的書，也是我的第一本書是1984年出版的。
3）以一個地方點出歷史中被忽略的一大部分，質疑現有的敘述範式，由於現代和當代的大事聯繫在一起；地方小則作長時間跨度；小事件中可以看清楚整個類似事件的發展運作模式，可能濃縮了帝制時代的慣例。
當我在武漢做研究時，我第一次關注麻城，我發現有很多麻城人搬到漢口去。實際上，在十七世紀的明、清時代，由於連年征戰，四川人口大量的減少，大量麻城居民移民至四川。我讀過一本關於中國四川的書，那本書上說，自元朝開始，到明、清幾個朝代，都有麻城人口的流動現象，這是因為那裡有很悠久的暴力傳統。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它屬於“鄂豫皖蘇區”，竟然是一個有七十年曆史的現代中國著名的革命聖地。
生於湖北黃安的董必武，其一生就有很長時間是在麻城度過的，他是麻城初級師範學校的教師。黃安和麻城是毗鄰的縣，這些地方都是革命老區。喜歡研究地方史的我非常想知道：為什麼中國一些特定的地區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暴力？為什麼這些地方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的方式？當把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熔爐——“蘇區”置入一個長遠歷史視野去考察時，中國革命看起來將會有如何的不同？我想，麻城是個很合適作此研究的區域。2004年，我去麻城當地考察，但沒有待很長時間。麻城現在很富裕，很明顯，中國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來建設麻城，並保護好了當地的革命文物。由於漢語說得不是太好，我沒有采訪當地居民，尤其是一些經歷過革命的老人，這個比較遺憾。但我閱讀漢語的能力很好，我翻閱了從1530年到1997年七部麻城地方縣誌，時間跨度很大。我希望通過對麻城從元末到抗戰爆發七個世紀間所進行的長時段考察，對中國農村社會歷史上的暴力現象提供一個宏觀的理解，並把中國革命與其所萌生的土壤聯繫起來，追尋中國農村社會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還有就是麻城歷史上的“名吏”于成龍。這要從麻城歷史上的“東山民變”說起，從中可以看出生態和社會環境怎樣造就了一個地方的暴力行為。“東山民變”是十七世紀七十年代三藩之亂時以麻城為中心地區歷史上的一個插曲，說的是，一個名叫黃金龍的“妖人”多年來往返於各地山區，宣揚反清復明思想，試圖發動一場民變。1674年新年剛過，黃金龍便出現在麻城，揮舞“寶劍”，手持“天書”，宣稱自己通神。東山強權人物劉君孚將其庇護在自己的山寨中，該山寨位於麻城與黃岡縣交界的曹家河村。雖然他有時樂意庇護像黃金龍這樣的亡命之徒，但也會讓手下把一些進入其勢力範圍的匪徒押送報官，以獲官府信任。劉青黎是劉君孚的外甥，熱衷於參與反清活動，據說此人曾拜謁過吳三桂，有可能因此劉君孚獲得吳三桂的偽札，命其在東山起事響應。
隨後，劉青黎利用當年四十八寨反抗的歷史鼓動並依靠黃金龍多年來建立的信眾網絡，有計劃性地尋求鄂東以及豫、皖、贛等省鄰近山寨強人的支持，宣稱這是“官逼民反”。由於劉君孚認為這有助於增強其權威，從而被外甥拉入反叛，據說他間接地控制了數萬人的武裝。關於劉君孚即將起事的傳聞四起，加劇了麻城社會內部的分裂：當地精英與縣衙官吏之間、效忠清廷與效忠明朝的士紳之間、縣城士紳與山寨強人之間、長期不和的山寨之間等等矛盾開始激化。起事計劃被另一山寨的仇家報官，劉君孚不得不倉促起事，而其他各寨主，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起事者，都率眾退入山寨。麻城的官吏在得知“東山民變”發生後，猶豫不決，竟在縣城坐等有可能發動的圍攻。
1674年仲夏麻城民變醞釀之時，湖北巡撫張朝珍將於成龍從鄂南召回以平息叛亂。於向各寨堡主發佈一系列告示，保證不會派大軍圍剿。張朝珍接受于成龍的建議，宣佈赦免悔過的士紳。在記述招撫5月劉君孚起事的官方文書中，于成龍幾乎沒有提及劉君孚的反對清政府行徑，以免妨礙對劉君孚等人的任用。他也沒有提及“妖人”黃金龍，更未提劉君孚助黃金龍潛逃，以免將劉君孚與三藩之亂聯繫起來。但對於人數眾多的“叛僕”參與，于成龍要求奴僕忠於主人，嚴厲懲罰俘獲的叛僕。于成龍的新盟友劉君孚和其他地主武裝幫助鎮壓反叛，成千上萬的叛民及其家人被殺。雖然于成龍一再要求他們不要濫殺，但收效甚微。10月底于成龍抓住了黃金龍，為平亂劃上圓滿句號。于成龍將他問斬，砍下頭顱送武昌邀功。11月，于成龍在黃石鎮召集百姓，告諭民眾：“龜山已平，龍潭已清。既耕且織，萬世永寧。”
平定“東山民變”之功，成為日後對於成龍供奉祭祀的主因。從乾隆朝以降，于成龍的事蹟就被列入方誌，歷次編撰者不僅強調于成龍短期內平亂的謀略，而更頌揚其依靠當地民團挽救麻城，避免了朝廷對地方的重賦。為紀念于成龍對“東山民變”的理智處理，當地人修建了於公廟，還寫了大量關於他的詩歌，其事蹟廣為流傳。正如1935年縣誌編撰者所聲稱的那樣，于成龍深受民眾愛戴。然而，也有歷史編撰者認為1674年的英雄並非于成龍，而是堅持反清最終失敗的義軍領袖鮑世榮。儘管歷次精英所編寫的方誌對他並不青睞，但其英勇反抗的傳說還是被傳頌下來，後來還被社會主義史學家重新定義為“農民起義”領袖。事實上鮑世榮出生麻城望族，很難被看做是農民。
就這樣，地方文化、集體記憶、歷史根源共同推動了這一地區的暴力傳統。不僅僅是于成龍這樣的官方人物，即便如鮑世榮那些反叛者也都被紀念，民歌、地方戲都為這一傳統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以來的歷屆政府官方史家、方誌編撰者都不斷地強化這種暴力傳統，他們的歷史敘述和研究經常各有其目的，將歷史人物貼上各種英雄和盜匪之標籤
4）中國研究go regional 可能是未來的趨勢;歷史記憶要分清楚是地方的還是國族的。
第二個是政治文化。麻城歷史上存在很多有暴力傾向的強權人物，民間有紀念他們的傳統，迄今為止我不認為這種情況有多少改變。地方文化、集體記憶和當地歷史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麻城的一種暴力傳統。在當地民間傳說和歷史遺蹟中，流傳著許多有關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誌編撰者也為各自的政治目的，時而把其間的人物描繪為英雄人物，時而又把他們貶斥為盜賊土匪.
能否具體談談您在研究中發現的人們的歷史記憶有什麼有趣的地方？那些不斷撰寫的地方誌和其他文化記憶載體，如民間歌謠、傳說、地方戲、詩歌、武術和民間宗教傳統，還有各種歷史遺蹟與遺址，它們共同建構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暴力文化？
羅：通過研究，我感到麻城的暴力傾向是為晚期中華帝國和民國的官員和文人所欣賞的。這種欣賞與大眾文化和大眾宗教相聯繫，並與集體記憶、地方史的記載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在麻城歷史上，有兩個特殊的暴力文化模式，一是崇尚英雄、武俠、好漢；二是對鬼神的敬畏。在《紅雨》裡，我試圖通過分析歷史記憶，觀察一個事件是怎樣被記敘的，怎樣傳下來的，又怎樣為人們所解讀的。不同的記敘、傳播以及解讀反映了人們的政治目的和現實語境。
5）講故事，敘述歷史與科學的分析有別；有無事件的歷史，有趣。
《紅雨》是一本“敘事史”（narrative history），採用了編年史的方法，傾向於文學式描寫，而非科學性的分析。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特殊的人的經歷及其複雜性上，但我並不認為它是一本微觀的社會史，因為它研究的是一個時段，而且麻城的人口也有幾十萬。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以中國幅員之遼闊，麻城的確又只是一個小地方。所以，這本書也是一部地方史，用長時段的眼光可以同時揭示一個小地區的文化持續性與歷史演變、身份認同、城鄉關係、地方社區認同、對外部控制的抵制、霸權與受制系統、集體行為發動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的話語等。我很關注普通人們的生活，力圖理解他們的經歷，但不是撰寫“沒有事件的歷史”，而是對地方的重要事件進行了系統研究，從元末的紅巾軍、明末的白蓮教、清軍入關、清初的三藩之亂、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和捻軍起義，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國民革命、三十年代的國共內戰，均不曾遺漏。我希望這種努力能使讀者感受到中國歷史在“現場”的意義。
6）某位學者的“書評”。
以說這是一本微觀歷史與地方史有機結合的書。對長時段歷史場景的展示、對事件的細節描寫、對資料的深入挖掘和熟練運用以及從“小歷史”觀察“大歷史”的眼光，無一不顯現了作者精湛的歷史寫作技巧和對歷史的深刻認識。無論是對政治史、社會史學者還是一般歷史愛好者而言，這本書都為他們理解中國革命、政治演變及其歷史土壤提供了清晰而深刻的研究個案。
美國中國史研究的多元化
1）羅威廉談到對自己的定位，我依然認為自己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史學家”，我對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和社會運動十分感興趣。但是我也對這一結構層次下的經濟結構、官僚機構以及文人在社會決策中發揮的作用、他們的文化態度，還有其他一些被排斥在“社會史”範疇以外的方面感興趣。
2）對陳宏謀的研究：窺探“盛世”官僚治世態度及政策
最近您剛完成一部討論18世紀清代政治精英覺醒的著作《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您可否簡單談談該書的主要觀點？
羅威廉：很長一段時間裡，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晚期中華帝國是一個“停滯”的社會。比如中國史學家的“閉關自守”論，黑格爾的“一個沒有歷史的文明”論，馬克思的“密閉在棺材裡的木乃伊”論等。這些觀點都認為中國處於王朝興替的循環中，沒有什麼進步，對此我認為值得商榷。
《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是一本研究陳宏謀（1696—1771）的專著，與清代其他地方官員相比，陳宏謀任職時間很長（從1733年到1763年整整30年）、任職地點很多（歷任不同區域的10餘省的道臺、巡撫、總督等官職）。而且，作為一個官員的他不僅有著驕人的政績，也有著標杆性的意義，堪稱典型。我希望通過對陳宏謀仕途的研究，找到一個“窗口”，使我們得以窺探身處所謂“雍乾盛世”官僚們的態度及其政策，瞭解造成這種盛世局面的因素，尤其是探究正統精英的思想狀況，從而回答一些諸如在天子統治下的社會中什麼才是恰當的角色這一類基本問題。
陳出生在非常偏遠的桂林。他一直崇尚理學，抱有十分務實的思想，胸懷著“經世”之道，希望世界變得更有序。他撰寫了53篇著述。雖然他從政生涯及能力與同時代的其他官員並無太大差別，但是陳的經歷和對自己使命的理解卻勝人一籌。他在不同地區任職期間，都採用了一些非常積極的政策以滿足帝國快速的人口增長的需求，並努力實現經濟繁榮。具體包括通過技術及國家投資使農業增產，主要有用於旱澇期間保證灌溉的水利工程，將勞役改為僱傭勞動力，允許土地、勞動力、私人資本及其他資源轉向產出最大的領域。在為商人提供更大對外貿易空間方面，他是一個謹慎的倡議者，這不是簡單的“放任主義”。陳十分積極地尋找有效途徑，將國家資源投資於市場，從而影響市場，使之為公益服務。
在文化方面，他反對冒險地向內地擴張，同時，他卻又積極地在諸如雲南、貴州及其家鄉廣西等地推行一項“文化任務”（特別是漢化）。在他看來，這些地區是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在性別問題上，陳一方面持傳統保守觀念，但同時他也強烈倡議實施婦女教育，並且十分反對買賣婦女。當時存在婦女被商業化的現象，即族內長者買賣婦女，這在他看來是對基本個人人格的侵犯。
簡言之，我認為陳既代表道德保守主義，又代表他所處時代進步的社會經濟思想。
3）您如何評價美國當前的東亞研究？
羅威廉：美國的東亞研究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興盛過。目前的東亞研究始於20世紀70年代越南戰爭初期，這是“起飛”階段。隨著中國對外開放，以及此後中國經濟和亞洲其他地區經濟的大發展，美國學者對東亞研究的興趣空前高漲。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的中國史課程的變化也是一種側面的印證。在80年代，聽課的學生有三四十名，如今已近百名。同樣，我們開設的日本史課程也出現了人滿為患的現象。其中，一個關鍵的變化是語言訓練質量的飛躍。過去，學生們有些甚至到了研究生階段才開始學習中文，這十分吃力，我自己就覺得當時學習中文很吃力；如今，很多美國本土出生的本科生的中文就能說得相當地道，他們從高中甚至更早階段就接受中文課程——我在他們這個年齡是沒有這個機會的。
閱讀更多 明德史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