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三月發生的北來太子事件，成為左良玉起兵東下“清君側”的最佳理由。在弘光時期發生的“僧大悲案”、“童妃案”、“假太子案”三大案中，以“假太子案”最為著名，在當時影響也最大。“假太子案”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團，沒有確切的定論。弘光帝、馬士英等認為太子是假冒的，為了平息外廷的輿論，對自稱是太子的人進行會審，結論仍然是太子非真，此人是王之明假冒的，然而會審過程及結論疑點重重，難以使人信服。馬、阮集團柄政以來，政治日益腐敗不堪，廣大士民對馬、阮集團及朝廷早已怨恨不已，以期望能改變現狀，而北來的太子事件恰好給百姓的這種心理燃起了希望之火，弘光朝廷對太子案件的審問又疑點重重，更加使人們相信，這是弘光帝與馬士英等人的陰謀，以便陷害太子來保住帝位及權勢。當然，弘光帝與馬士英等人是不希望看到真的太子出現的，因為太子是崇禎帝的合法繼承者，論序當立，必然危及自己的統治。百姓也洞悉這種心理，於是，民間有關太子是真的輿論愈傳愈廣，甚至連很多文臣武將也認為太子是真的。形成了“太子一事，朝廷之上皆曰偽，草野之間皆曰非偽;在內諸臣皆曰偽，在外諸臣皆曰非偽”的局面。
左良玉則上疏請保全太子，同時對弘光朝廷興師問罪，謂：“太子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
左良玉雖然利用太子事件來作為起兵東下“清君側”的藉口，但也不排除左良玉對崇禎帝的忠君報恩思想。崇禎十七年)三月，崇禎帝死前， “詔封左良玉為寧南伯，畀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武昌”，所給左良玉恩封，在明代武臣中確實罕見，足以使左良玉感到崇禎帝的恩寵。而崇禎帝封左良玉為寧南伯， “寧南”二字，似有寓守護江南安寧之意。明朝北京中央政權滅亡後，左良玉的部將因此才有“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之語。
崇禎帝自殺殉國後，左良玉以崇禎帝的維護者自居， “三軍縞素，率諸將旦夕臨”，來弔唁崇禎帝。弘光朝成立之初，當部將勸左起兵東下之時， “良玉拊膺而號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變以自利也。封疆之臣，應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為效，有過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盡出索藏金銀財物凡二三萬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家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於是良玉哭，諸將噭然皆哭”。良玉以先帝之恩來勸說諸將，可見其對崇禎帝仍然懷著尊崇之意。當左良玉聽說太子在南京受到迫害時，難免把對崇禎帝的尊崇之意移情於太子身上，認為解救太子即是報先帝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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