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藍。下午，龍應臺出現在臺北火車站，背一個鹹菜綠雙肩揹包。她穿得像一個大學生：白襯衣束進牛仔褲，白色運動鞋，短髮被一頂鹹菜綠燈芯絨帽蓋沒。她跟隨80位藝大的學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動，有點笨拙，但充滿活力。
龍應臺生於1952年。朋友們說，很少有人在她這個年齡還能保有一團真氣，一身熱氣。
許多鏡頭對著她。其中一臺攝像機後面站著黑衣墨鏡的大導演王童，他會將由此展開的一系列活動拍攝成紀錄片。稍後，許多話筒伸向她。“我是身體很笨的人……”她一邊用紙巾拭汗，一邊微笑著解釋這個名為“藝術席捲空間”的活動。
再早幾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樓的小辦公室裡開會，同下屬敲定“釋放”的每一個細節。白襯衣、黑馬夾，最普通的短髮樣式。
一個流傳頗廣的故事：13年前，龍應臺由德國初回臺灣，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有一天，她踅進一家設計感頗強的美髮沙龍，小妹一聲“局長我是你的讀者吔”，聽得她欣慰：臺灣文化有希望。於是暈陶陶被設計，又燙又剪，弄成一個“戴安娜王妃頭”。她掏出七百多元（新臺幣）結賬，赫然發現看錯一個零，這“王妃頭”價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乾淨口袋，在髮廊員工一字排開的“歡迎再來”裡落荒而逃，回去就問同事“臺北物價怎麼這麼高”，被告知挨宰，“王妃頭”實屬“冤大頭”。
處理公務時的龍應臺表現得思路清晰，心細如髮。她的指間夾一支筆，不時在空中點劃，如同樂隊指揮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請不要忘記”來起承轉合，是高度靈敏的傾聽者和反應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現場在電視畫面中的樣子。
在她右側的牆上，懸掛《中國時報》創辦人餘紀忠先生90歲時的手澤：“取捨由時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會議室兩面書架上，是臺灣各區、縣、鎮的地方誌，《二二八事件辭典》之類的臺灣史，以及琦君、賴和、張我軍、李喬、周夢蝶等上一輩文學家的作品。有幾層架上，是她的十幾種著作，從《目送》、《親愛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錢買來贈送往來賓客的。她在扉頁上的簽名，像一條不羈的龍。
空間釋放的創意來自龍應臺的歐洲經驗。她從YouTube上找來幾段放給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場，歌劇演員扮演的賣菜人突然開唱，市場陡然生色；在丹麥的車站，旅客愉快地被捲入突如其來的舞陣，肢體醒了。龍的一位同仁也親歷過在紐約梅西百貨買鞋，櫃檯旁冷不丁有人開唱音樂劇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龍應臺對我說，這些觀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養。
彼岸的文化與本地的生活匹配嗎？在這個女性都會拖著長音嗲嗲說“是～”、開計程車的男性習慣被稱“先生”而非“師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麼反應？機要秘書鄧宗德告訴我，成人通常會害羞，若是一對小情侶，女的開跳，男的會跟隨。兩天裡，我看到廣場上不少用餐者舉起手機錄影；看到流浪漢光腳坐著看和聽，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滾圓的中年婦女被音樂和節拍感染，從身體到容顏都動了起來；也看到許多人，瞄一眼，匆匆走過。
廣場表演告一段落，龍應臺去窗口買了開往高雄的高鐵車票，往屏東老家去，那裡有她的母親和哥哥。臺灣資深媒體人陳浩告訴我，你見到龍家人就會知道，什麼叫作淳樸。
母親應美君多次出現在她的著作裡：浙江淳安人，杭州綢緞莊小姐，不顧家人反對下嫁湖南衡山人龍槐生，1949年隨人潮湧向臺灣，剛到高雄時，手裡還抱著剛出生的龍應臺的二哥龍應達。她用身上藏著的五兩黃金租下一個小菜攤，賣西瓜、賣麵粉、賣五金，賣自己包的粽子，賣一切難民需要的東西。她在有尿味的戲院裡賣過票；編過漁網，半個月編好一張，換80元；她養過豬；她開口向鄰居借錢，以便第二天交龍應臺的學費……她像一株又柔又韌的水草，幫襯丈夫，帶領4個孩子，在荒灘惡水中存活了下來。
童年時龍應臺看美國電視，常常有感於母親的“不優雅”：講話的聲音是那麼大，跟鄰居講到高興時笑得驚天動地，開罵時正氣懍然、轟轟烈烈，被罵的人只能抱頭逃竄……她的生命裡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滿豪氣的東西。龍應臺說，在有些方面，她像母親。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條巷子裡聽見一位老婦的哀號，浙江口音的哀號，心有所動，“多管閒事”過問起來——寫過《大江大海》，她知道這島上每一位七八十歲的人，身上都藏著一部顛沛離散史。她在巷子裡東問西問，得到的結果是，老婦人精神有問題。她撥通了市長郝龍斌的電話。市長出差，她又撥副市長的電話，副市長自國外派人調查。龍應臺剛上火車，就收到回饋：社會局已派人上門瞭解情況，這位鄧女士確實精神異常，已享受社會福利中心的照顧，他們會繼續，並“謝謝龍部長的通報”。龍應臺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媽媽一樣，我受不了。”
攝影師還捕捉到她在辦公室裡流淚的一刻，當時她面前攤著幾封寫於42年前的遺書。寫信的人，都在那個延續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斃了。
龍應臺有兩兄兩弟，長兄當年被逃難的母親交給婆婆，留在大陸，1985年相認。在她心裡，兄弟，不僅意味著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還意味著“在彼此的容顏裡看見童年”。
從臺北到屏東，就是在臺灣島的地圖左側自北向南劃一條長長的曲線。一路向南，陽光愈發熾烈，空氣愈發溼熱，責任、公文、秘書、隨護漸遠，童年漸近。
童年，因為父親是公務員，三年換個地方，一家人總在臺南的鄉村裡遷徒，龍應臺總是面對需要融入的新環境。她跟多數軍警公教人員的子女不同，能交道，但不湊熱鬧；眼睛清澈，但看法獨特；跟3個男孩一起長大，別有一種帥氣豪情。
列車到高雄。龍應臺揹著她的雙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記憶裡。林告訴我，她第一次見龍應臺大約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
那天，南生介紹說，她當過臺北市文化局長。她長得嬌小，聲音非常悅耳，我們聊得很愉快。晚飯後她急著要走，因為小兒子飛飛在家。我看到一個瘦瘦小小的人，背一個很細的包包，脊背挺得筆直走出去。我看著她的背影就想，這個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想了解她。朋友與否，往往是一種直覺。
後來我們走近，常聽她跟母親、跟兒子通電話，很不尋常。她的母親失智了，但她在電話裡總說：“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兒龍應臺，我是小晶……”那種孝順，那種對兒子的愛，讓我感動。
她很有一種性感，一種糅合了女人的柔順和男人的果斷的美。到任何環境，她能很快掌握氣場，進退有度，我覺得她做什麼都會成功。有時候會驚歎，她小小的身體裡怎麼會爆發出這麼大的力量，這力量大到有時候會傷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謀有略，比方寫一本書，該怎樣收集材料，怎樣計劃、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觀察事物很敏銳，寫東西很入骨，一針見血，刺激到你的神經腺。我讀《目送》裡“四郎探母”一節，大顆的眼淚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顧自己，寫作起來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來。她寫《大江大海》的時候，有幾次我去送飯，發現她寫得昏天黑地，到廚房取個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惟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經送她一條褲子，兩隻褲腳管各有一根帶子繫住。有一天見面，我發現一隻褲管的帶子不見了，另一隻還綁著。我沒好意思說。第二天見面，她還穿那條褲子，還是一有一無。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條褲腿的帶子不見了？她說，是嗎？沒有了嗎？我說，你是我見過的最不愛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個不停。
她常常出現在演講場合，要上鏡頭，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涼鞋；還有一條褲子穿了25年，褲管起了毛邊，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後來送她一雙黑色麂皮的包頭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議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議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帶點休閒才好，至於顏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樣配都不會出錯。
這次她回臺灣做文化部長，我為她準備了幾件最簡單的化妝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簡單，不用打底，刷牆一樣塗勻就可以了；一個腮紅，一管口紅，也很簡單，不用描邊描線，只要塗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經說。
她確實有思想，而且敏銳。一道看電影，她常有獨到的見解，一語道破那種。
她思考的時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個公眾人物，看到鏡頭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現在很會笑了。
這個選擇在她，是需要勇氣的，也是一種使命。她還能幫臺灣做一點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沒有足夠的體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認為，對於臺灣的文化建設，她看到了、說出來，她就有能力改進，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對問題，以前她暢所欲言，現在走出去，去行動，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擊她，她只能隱忍。政治，在考驗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對我說，青霞，困難其實是考驗一個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對政治的智慧。她不止是作家。
本性裡，她是一個純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會雀躍。
這次離開香港，她對我說：青霞，不要放棄我。這是她表達友情的方式，很特別。
關於龍應臺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與混亂，陳浩也講了不少故事。比方說，她不知道怎樣用臺灣式的電飯鍋；她常常寫到餓極了，發現家裡沒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餓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經常胡亂塞一堆東西了事。
龍應臺穿著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評“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長辦公室的一格小櫃裡，躺著一雙鞋底中部特別厚的黑鞋子，那是林青霞送來的，“英國律師出庭常穿，站5小時不累。”林還通過媒體對大家說：不要太苛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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