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发展，如长江黄河，波涛起伏，又如陀螺的运动，左右旋转，周而复始。在这种高低起伏左右旋转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二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三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皇权与相权之争绵延不断。
第四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第五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苟富贵，勿相忘只是美好的愿望。
第六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孟子曰：" 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第七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
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
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作为社会性的个人，只有把握规律，顺应潮流，内方外圆，方能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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