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时，我正在平江七中读初中二年级，时年15岁。记得是下学期开学不久，学校便“停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运动”兴起，“革命大串联”风靡全国。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举国沸腾，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向首都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毛主席先后八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我当时虽说是一“懵懂少年”，却有幸参与其中，亲眼目睹了毛主席的伟人形象。如今，半个世纪一晃而过，当年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回忆起来仍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当选“代表”
1966年11月初的一天。平江七中已经停课多时的教室里突然又坐满了学生。此时的我们大多戴着“红卫兵”袖章，虽一脸稚气却一个个精神满满，无不透出一股“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神气。全班50多个学生，分属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平素相互不大买账，此时却又重新坐到了同一间教室，为的是“角逐”为数不多的“赴京代表”。
原来，不知当时是哪里下了一个通知，要挑选一批红卫兵小将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名额有限，至少是“十里挑一”，条件为“根正苗红”。听说是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哪个不想去？其竞争程度可想而知，加上当时学校领导、老师都已“靠边站”，争来争去只好票选，记得全班好象选了四五个同学，我是其中一名，有幸当选为“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代表”。
当选为“赴京红卫兵代表”后，上面“至今也不知是哪个方面哪个层次哪个部门”只通知“每人自带几斤炒米粉”。这个今天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却让我为难了。因为我是一名孤儿，父母双亡，吃住在学校，到哪里去弄几斤炒米粉？好在我们班的班长廖顺清（也是“赴京代表”之一）知道后，大方地的邀请我同回到他那在福寿山脚下的老家，和家里的人说明原委，由他奶奶掌手给我们炒了几斤米，然后两人一起动手用石磨磨成粉，分装两袋，各自揣着踏上了进京的旅途。
赴京途中
六十年代，交通不方便。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山里娃”大多都没坐过汽车，也很少到过县城，冷不丁的一下要坐火车上北京，别说有多新鲜与兴奋了。各中学的“进京红卫兵代表”到县城集中后，几辆货车把我们送到汨罗一个叫“白水”的小火车站，在铁路边一个仓库里住下，说是在那里等火车上北京。记得好像等了二三天，反正炒米粉快吃完了，终于等来了一列硬座列车，听说是专门来拉湖南的红卫兵代表的专列。
大概因为是“专列”，不能像普通列车那样按时正常运行，一路上走走停停，在岳阳就停了大半天。好不容易进了武汉站，情况一下发生了变化。只见武汉火车站的站台上，人头攒动，全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各种口音的都有，一下就把我们的“专列”围住了，二话不说就从车窗爬进来，没多久就把车厢里挤满了。我见势不妙，只好爬到行李架上去了，好在那时个子瘦小，躲在那个空间里低着头还可以坐，等到“专列”再开动驰离武汉站时，我坐在行李架上看了看脚下的情形，只见车厢里挤得满满的，就连茶几上、过道中、厕所里都是红卫兵。我粗略的数了一下，足足有三百人，而那车厢的门框上赫然钉着一块牌子“定员108人”。随着列车行进的晃动，车厢里就应了我们平江一句老话“像是摇签筒”，尖叫声不断……。我暗自庆幸自己机灵，爬到行李架上坐着，虽说伸不了腰，却免受了拥挤的罪，困了还可以往后靠靠背。
记不清在行李架上脚不沾地的“窝”了几天几夜，列车终于进了北京站。我刚一踏上站台，不觉双膝发软，差一点就跪下去了，心里自嘲地想道：“刚进京城，还没见到毛主席，怎么就要叩拜了？”
天坛轶事
1966年11月的北京，满城尽戴红袖章。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全国各地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人实在太多了，能住人的地方都派上了用场，就连公园的空地上都搭起一幢幢竹席帐棚。
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天坛公园红卫兵接待站的竹席帐棚里。一个竹棚能住好几十个人，差不多一个排的规模，入口处标上编号：“湖南师××团×营×连×排”。而且，每座竹棚配两个解放军战士担任正副排长，负责我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有关准备工作和日常生活。
竹棚里中间一个过道、三面统铺，离地几寸高。红卫兵们每两人合用一床被褥，顶足而眠。那时，我和学友余新仁玩得好，就自然滚在一起了。赴京前，余新仁悄悄告诉我，他爷爷余光文是一位将军，在军事科学院工作，这次进京想去见爷爷。因此，我俩瞅了一个机会，来到了一个小邮局拿着他爷爷的寄回家后的一个信封，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用拨号的电话机拨了好几次，可总是接不通。余新仁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着急之余，我看见邮局墙壁上贴着一份告示，好像说市里寄信是3分（4分）邮票即可，因此建议余新仁改用写信的办法联系。于是，余新仁在邮局的铺台上写了一封短信：“爷爷，我到北京了，住在天坛公园某号，孙儿新仁”。当晚闲着无事，我和余新仁在铺上打闲，我用被褥将他蒙住，压在上面当马骑，正闹得欢，只见我们驻棚的解放军战士领着一个穿四个兜的军人进棚来。那军人手里拿着一张纸，问平江的余新仁在哪？我指着被褥里说：“在这里”。待掀开被褥，余新仁早正憋得满脸通红，迷迷糊糊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吓了一跳，急忙拍了拍他的脸，大声说：“新胖子，你爷爷来了！”余新仁睁开眼问，真的，在哪啊？那军人见状说：“小余，你爷爷派我来接你了！”余新仁听了，一骨碌爬起来，立即跟着那军人出门了。
几天后，余新仁回来了。一身四个兜的军装，脚蹬黑皮鞋，只是没佩戴帽徽领章，简直叫人羡慕死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那个鼓囊囊的军用挎包里装满了香肠、苹果。搭帮我和余新仁是好朋友这层关系，十五岁那年我知道了香肠和苹果是什么滋味……
难忘时刻
在天坛公园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搬到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的一栋宿舍楼里，条件比住竹席棚子好多了。这期间，我们白天外出串联，进清华、入北大，游故宫，逛北海。一到晚上，就到东单、西单去看大字报，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有一天，带队的解放军排长突然通知我们：大家作好准备，吃饱喝足，系紧鞋带，整队到天安门广场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这一天是1966年11月26日，北京天气晴朗。我们跟随领队的解放军战士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左侧观礼台不远的地方，面向广场，背靠红墙，列好队形。我个子小，被安排站在第一排的位置。极目望去，只见天安门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俨然是一片红海洋。
也不知等了多久，天安门城楼那边传来扩音声，喇叭里有人在拉长着声音说话，据说是“林彪副统帅”在发表重要讲话。我光顾着激动，不见其人只闻其声，讲些什么并没听进多少，至今印象模糊。
又过了一阵，扩音声停了。天安门广场上一阵骚动，欢呼声四起。我正诧异着，只见一辆竖着几根天线的敞篷吉普车，从天安门城楼那边沿着检阅大道开了过来，车上传来一个清亮的女声，一遍一遍地高喊着：“红卫兵小将们，毛主席来看你们啦！”顿时，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惊天动地！此时的我只觉得头皮发紧，一股热流流满全身，一边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一边狂热地高呼着口号，忘情地融入到了欢腾的海洋之中……
欢呼声中，一个敞篷吉普车队出现在检阅大道上，从天安门城楼那边朝着我们缓缓开来，领头的敞篷车上，出现一个高大伟岸的身影。“毛主席来了！”我站在队伍的前排位置，因此看得更清楚些，远远看见毛主席身穿军装站在敞篷车上，左手扶着栏杆，右手高高举起，显得那样高大，那样魁梧！在毛主席站立的敞篷车后，有两个敞篷车队，分别是周恩来、林彪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的一些人。我只顾目不转睛的望着毛主席，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由远渐近，由模糊渐清晰。当敞篷车队来到我们湖南红卫兵的地段时，毛主席突然取下头上的军帽，朝我们挥舞着，和我们互动起来……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多么难忘的时刻！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那场景深深映入我的脑海，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接见活动结束后，我们回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在北京体育馆前，拍下了一张照片。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至今还保存着，虽说过去了半个世纪，照片很小并已发黄，但我仍然认出那个满脸稚气，刚满15岁的我！
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事，也要忘却不少事，但有些事是永远也忘却不了的。光阴荏苒，五十年一晃而过。当年满脸稚气的红卫兵小将，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了。回首往事，一生中真正值得记忆并为之激动的经历又有几多？我想这“五十年前见到了毛主席，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了——至少，我自以为是”。
（作者系平江县政协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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