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谁无死，留到丹心照汗青”，这是宋末最著名的忠臣文天祥流传千古的一句诗。南宋末期，执行错误的联蒙灭金战略，殊不知唇亡齿寒，金被宋、蒙联合剿杀，但宋朝随之便成为蒙古人下一个目标，南宋岂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对手，何况最后关头组织抵抗的并不是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忠臣良将，而是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文人墨客，于是悲剧上演，文天祥、陆秀夫皆死于国，十万南宋军民蹈海陪葬。
大概是文天祥一口丹心之气尚在吧，四百年后，他竟然再次转世成人。转世之说虽然荒谬，却史有明载。文天祥转世为何人呢？他就是明朝最后的栋梁史可法。《明史》载：“史可法，字宪之，大兴籍，祥符人。世锦衣百户。祖应元举于乡，官黄平知州，有惠政。语其子从质曰：‘我家必昌’，从质妻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史可法的父亲叫史从质，母亲尹氏，史可法的母亲尹氏怀孕时，梦见文天祥到了她的产房，于是生下了史可法。
史可法果然继承了文天祥的忠孝节义和锦绣文章，少时就有孝名，长大后考中进士，德才兼备。他的老师，是敢跟魏忠贤战斗的“铁面御史”左光斗，刚直不阿。左光斗很看好史可法，认为他是传衣钵之人。左光斗被捕入狱，史可法探监，左光斗气愤至极，骂道：“糊涂蛋！这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国家已经落到这般地步，我是活不长了，你再跑到这儿来，让人害了你，谁来继承我！蠢才！快走！不走我就打死你！”史可法泣泪而出，说他的老师是“铁石心肠”。
事实上，史可法和文天祥一样，乃一介文人，或许他们有以身殉国的骨气，但他们缺的恰恰就是当断即断的“铁石心肠”。史可法并不是优秀的政治家，更不是优秀的军事家，公平地说，他只是忠君爱国的文人志士。这样的文人志士，如果生在和平年代，是清官，是公仆，是能吏，是“清天史大人”。但如果生在乱世，则没有清官表演的舞台，乱世出英雄，只需要叱咤风云的战将，指点江山的武夫，运筹帷幄的谋士，史可法没有这方面的才干，但历史偏偏将他推上了这个尴尬的平台，赋予他救国的重任。
命中注定了史可法的一生，和文天祥一样是个悲剧。史可法本是个文官，崇祯元年出任西安府推官，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但到了崇祯八年，天下大乱，兵锋四起，一方是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势不可挡；一方是满清多尔衮的八旗军队，虎视眈眈。文官史可法被强行推上了镇压农民军的前线，史可法并没有诸葛亮那样的神机妙算，镇压起义军虽然有胜有败，但败多胜少，一度曾因镇压不力获罪，但因为他的忠诚，崇祯帝允许他戴罪立功，并屡迁他官至兵部尚书。明代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明朝为什么灭亡？实际上与崇祯帝的用人失误有关，你不用袁崇焕这样的军事家，用史可法这样的文人，岂有不败之理。
明末曾经是一个“三国时代”。崇祯帝吊死煤山后，天下进入大明、大顺、大清三国争战之中。如果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南明丝毫不逊于李自成兵败如山倒的大顺、初进中原的满清。但南明最大的劣势在于，皇帝不明，将相不和，奸臣当道，不能众志成诚捏紧拳头，形成强大的力量。崇祯帝逝世，在立谁为帝上，依史可法的眼光，有两个人选，一个是福王朱由崧，此人有七大缺点：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整个一昏暴之君，不能用。史可法相中的另一人选，是潞王朱常淓，贤良而聪明。事实证明，这两个人选，都不适宜当皇帝，朱由崧固然有七大缺点，但朱常淓也是个软骨头，没有一点担当。在与朱由崧做南明皇帝一年被俘后，朱常淓被众臣拥立当了监国，但这个监国只当了六天，就选择了投降满清，贤王不贤，最后与弘光皇帝和其他十几位藩王以“意图谋反”罪处死。所以说史可法看人的眼光，那是相当的不准。
史可法没有政治家的权谋和胆略，他虽然官居高位，但却无法左右朝庭政局。他是兵部尚书，但明末的各路兵马并不愿受他差遣；他本不同意朱由崧继位，但却斗不过四位藩镇将军共同拥立，最后不得不妥协；因缺少政治权谋，他被朝中其他奸臣排挤，竟然远走扬州。最要命的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明末“三国”形式，他犯了宋末“联蒙灭金”一样的错误，奉行“联虏平寇”的国策。实际上“联虏平寇”就是“联清灭顺”。史可法身为兵部尚书，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看做最大的敌人，殊不知满清才是明朝最大的祸患，史可法等人派出左懋第为首的“和平使团”，带着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向大清“通好”，闹出了明末虎狼在前不知抵御最大的笑话。
等到满清“图穷匕现”，将李自成农民军赶尽杀绝，兵锋所指南明政权时，史可法后悔晚矣。史可法实际上麾下不乏能人志士，清军与李自成农民军战斗正酣时，做为第三方力量，幕僚曾劝他北复中原，乘机收复李自成军队留下的华北大好河山，但史可法怕这样做，破坏了与满清的“和平”协议，“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至此，史可法失去了最后在“三国鼎立”时代最后复明的时机，困守扬州成为下下之策。没有战略规划也还罢了，史可法也缺少指挥作战的战术之能，他的指挥才能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将军。清军兵临城下，他的勤王命令如同废纸，无一兵可救，相反，他的部下纷纷投降，成为清军攻破扬州城的先锋部队，自己打仗不行，又没有驭将的本事，空在四大藩镇之中周旋、协调，维持表面上的“和谐”，这就是明末史可法时的战况。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明末之所以没有形成对清朝有效的抵抗，主要是于前敌元帅的谋略不足以服众。打胜仗都愿意跟着你，常败将军岂有魅力？史可法虽然可以做到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但这只是小谋耳，非大家所为。史可法象极了宋末的文天祥、陆秀夫，从错拥皇帝，到“联清灭顺”，到痛失战机，到负隅顽抗无可奈何，屡出昏招。史可法值得后人学习的，只剩下了宁死不降的勇气。不过，在其位谋其政，史可法站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却不能为挽救明朝灭亡出良谋，划良策，难道不是渎职吗？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更需要的是有忠君爱民的本事。否则空占大位，岂不是罪过呼？如果本人没有这个本事，最应当做的，是让贤，而不是死国。因为自己决策失误而死国，连累八十万扬州军民惨遭屠城，大大超过了文天祥、陆秀夫死国时的十万南宋军民，虽然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这难道不是史可法大人的终生遗憾吗？（作者：陆弃、孙玉良，原创文章，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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