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老照片
“樅陽出人，桐城出名”一說，在坊間流傳甚廣，也是地方常見的閒聊話題，堅稱此說不成立者有之，為之共鳴的也大有人在。
樅陽、桐城之間，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話題呢?對樅陽、桐城最熟悉的是“百度”先生，坐下來研究“樅陽”“桐城”的人並不是太多，“百度”與“百搭”便有了一字之差。
●藝術
“百搭”也是有原因，不完全是太閒影響身體的“局部地區”。樅陽、桐城的區劃變更，複雜而特殊，人文的影響說一點沒有也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真正將其正了八經作為一個學術課題，有激情的專家估計又不多。
藝術
現在的“樅陽”與“桐城”，在當代中國近三千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中，都算是“年輕人”。現在的樅陽縣，復置於1955年，勉強63歲；現在的桐城市（縣級市），獲批於1996年，勉強23歲。民國以前，今樅陽、桐城兩地實為一縣，這個意義上的“樅陽”或“桐城”明顯又是“老同志”。
●藝術
到底是“年輕人”還是“老同志”?主要面對具體的歷史，縣名的內涵，不能以“樅陽”“桐城”一言以蔽之。或縣名“樅陽”，或縣名“桐城”，只是歷史上縣名的概略表述，兩千多年裡縣名其實屢有變更，只是冠名以“樅陽”“桐城”為主。曾經使用的其他縣名，已經很少為他人熟知。
●鄂君啟節
歷史上的樅陽縣，始置於漢元封五年（前106年），郡縣制背景下，立縣算是比較早了。“樅陽”一名，更始見於戰國時期的楚懷王六年（前323年）的“鄂君啟節”，是一枚銅錯金的金屬製品。樅陽縣名，像一種活性較強的“金屬元素”，現在的樅陽縣又於2016年由安慶市劃歸銅陵市。老是變來變去，學化學的學生最怕的就是這個。唐至德二年（757年），這個縣的縣名改成了“桐城縣”，直到民國期間。
●藝術
歷史上的“樅陽”“桐城”實為一縣，且地域廣大，甚至包括現在的安慶市區。宋前的地方史料不是太詳盡，南宋時期的桐城、懷寧兩縣之間，見有一次較大的區劃調整；近當代的桐城、樅陽兩縣與安慶郊區之間，也可見數次區劃變更。嚴鳳英的老家桐城羅嶺，現在即屬於安慶市宜秀區。歷史上“樅陽”“桐城”的縣境，總體上是在不斷縮小，現在“樅陽”“桐城”兩地的地域面積總和，明顯小於歷史上的疆域。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的“樅陽”，不等於歷史上的“樅陽”或“桐城”；現在的“桐城”，也不等於歷史上的“桐城”或“樅陽”。信息時代，“樅陽≠樅陽”“桐城≠桐城”式的或“計算機語言”，倘若草率地機械寫入，很可能造成“系統崩潰”。
●藝術
當年在桐城上學時，一次考試匆匆答題，將“√㎡=m”寫成了“㎡=m”。老師說：“我知道你當時想的是對的，但沒有這樣的邏輯概念，‘m’是‘m’，‘√㎡’是‘√㎡’，就憑這個‘=’，這題就該打‘×’！”
安慶樅陽門
古今“桐城”與古今“樅陽”的邏輯概念也是這樣，看到相同的兩個字就急著劃“=”，老師的大紅“×”必然在等著。但是，漢代沒有“桐城”，“桐城”有漢代；清代沒有“樅陽”，“樅陽”同樣有清代。漢唐宋元，明清民國，對“樅陽”“桐城”來說都不存在“斷代”的問題。“樅陽”“桐城”原本一家，凡此種種，都是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即便是老師的紅“×”，也只能畫在歷史虛無主義上！
●地圖
古今“樅陽”“桐城”概念上的變化，原因即是區劃變動與地名變更，且兩者歷史上都曾經發生。中國歷史上的區劃變更並不鮮見，也很正常。但歷史上相關的區劃變動，相鄰地區切一塊、補一塊的多，像“樅陽”“桐城”這樣，變更後又成了桌子、板凳一樣高的兩個縣（市），則不是很多。正是由於這種變化，對今天的“樅陽”與“桐城”顯得有些微妙。“東流縣”與 “至德縣”合併成了“東至縣”，並且還在安慶、池州兩市之間劃來劃去，根本就沒有“樅陽”“桐城”問題這麼複雜和特殊。
安慶
複雜性與特殊性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呢?西漢置縣以來的兩千多年裡，縣名叫“樅陽”時，地域顯得有些沉寂；縣名叫“桐城”時，地域顯得相當輝煌。尤其是明、清時期，“文章甲天下，冠蓋滿京華”，“桐城”之名世人矚目。這種輝煌，通常被描述為“桐城文化”，甚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藝術
沉寂也好，輝煌也罷，其實都是同一方土地，更名與土地則沒有關聯，文化同樣不是改名改出來的，“姓名測算”多半屬於騙人的勾當。從地方更名的概略中可以看出，歷史上“桐城文化”的輝煌，其實是由今天“樅陽”“桐城”的先賢們共同創造的。當代著名學者吳孟復先生曰：“樅陽，學術之府，氣節之鄉，詩歌之囿也。”樅陽文化與樅陽大地，在學者的眼裡是客觀而明晰的，不是民間的“一捆柴”思維。專業與業餘之間，有云泥之判。
銅陵
今天“樅陽”“桐城”的歷史，多數人並不洞悉。尤其是在業餘文史愛好者中，以為現在的“桐城”與歷史上的“桐城”是一個概念，歷史上的“桐城名人”等於現在的“桐城名人”；現在的“樅陽”與歷史上的“樅陽”也是一個概念，歷史上的“樅陽名人”也等於現在的“樅陽名人”。吳漢卿先生所言的“樅陽出人，桐城出名”，蘊含著這種區劃與縣名變更形成的史學課題，而不能簡單地解讀為鄰縣（市）之間狹隘的“名人之爭”。
●藝術
“樅陽出人，桐城出名”一說，是否成立呢? “樅陽出人”與“桐城出名”，二者是密切關聯的，也是相互獨立的。應該肯定的是，這些都是一種客觀存在：無論是“樅陽出人”，還是“桐城出名”，以及“樅陽出人，桐城出名”。
藝術
明、清時期的桐城名人，不論是出自今天的桐城還是樅陽，其鄉貫都只能表述為“桐城”，這是史學規範的要求，後人最多隻能作出相應的註釋。搞地方史研究，跟棋牌室打麻將沒有多大本質上的區別，都要遵守既定的規則。沒有規則的遊戲，難免就出現爭吵，甚至會讓警察出來“幫忙”。
●安慶師範大學公示
不妨看先看看這則公示，安慶師範大學新近發佈的。吳功華先生研究的課題，是《明清時期桐城青山何氏家族文化》。“青山何氏”中的中“青山”，不是泛指“綠水青山”，而是實指，即今樅陽縣樅陽鎮境內的何家大青山。“青山何氏”，為什麼被表述為“桐城”呢?因為這是“明清時期”。吳功華先生是哪裡人並不重要，其治學態度是嚴謹的，表述是正確的，同樣也是規範的，他作為桐城人要這麼寫，他作為樅陽人也要這麼寫。
●樅陽青山石屋寺
何如寵是明季大學士，崇禎年間的內閣群輔，俗稱“宰相”，是“青山何氏”的傑出代表。研究歷史，前提是尊重歷史，樅陽諸多歷史名人的研究，都會像何如寵研究一樣，如錢澄之、吳汝綸、史尚寬、章伯鈞等，客觀上都會帶來“桐城出名”。這是學術的嚴謹性，而不是桐城人的主觀隨意性。
老照片
樅陽當代名人中，類似的現象同樣客觀存在。饒有趣味的是，文化部長黃鎮是樅陽縣橫埠人，離開家鄉時縣名“桐城”，回到家鄉時縣名“樅陽”。黃鎮部長回鄉時，同樣專程去過桐城。黃鎮部長還治有一方印，文曰“桐城樅陽黃鎮”。
●黃鎮印文
“桐城出名”是客觀的，“樅陽出人”也是客觀的，這本是桐城、樅陽文化昌盛的客觀反映，兩地人文血脈相連的具體表現，無可厚非。就這一地域而言，地域文化的出現是必然的，地域文化中“樅陽出人，桐城出名”的現象則是偶然的。因為這僅僅涉及地域冠名的時間順序，倘若漢代冠名“桐城縣”，唐代更名“樅陽縣”，“樅陽出人，桐城出名”現象，就會成為“桐城出人，樅陽出名”，等等。
一些業餘性質的地方史愛好者，試圖論證“樅陽出人”一說不能成立，但始終又不能避免兩個基本的誤區：
老照片
其一，邏輯上的錯誤。這類邏輯論證，通常選擇廣為人知的“桐城三祖”為論據。實際上，“桐城三祖”是不是樅陽人，並不能推論出“樅陽出人”的成立與是否。簡單枚舉，是一種不完全歸納推理，有什麼要求，邏輯學老師應該講過，這裡沒有必須重複太多。單就“出人”“出名”之說，歷史上的桐城名人，其實遠非僅為“桐城三祖”。這種言說，似乎對“桐城三祖”又有些不恭。
姚鼐灑金箋本鏡片
“桐城三祖”，指的是“桐城文派”中三位經典作家方苞、劉大櫆和姚鼐。一些地方文史愛好者認為：方苞是江寧（今江蘇南京）人，姚鼐是桐城（今桐城市）人。“三祖”之中，只有一個劉大櫆才是樅陽人。意思是說，“桐城出名”現象， “樅陽出人”也只出了三分之一。需要知道，即便是“三分之一”，也是一個常數，並不等於“1/∞”，這方面的責任歸數學老師。
桐城
但這一論題的正確答案，並不真的就是“三分之一”。認為方苞是江寧人，是業餘研究者的低級錯誤，也是歷史常識缺失的表現。方苞、劉大櫆與姚鼐，三者都是清桐城人，學術上並沒有任何商榷的餘地，更算不上今人的“新發現”。即使“桐城三祖”中沒有一個“樅陽人”，這也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論證錯誤。論據錯誤，論證就沒有任何意義。
歷史名人的“里居”，是可以作為歷史研究課題的，並且具有學術意義，但學術研究不是想當然耳。
●藝術
其二，常識上的錯誤。地方文史愛好者，多少知道一點 “桐城三祖”，完全熟悉肯定是談不上的。就基本的史學常識而言，方苞、劉大櫆和姚鼐到底應該歸於哪裡人呢?
《清史稿·方苞列傳》載：“方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
江南省造光緒元寶
“江南”，是指清初的江南省，後析為江蘇、安徽二省。《清史稿》不寫“方苞，字靈皋，安徽桐城人”，這就是史學規範。事實上，“清史館”成立時，“江南省”已經被區劃了，儘管總纂清史的馬其昶是安徽桐城人，但壓根就不會考慮“安徽出人”，勢必帶來“江蘇出名”的問題。馬先生最感冒的，就是“兒童之見”。
馬其昶先生
地方文史愛好者，為何認為方苞是江寧人呢?因為方苞確實出生於江寧府，江寧也確實是方苞的主要生活地。說方苞是江寧人，不是子虛烏有，而是空穴來風，但絕對“違法”！
公安部公通字[1995]91號文件規定：公民的“籍貫”應為本人出生時祖父的居住地（戶口所在地）。方苞出生時，其祖父的居住地也是江寧。
江寧
但是，公安部的規定對大清國是完全無效的。清人必須遵守的，是《大清律》。方苞的籍貫，不適用公安部的規定。
清代的“籍貫”，跟公安部所說的“籍貫”，也不是一回事。清代的“籍”，指的是“役籍”；“貫”，指的是“鄉貫”。役籍，是“職業身份”劃分，大約相當於當代戶口類型中的“農業”與“非農”，沒有任何地理意義；“鄉貫”，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佔籍”的地方，與一個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也沒有絕對的聯繫。公安部所稱的“籍貫”，只相當於清代的“鄉貫”，或曰清代“籍貫”的一部分。
●方大美進士登科錄
方苞家肯定是有“戶口本”的，即“戶帖”，但不知被弄到哪裡去了。這裡，有一份明代桐城進士方大美的“進士登科錄”。從這份登科錄上可以看出，方大美“貫直隸安慶府桐城縣，軍籍。”簡單的說，方大美是明桐城人，“職業軍人”家庭，他們家不需要交“農業稅”，盡到服“兵役”的義務就行了——古代“籍貫”的概念，大約就是這個意思。“進士登科錄”與“戶帖”上的相關內容，不會有實質性的衝突。方苞與方大美，同屬“桐城桂林方”，二者的“戶口本”應該比較接近。
老照片
方苞的科舉經歷，是從“秀才”一直考到了“貢士”，但最終沒有成為“進士”。後來被剝奪功名，也不是“籍貫”存在問題被人舉報。方苞的科考經歷中，“秀才”佔用的是桐城縣名額，“舉人”佔用的是江南省名額。“鄉貫”對方苞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當代的“高考移民”，相當於古代科考中的“冒籍”，但二者的性質差別極大。“高考移民”是“違規”行為，科考“冒籍”則是十分嚴重的“違法”行為，輕則取消錄取資格，殺頭也是有可能的。方苞不可能冒充“桐城人”，桐城人也不會太紳士而不舉報方苞“違法”，白白損失一個秀才名額。因為存在法律的前提，方苞便是“法定”的桐城人，而不因其出生、生活在江寧，就變成了江寧人。這與當代有人父親在南京當老闆，自己出生在南京某婦幼保健院，最終上不了南京戶口有點相似。
方苞是清桐城人，還有一點與姚鼐完全相似。
麻溪河
姚鼐一世祖居住在桐城麻溪（今樅陽錢橋），五世祖姚旭遷居桐城縣城（今桐城市區）。這種縣內的遷徙，明顯不影響姚鼐的“鄉貫”，也不影響這個家族的“地望”。
議論歷史，首先要熟悉歷史，起碼要對古代的制度與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所瞭解，不能以今證古。古人的財產與收益，主要來自田產，姚鼐家族的遷居，並不意味著“不動產”的變更，除非有確鑿的“魚鱗冊”予以佐證。方苞家族遠遷江寧，數代之後，仍舊保留著今樅陽境內的田產等，方苞本人不僅回家鄉參加科考，也曾親自回鄉處理田產，這在方苞的著述中都有明確的記載。
傳統祭祀
傳統社會，是基於宗法制度的。縉紳階層的生活方式，及其社會生活與社會影響力，既體現在其居住地，主要還是在其宗族之間展開。不是現代社會，帶上半張紙的介紹信，戶口一轉，再在哪裡買個房，就跟原單位毫不幹聯了。
藝術
古代國家成文法與宗族習慣法，足以確認姚鼐為今桐城的先賢，也無法排除姚鼐不是今樅陽的先賢。除了上述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原因，古人同樣有“政治權利”的。傳統社會中，最重要的“政治權”是“祭祀權”。姚旭後裔如果出現財產繼承、宗祧繼承之類的問題，並不適用“就近原則”，而是依法立嗣，實現“立煙續脈，頂替銀糧，上墳拜祖”。姚鼐的墓地，在今樅陽縣義津鎮阮畈鐵門口。通俗地講，這裡是姚鼐家族的“祖墳山”。“祖墳山”儘管不是耕地，但在傳統社會比耕地更重要，是“財產權”“政治權”的集中體現。作為地方文史愛好者，為什麼要憑空剝奪古人的“財產權”與“政治權”，甚至還限制“人身自由”呢?
●姚鼐墓
嚴格地講，稱方苞、姚鼐為“今樅陽人”或“今桐城人”，都是不夠嚴謹的，甚至是荒謬的。如前所述，今人只能對其鄉貫“桐城”作一點具體註釋，並且顯得畫蛇添足。至於民間聊天，可以另當別論。今樅陽、桐城的區劃十分特殊，一些歷史人物的表述，本來就不具有排他性，並非非此即彼。公允而言，方苞、姚鼐是今樅陽、桐城共同的先賢。
陳州劉氏宗祠
“桐城三祖”之一的劉大櫆，同樣是今樅陽、桐城共同的先賢。如果說“桐城三祖”帶來“桐城出名”，“樅陽”出了三個人，“桐城”也出了三個人的，“三個人”－“三個人”=“三個人”，不能“折算”為幾點幾個人，更不判定哪家為“〇”，因為“人文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劉大櫆的里居地，為今樅陽縣橫埠鎮周崗村劉家周莊，劉大櫆無疑是今樅陽先賢。但是，同樣不排除劉大櫆是今桐城的先賢。事實上，劉大櫆的曾祖父即曾居於當時的桐城縣城，劉大櫆的生活軌跡與社會影響，也並僅不限於今樅陽境內。明代的左光斗，出生地在今樅陽縣橫埠鎮大朱莊，其居住地又涉及當時的桐城縣城，左光斗是“今樅陽人”還是“今桐城人”呢?
“鄉愿”與“鄉愁”，都不能以百度為生。歷史終歸是歷史，明清時期的諸多桐城名人，其實是今樅陽、桐城共同的先賢，值得今樅陽、桐城人共同敬仰。存敬畏之心於歷史文化，致力於弘揚先賢精神，不拘泥於狹隘的名人之爭，是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應有之義。
●顧嘉蘅聯
當然，“名人之爭”在中國並不鮮見，最著名的當推諸葛亮的襄陽、南陽之爭。不妨賞讀一下顧嘉蘅撰寫的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無需塵埃落定，但見境界胸襟。敬畏歷史與文化，“樅陽出人，桐城出名”的積極意義，就是吳功華先生式的潛心與靜心……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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