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造反后一系列倒行逆施的篡改历史行为，由于隋炀帝的死过于仓促突然，由于李世民把隋朝官方的原始记录档案都毁尸灭迹逐一销毁，许多有关隋朝的历史真相与社会现实、政治事件被篡改、扭曲、丑化、粉饰、夸大，加上李渊李世民父子为千方百计妖魔化隋文帝、诋毁污蔑隋炀帝的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李唐官方对隋朝的评价是最强颠倒是非、罔顾事实的，二十四史中李唐官方对隋朝历史的描述是最篡改历史、扭曲事实的。
顾炎武曾经指出：历代钦点编纂的史书中，当属李唐王朝编纂的《隋书》弄虚作假的内容最大、水分最多、篡改的史料也最为面目全非。虽然隋书是李唐官方钦定，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并不像西汉司马迁编写史记一样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是完全按照李渊李世民的旨意有意丑化隋朝，顾炎武认为隋书中对隋朝政治的评价、对隋文帝、隋炀帝的评价多为不足为信的坊间所谓妖言捕风捉影拼凑而成，一昧罔顾事实的捧唐贬隋。顾炎武倡导同时代明末清初的文人应该重新研究修订这段隋朝历史，否则只固守书呆子的腐儒秉性把隋书的话奉为真理宝典，不加以甄别、思考，就正中李渊李世民父子篡改历史的下怀圈套，不但以讹传讹，而且把李唐官方捏造历史的一面之词当作信史将误人子弟贻害子孙万代。顾炎武在人生最后十年曾想重新编写隋朝史取代隋书，可惜天不假年，随着顾炎武的离世，他的夙愿未竟。
读史贵在精，尽信书不如无书，然而一大批现代人总是认为二十四史就言之凿凿无懈可击，从来不加思考就当做信史材料引用，误人误己者现今大有人在。吾首倡大义拨乱反正，执春秋之正笔，定万世之公论，匡正中国正统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现在就专门对现今世人对隋朝误解最深的几个问题一一具体指正。
现代人误区一：隋文帝怕老婆、隋文帝是个惧内的妻管严。
匡正事实真相：之所以有这个误解，一切都来源于李唐别有用心编纂、弄虚作假的《隋书：后妃列传》，原文是：
“后（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后俟上于阁内，及上至，后流涕拜谢，颎、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极欢，后自此意颇衰折。初，后以高颎是父之家客，甚见亲礼。至是，闻颎谓己为一妇人，因此衔恨。又以颎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渐加谮毁，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
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本名独孤伽罗，为西魏北周将领独孤信之女，实岁还不满13的独孤伽罗刚嫁给隋文帝杨坚一两个月左右，她爹独孤信就在政斗中失败被自杀了。树倒猢狲散，独孤家势力瓦解、独孤信妻儿流放蜀地，一直到十几年后周武帝诛杀宇文护后独孤信名誉才平反。而且独孤信儿子们才智都比较平庸，只是吃父亲余荫，也没有多大政治作为，独孤家族在独孤信死的那刻就已经失去作为政治权柄核心的能力了。后来的历史证明，独孤氏嫁给隋文帝、不但没有给杨家带来任何助力支撑，这场婚姻独孤氏没给隋文帝带来任何好处利益，独孤家还拖了杨家后腿，成了累赘负担，更让隋文帝差点遭到灭顶之灾。
独孤伽罗母亲崔氏似乎去世于独孤家垮台之前，也就是说失去父母娘家家族保护的她，实际上等于是一个小孤女受夫家杨家庇护了，把她的处境比成林黛玉也不算夸张。比林黛玉更惨的是，她夫家也受到了独孤信事件的牵连影响。
而隋文帝杨坚对着无依无靠刚死了父亲的小妻子能够发下白首之约、数十年始终坚贞如一，那只有一个原因：爱情的动力，而绝对不是什么怕老婆。更不是惧内妻管严。
独孤信家族命运相关史籍记载：
【北史文献皇后传】
（独孤）信见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
仁寿二年八月……后崩于永安宫，时年五十九。
隋仁寿二年为公元602年，由此可知文献皇后生于公元544年西魏大统十年，她14岁出嫁那年正是公元557年孝闵帝元年。这一年，宇文泰刚死不久、宇文护把西魏改北周，政治立场倾向西魏的独孤信身处漩涡，处境微妙。
【周书独孤信传】
孝闵帝践阼，（独孤信）迁太保、大宗伯，进封卫国公，邑万户。
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时年五十五。
【北史独孤信传】
周孝闵帝践阼，迁大宗伯，进封卫国公，邑万户。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
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过，逼令自尽于家，时年五十五。
【周书孝闵帝纪】
元年（二月）丁亥，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
三月己酉，柱国、卫国公独孤信赐死。
也就是说，独孤伽罗刚刚嫁给杨坚一两月的样子，其父独孤信就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被赐死于家。以此妄言“隋文帝怕老婆、独孤氏帮了隋文帝大忙、独孤氏造就了隋文帝”的人很无耻，隋文帝及其杨家不但没从与独孤氏联姻中得到半点好处，还埋下被宇文护猜忌的杀身之祸。
伽罗的父亲独孤信的确是位高权重的柱国，但杨忠也同样跻身于十二大将军之列。独孤信和杨忠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不过两人属于同一阶层，儿女婚事仍然可算是门当户对的政治亲缘联姻。而且最关键的是，杨坚和伽罗新婚后不久，独孤信因为对宇文护专权不满，被逼自尽，势力流散，妻儿也受牵连流放到蜀地多年，伽罗因为出嫁了靠夫家保护才逃过祸事。这场政变也连累了初入仕途的杨坚，他和伽罗的婚姻不仅没有得到政治收益，反而遭受到宇文护长期打压，数年原地踏步不得升迁，甚至一度有性命危机。独孤伽罗之后的地位都是靠杨家嫡子长媳身份得来的。
不过，由于北周周边形势严峻，北有突厥骚扰侵犯、东有北齐虎视眈眈、南有南朝趁火打劫，杨坚的父亲杨忠虽然被宇文护打压，但因为骁勇善战战斗经验丰富，宇文护一面打压一面又不得不拉拢依靠老将来保护北周国家安全。杨忠之后靠战功一直拥有相当的地位，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也相继和宇文皇室联姻，老二娶了周武帝妹顺阳公主，老三娶了宇文泰外甥的女儿尉迟氏。并且由于杨忠的元勋地位以及杨坚本身长期被打压无势力朋党，周武帝还特意礼聘杨坚和伽罗的长女杨丽华为其皇太子宇文赟之太子妃。
在杨坚和伽罗的婚姻关系中，杨坚对伽罗一直保持了感情的坚贞，夫妻俩艰难同辛共度难关。杨坚与伽罗的姻缘中得到的最大利益不是所谓家族势力，（以他的地位身份，就算不娶伽罗，他同样也会娶一个家族势力盘根错节的门当户对妻子）而是和他两情相悦相得甚欢又聪慧果敢智计过人的独孤伽罗本人。
而对独孤伽罗来说，父亲定的这门婚事太及时了，如果她没有出嫁，失去杨家和杨坚的保护，她恐怕也得随着家人流放蜀地，那不仅她个人命运、只怕北周和中国历史都要改写了。
在这种劣势形势下，14岁的独孤伽罗还能牢牢抓住丈夫的心，并且把老公“管制”得一辈子听老婆的话，可见对杨坚来说，这个小娇妻于他实在是魅力惊人；而独孤伽罗本人也确实是有过人能力和智慧手段。
杨坚对伽罗无私的爱怜也让她下定决心倾尽心智辅佐丈夫在政坛崛起，既成就他一番雄心壮志，又能洗刷家族耻辱。夫妻俩一生风云诡谲的岁月中，伽罗始终是杨坚最亲密的爱人、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隋文帝乾纲独断，不但不怕老婆、不是妻管严，反而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大男子，隋文帝与独孤氏婚姻的前期，独孤氏因为父亲独孤信或谋反罪而自杀，整个独孤家族除了独孤后一人外，举家被流放蜀地，独孤家族对隋文帝不再有任何帮助反而起了倒忙，增加了宇文护对杨家的猜忌。隋文帝与独孤氏婚姻的中期与后期，隋文帝即天子位君临九五后，随时废除独孤氏的皇后之位只是一句话的举手之劳小事，之所以夫妻一直白头到老是因为隋文帝对独孤氏宠爱有加，夫妻二人相敬如宾，而绝不是什么隋文帝怕老婆、惧内的气管炎之类连野史都算不上的荒诞不经之传闻。
现代人误区二：隋朝是“国富民穷”，财富都大量集中在国家政府手里，经济实现高度集中值，隋朝人民都很穷，民生还悲惨。
匡正事实真相：隋朝的民生、人均生活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恰恰是历代最好的、人均收入、购买力也是历史上最高的，事实上是在中国所有朝代中，隋朝国也最富民也最富，这得益于隋文帝的仁政爱民而推行的各项开明政策。隋文帝首创免除市场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头一次，隋文帝敢于推出秦汉帝王都不敢推行的免市场税政策，这需要多大的魄力与胆识，非雄才大略之圣君孰能为是？大隋朝商品经济极为繁荣冠于历代，如果按照《文献通考》关于隋朝民生的具体记载对比现在的数值，隋朝的老百姓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美国的十九倍，人人穿得起丝绸，人人家里藏有黄金储备，连宋朝的民生与国力都远远比不过大隋。不仅仅是因为藏富于民，而且大隋的人民生活生平是最高的，也是古往今来世界所有国家最幸福美满的。大隋国民的平均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美国的6倍，几乎人人都穿得起丝绸的衣服（罗马帝国只有凯撒一人能穿丝绸衣，可见大隋人民个个过着西方帝王的生活），家家都有黄金储备，只不过当时皇帝提倡节俭（隋文帝本人极为节俭，乘舆与日用之物，破损后修补再用，轻易不换新的；后宫妃嫔穿的衣服都已洗过多次；一次太医为他配药，需胡椒粉一两，遍寻宫内而不得；以自己为榜样教育子女节俭，把自己穿过的几件旧衣服送给太子杨勇，令他“时复观之以自警戒”，但他严于律己却宽于待人，只要是有功将士无论贵贱一律给予不惜血本的赏赐，即使导致国库空虚也在所不惜，开皇九年四月，平陈后举行赏功之时，隋文帝亲临大兴宫城正南之广阳门，欢宴将士，自广阳门外夹道陈列所积布帛，以达于南郊，赏赐金玉布帛堆放绵延几十里，赏赐共用三百余万段布帛加上三亿钱，陈故国境内，给复(免除徭役)十年；其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文帝之仁慈慷慨特别是对有功将士毫不吝啬倾尽府库赏赐简直吓人,古往今来世界帝王从没像他这么大方的,现在的英国女王等欧洲王室赏赐众人比他小气多了）因此有“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之称，经济上绝对有能力，但是为了节俭不追求奢华而已。
现代人误区三：隋文帝是篡了自己外孙的皇位夺得天下。
匡正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隋文帝是接受北周最后一个皇帝周静帝的禅让而即的皇帝位，周静帝的母亲是朱满月，周宣帝立了五大皇后，正皇后也就是天元大皇后杨丽华没有子嗣，隋文帝正是杨丽华父亲，隋文帝根本不是周静帝外公，两人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因此外公夺外孙帝位说纯属无稽之谈。
现代人误区四：隋炀帝是杀父夺位。
匡正事实真相：隋文帝属于属于自然病逝，据史料记载老人家走的时候相当泰然自若，杨广是顺利即位继承大统，属于正常接班。正史：“仁寿四年春正月丙辰，大赦。甲子，幸仁寿宫。乙丑，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有星入月中，数日而退。长人见于雁门。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己亥，以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
隋文帝临终前的另外两次谈话揭示出秘密
“高祖至宫寝疾，临崩，谓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
自知时日无多的隋文帝，可能想起了术士章仇太翼的话，于是这样嘱咐太子杨广要释放章仇太翼。
“及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这里的太子是指新太子隋炀帝杨广而非旧太子杨勇）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隋文帝看到何稠，何稠曾为独孤皇后选择陵寝，似乎也想起了独孤皇后，隋文帝非常欣慰的揽着太子的脖子，把后世交代给了何稠。
从这两则史料看，隋文帝临终前，非常的释然，也非常安详的，对已经被立为太子的杨广也很信任，一切后事早已安排好。
事实证明，隋文帝是从容病逝，属于正常辞世，离世也无比伟大圣洁，老人家走的时候也很光彩。比拿破仑被人下毒惨死华盛顿被庸医放血致死的结局强多了。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正月，文帝幸仁寿宫。夏四月乙卯日（此月丙寅朔，无乙卯日）病发，七月乙未（8月1日），日清无光。预示文帝已处于病危中。甲辰日（8月10日），“文帝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决”，实现权力平稳过渡，炀帝是正常接班。
现代人误区五：因为考试最早来源于科举制，而科举制最早的缔造者发明者又是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因此现代考试制度的种种不公都归咎于隋文、隋炀。
匡正事实真相：科举制的确最早为隋文帝创建、隋炀帝始置进士科选拔天下英杰之才。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制度倡导的就是英雄不问出处，有才华的人可以依靠本领，而不是家族势力出人头地，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公平。同时，也有助于加强皇权，因为这些官职，都是皇帝给的，科举考生们，会自觉成为维护皇权的中坚力量。在科举制度之前，当官是看祖辈们当过什么品级的官，然后就能当几品官。这种制度当然不好，中上等级的官员，全都被高门子弟所把持，引起社会的不满，同样皇帝也不满，因为这些官员可能更忠于家族，而不是皇帝。隋文帝隋炀帝时期的科举制度都是殿试策问，是指皇帝在殿上当面考核人才亲自出问题让考生问答，以策问的形式试验应考者的真实才华与能力，考核的内容都是国家战略、大政方针、国家治理之道的实用问题，这些问题是只会死读书的腐儒不能蒙混过关的，是不是真正的人才一试便知，因此隋文帝隋炀帝时期科举制选拔的人才都是万众挑一、真正胸中有韬略的人才精英。而科举制度到了李渊篡位称帝后开始风格大变，逐渐变质堕落。因为李渊并没得到隋文帝初创科举制时的真传精髓，从李渊开始，科举不再考国家政策问题，而转向片面消极的单以文章取士，内容只有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只会写几句狗屁不通唐诗的书呆子也能做状元，弊病很大，唐朝武德贞观年间科举选拔出的所谓人才远远不如隋朝开皇仁寿大业间的人才质量那么高，武德贞观间的应试考生多为只会做唐诗的书呆子。唐朝对隋朝科举制的亵渎扭曲使唐朝成为后世八股文的始作俑者（明朝不过是八股文的发扬光大时期而已）从唐朝开始进士科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不知历史；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到了明清八股文更是登峰造极。现在的考试制度种种弊端主要指的是填鸭式应试教育，它始于八股文的流毒罪魁：唐宋元明清时代，而与隋文帝创建伊始的科举制相差十万八千里。
现代人误区六：隋朝的财政收入来源很诡异。
匡正事实真相：
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三 国用考一》记载：
隋文帝开皇时，百姓承平渐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师，相属於道，昼夜不绝数月。帝又躬行节俭，益宽徭赋，平江表，师还，赐物甚广，其馀出师命赏，莫不优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於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於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其後征伐巡游不忘，租赋之入益减，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後世以为关於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疋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於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於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於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於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乾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後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
中国北方虽自东汉末屡遭兵燹，但逮于北魏统一，社会即逐渐安定，人民重返故土，垦田辟荒，勤于耕稼。历代政府对发展农业经济也颇重视，相继推行了均田制度，使农民同上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民无游手，地无遗利。北魏实行“人牛力相贸”，以“垦殖锄耨”，“劝课田农”。北齐规定：“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十五已上，皆布田亩。桑蚕三月，妇女十五已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熙最之科品’。而且在“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因此，从六世纪初，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有了显著的长进，人口也开始增长。北魏明帝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达到了五百余万户（见《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北朝人口比西晋成倍地增长，可知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之速。又如农田水利的发展，北魏时水渠“广十五步，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二十里，“溉官私田万余顷，旬日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公私获其利”（《通典》卷2，食货典2）。范阳沈渠五十里，渔阳诸堰三十里，“溉田万余顷，为利十倍。”（《文献通考》卷6，田赋6）北周也“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溉灌”，水利事业是农业经济发达的一面镜子，北朝农田水利工程规模之大，效率之高，获利之深，并不亚于汉、隋。再如耕地面积的扩大。均田制的实行，使成乱中荒芜的土地大量得到开友。北魏前期。雁云地区的农业已趋发展，迁洛后中原农业又重新恢复，随之荒地僻岭也渐成良田沃野。此外又大兴屯田和营田。如北齐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长城左右营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由此可知，土地开发的面积定不会狭窄。另外，主产加工设施也相继建立。如洛阳城西千金堰共有水碾磨几十具，“计其水利，日益千金”（《洛阳伽兰记》卷4）。还有畜牧业和各类经济作物的广泛兴起，畜牧业品种、饲养、繁殖和兽医经验颇为丰富，经济作物有蔬菜。瓜、果，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规模之大竟有一顷者，并雇用百余人帮工。这些就足以证明北朝的农业经济已达到了所谓的汉魏旧观。但是，此时农耕技术的提高，更能说明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如精耕细作，耙磨保墒已普遍推行、并能按照季节与湿度的不同分别深耕和浅耕。绿肥法，踏粪法已到处运用。轮作与套作法已逐渐代替了以前落后的休耕法。在种籽的处理上已采用催芽法、育苗法，以缩短作物的生长期来提高复种次数。农作物的管理根据不同季节和自然条件，各有一套适当的办法。种桑养蚕，是古代农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朝时的种桑、养蚕和丝织业也颇发达。“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颜氏家训》卷1，治家篇，）北齐毕义云“家有十余机织锦（《北齐书》卷47，毕义云传》）。从此，也不难看出，北朝农业经济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新的进展。
正因如此，社会经济出现了魏晋以来黄河流域少有的丰裕景况。如北魏永兴中，“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通典》卷1，食货1）。文帝大统时，“自是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同上书）。东西魏时，“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隋书·食货志》）。隋代的殷富正是建立在这块滋润经营了上百年之久的基础之上的。如隋代的户口有一半是在北周北齐发展起来的。开皇元年至九年的大批括户也主要是北周北齐原有的籍外户口。这些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东汉初承王莽之弊，“率土遗黎。十才一二。”西晋因三国争强。“户口减半”，至太康之后，仅有“编户二百六十余万”（《隋书·地理志》）。刘宋继东晋之乱，所遗户只“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唐初因隋末兵革，所受遗户仅“二百余万”（同上书）。这与隋初是无法相比的。所以隋代户口的增长就要比别的朝代迅速得多，随之赋税也就比往代充盈。隋的租税的来源，主要依靠北朝肥沃起来的区域。《隋书·食货志》；“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开皇五年，长孙平建议设仓积谷，也是。“运山东之粟”。《通典·食货典》：“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开皇初，主要忙于平定叛乱，抵御突厥，没有集中力量括捡户口，国家编户还维持在原来北周北齐的在册户数上，因而至开皇三年还“京师仓廪尚虚”。但到开皇中，由于大举括户，国家编户剧增，从此国家识蓄才充盈起来．
据史家考证和史籍证明，隋代户口是直线上升的。隋受周禅，得北齐三百三万户。北周原有在册户数据汪篯先生统计，隋大业时北齐户增加到五百三十九万零七百四十二，增长率为百分之七十八。北周大业时增加到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八，以此增长率准计，北周原有在册户为一百四十万左右。所以隋初有户共四百五十万左右。经过括户，至开皇九年，长江以北的户数据《隋书·李德林传》所记，发展到六七百万户。到大业二年，总户数由六七百万增加为八百九十余万，十七年中，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若从开皇元年计，二十六、七年中，约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八。
隋代户口发展得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有三：一（一）隋代的建立没有经过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没有因战争而大量消耗人口，这为隋代户口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括户效率显著。隋代括户每一次效率都是很高的。如开皇五年的大索貌阅，全国“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五百口”。以每户五口计。合三十二万八千一百户。输籍之法推行后，“浮客悉自归于编户”。大业五年括检，“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合一百二十八万零三百户。即使开皇元年的小型括户，效率也不为低。如乞伏慧仅在曹州就“得户数万”，在齐州，一次“得隐户数千”。令狐熙在沧州。“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足见括户是隋代户口增长的主要措施。（三）隋代开皇时由于阶级矛盾缓和。政治形势安定，人民能安居乐业，所以人口的自然增殖也快。
隋代一丁收租三石，折合今178.32公升，表面上比北朝定额稍重。但若户口不发展，仍然维持在周末隋初四百五十万左右，一年收入也只能是一千三百五十万石，仅是开皇末年收入量的一半。收绢四百五十万匹，开皇九年平陈，一次赏赐就用“三百余万段”，竟占去三分之二多。如此租税怎能积存起来呢？看来，隋代殷富不是重租政策所致，而是发展国家编户的结果。在户口增加的前提下，虽然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进行过多次蠲免，赏赐又不吝财，但总的收入还是要比前代多得多。这正如杜佑所云：“国足不在于重敛”，“而在于周知人数”的道理（《通典》卷7，历代户口盛衰）。
从隋政府对国家户口极度重视的态度上，也说明了隋代的殷富主要来源于户口的增长。按一般来讲，要使国家积蓄丰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抓赋税，设立繁多的杂税横调等。但隋王朝却与此相反，而是免除正租外的一切杂税，并除入市之税，弛山泽之禁。对户口的增加则特别重视。隋文帝一即位，就立刻进行括户，开皇五年又在全国大索貌阅。不久，父不惜以减轻租税为代价，全面推行输籍之法。开皇九年刚一平陈，就接着在江南举行括户。大业五年，再次全国括户。对发展户口抓得如此之紧，在历史上是不多的。而且在括户中要求得非常严格。开皇五年，规定“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开“相纠之科”，奖励告发。大业五年，规定“若一人不实，则宫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若纠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为了取得更多的户口，隋政府在方略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为防止“诈老诈小，规免租赋”，实行貌阅的方法．针对“人多隐冒”的现象，采取析户的措施。为了避免摊派不均给括户带来的阻碍，制定了输籍定样的政策。隋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户的多寡呢？因为户口的增加，就是国家仓廪的充实。正因为此，史籍上凡讲到赋税之处都先讲到人口。这样的记载，《隋书·食货志》中就有三处。“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又“‘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踰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再“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这些记载都说明“户口岁增”是“帑屋既充”的前提，“府库盈溢”是“户口益多”的结果。就是赋税的蠲免，最终原因也是由于“户口滋盛”。 中国历朝历代到底哪个朝代赋税最低？百姓生活水平质量最高？百姓负担最轻呢？有人说是汉文景、有人说是赵宋、有人说是明万历，其实这三种观点都是不精于读史的人的泛泛之谈。如果具体留意每个历史详尽细节，就能发现，隋文帝开皇仁寿年间的赋税只有汉文景时期的十分之一、赵宋仁宗时期的二十分之一、明万历时期的三十五分之一，隋文帝开皇仁寿年间的赋税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轻的，也是整个世界史上最轻的，隋文帝可谓人类有史以来最轻徭薄赋的开明仁慈帝王，如果把隋文帝的赋税财政政策有机地与隋文帝在位期间推行的开皇新政仁政，令天下归心万民拥戴的巨大普遍效应相互结合起来，就越能看出隋文帝在国家大战略上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隋的殷富与财政开支的节简也密不可分。史实证明．隋文帝时的财政始终是支小于入。如开垦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文帝问：“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隋书·食货志）。“用处”即开支，“纳处”即收入，就是说虽然每年用于赐用的计数百万段，但比起收入来数量还是不多的，所以府库藏量还是有增无损。开皇九年平陈庆功，赏赐是最多的一次。“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郊”。但所费也不过“三百余万段”。九年隋有户六七百万，年收绢帛量就要达六七百万匹，所支也远小于所入。可见有司上言基本上反映了隋代财政的真实情况。
隋代为什么能保持出小于入的财政局势呢？首先是军费和官俸开支的降低。隋代的军费开支是不多的。开皇九年以前，由于国家多事，军队处于发展的趋势。开皇八年十月平陈，是军队数量最多的时期，但也只有五十一万八千人。而且这时的府兵中有许多是乡兵团宗。如平尉迟迥。杨尚希镇守潼关所率领的就是杨家士族的三千宗兵。又如清河人张家于淮阴，“授大都督，领乡兵”。庐江人樊子盖，“以仪同领乡兵”。彭城人刘权，“以车骑将军领乡兵”（以上见《隋书》各传）。这一大部分乡兵团宗，国家不作战时，其费大都由本处自理。这样国家的军费开支就不会太大。从开皇九年以后，隋文帝立即对府兵进行了精减。如开皇九年刚平陈讫，就下沼“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并要求“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隋书》卷2，高祖下）．“禁卫九重”是指十二府范围的禁军，“镇守四方”是说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地方军队，除此以外的军队全部裁免。“武力之子”，指开皇九年以前军户的子弟，在世兵制下他们子孙大都充兵。从现在起他们全部学文，不再充兵了，说明世兵制被废除。开皇十年，又诏令“罢山东河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同上书）。由此可知，隋政府平陈后对军队实行了压缩精减的政策，这使军费的开支又大为减少。然而，隋代军费降低还主要在于对府兵制度的改革。北周府兵专立军籍，费用全由国家开支，因而造成财政亏损。因此，隋文帝在开皇十年，诏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同上书）。这一改革对财政有两大好处。其一，“垦田记帐，一与民同”，就是说军人从此与农民一样，申报户籍，受还土地，在无战争时照常从事农业生产。如《隋书·郎茂传》郎茂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身死王事者”，一般指为国作战而死的士兵，郎茂的建议是针对充当士兵的百姓而提的。“子不退田”，即战亡卫士不按照一股百姓身死退田的规定处理，而由子孙继承。隋代府兵既受有土地并得到优恤，所以府兵及其家属的一切费用就均为自理，国家不再开支。其二，隋政府规定府兵照受土地，而不纳租调。但是其作战时的资粮给养却全由本人负担，国家一律不管。如“会平陈之役，定和当从征，无以自给。其妻有嫁时衣服，定和将鬻之，妻靳国不与，定和于是遂行”，又如赵元淑，“授骠骑将军，将之官，无以自给”。得别人资助才赴任。从上可知，隋代的军费开支是较低的。
官俸开支的降低，主要在于对官僚机构的改革和冗员的精减。隋文帝受禅，承周齐官僚制度的滥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由于“具僚以众”，“吏卒又倍”，致使“资费日多”，“租调岁减”，“仓廪尚虚”。隋文帝面对这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干是把原来州、郡、县三级制改成州、县两级制，又“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并省了许多州县。到隋炀帝时，又一次“并省诸州”，仅开皇三年就废除了五百余郡，随之官吏人数也大为减少。隋代每郡从太守至佐史共146人，精减五百郡就免去郡一级官吏73，000人。即按每郡辖两县计，共省去1，000个县，隋代每县从今至曹佐合99人，共减去县级任职官吏99，000人，总共省郡县官吏172，000人。隋代规定官吏俸禄，郡太守三百四十石，每郡太守约3人，共1，500人，节省粟510，000石。县令俸禄为140石，每县约两名，共2，000名，计粟280，000石。这次共减少傣禄790，000石。可见隋代吏制改革，对官费的降低实不是少数。
其次，是其他开支的减免。（一）对突厥的开支减少。周齐时，突厥强盛起来。北周为免除外患，“岁给缯絮、锦綵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北史·实厥传》）隋文帝即位后征服了突厥，对其采取“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的外交政策。原来那种“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的作法得到制止。隋代赏赐于突厥的绢帛，据《隋书·突厥传》统计共224，000匹，平均每年约6，054匹。只是北周年用量的十七分之一。（二）对官僚赏赐开支的减少。统计《隋书》列传，有记载的共360人，而受赏赐的只有104人，仅占三分之一弱。所用绢帛綵缣锦共653，600匹，从开皇元年至大业六年农民起义暴发止共三十年，平均每年用于赏赐的为21，786.6匹。若按开皇九年六百万户计，年收入纺织品为六百万匹。可知每年所赐约是所入的二百八十分之一。《隋书》所赏赐的粟米有记载的共69，100石，每年平均2，303.3石，开皇九年六百万户，每户缴粟三石，年收入为18，000，000石，可知每年赏赐所出的约为每年所入的八千分之一。再次是免除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如隋时每年正月十五日举行灯节，“京邑爱及外州”，“充街塞陌”，“燎炬照地”，致使“竭赀破产”，文帝下令免掉。又如开皇元年，令“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这些费用的大量节省，使国家的租税很快积存起来。
隋文帝即位后，吸取了周齐和南陈统治者的奢侈无度荒淫腐败而亡国的教训，常告诫太子勇说：“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长久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资治通鉴》卷179）他唯恐勇“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特赐予自己旧日所带刀一枚，葅酱一合，衣眼一件，使其“复观之以自警戒”。为了在中央贯彻节俭政策，他严格要求百司臣僚。有司常以布袋贮乾姜，“帝用为伤费，大加谴责”。后进香，复以毡裘，“因笞所司，以为后诫”。而且，对待诸子也同样如此。秦王俊由于“渐好奢侈，违越制度’，被文帝免除。左武卫将军刘升谏之，文帝曰：“法不可违”。杨素又谏，文帝答道。“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总不许，并将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其余太子勇被废，蜀王秀被免，都是因为奢侈而致。隋文帝本人也较能“躬履俭约”。如苏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陈节俭以谕之。文帝“为之改容，彫饰旧物，悉命除毁”。“六宫咸服干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因此，开皇年间，“上下化之”，“务存节俭”。这些记载虽难免过于渲染，但节俭政荣的实行还是可信的。所以，《隋书·食货志》指出隋文帝“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在此同时，隋文帝又执行了坚决打击贪污盗窃的政策。。如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长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得千余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岭南”（《隋书·厍狄士文传》）。开皇十六年。有司奏合川仓粟少七千石，查为主典所窃。文帝命“斩之。没其家为奴婢，鬻粟以填之”（《隋书·刑法忘》）至仁寿时，法律更为峻严，规定”盗一钱已上皆弃市”。“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因此隋代官吏比起前代来较为称职守法，从而使国家积蓄得到了保证与巩固。
【本号特约撰稿人：夜樱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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