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革命者，何遂早年参与了推翻清政府，起兵反对袁世凯复辟，建立民国，是辛亥革命元老；后又参与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积极抗日，建立新中国，参与了两次改朝换代。更难得的是，他的五个孩子，四个都是共产党，几代人都在为民族的解放和崛起而奋斗。
辛亥元老参与“北京政变”
何遂，1888奶奶出生在福清港头镇占阳村。在他早年的革命事迹中，最值得称道的有两件：一是发起成立同盟会广西支部；二是率北洋军部分官兵起义。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爱国军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迫使在山海关督战的吴佩孚从海上逃离北方。“北京政变”后成立了“国民军”，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分别兼第2军、第3军军长。何遂任第3军参谋长兼第4师师长，同时任国民军空军司令，由北京政府委任为航空署长，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北京政变”后，何遂和孙岳在陕西为西进的问题发生争执。最终何遂选择离开第3军去日本考察。后来，孙岳病逝前找回何遂，希望何遂替他“办理军队的后事”。何遂不忍推托，在败局已定的情势下就任第3军代理军长。
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第3军瓦解，何遂去了杭州，在此沉醉于考古癖好中。有一天，蒋介石委托陈铭枢找到何遂，让他利用与直系的旧关系，策动吴佩孚的部下，特别是吴的主力靳云鹗部，倒戈响应北伐。何遂答应遵命照办。在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基于直系军阀固有的矛盾，靳云鹗和魏益三倒戈响应北伐；田维勤没有接受北伐军的委任。吴佩孚被迫率残部狼狈逃往四川，投奔了杨森，煊赫一时的直系军阀集团至此彻底垮台。
何遂办完这件事情后，蒋介石曾单独请他吃饭，对他赞赏有加。1927年末，经李济深推荐，何遂担任黄埔军校“代校务”，蒋介石同意了。
不满降价诶是主动请缨抗日
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蒋桂战争”，蒋介石获胜将李软禁于汤山，并开除了李的国民党党籍。李济深与何遂交好，何遂于是打了辞呈，不等回复，带着家眷回到北平。
1930年春，“蒋、阎、冯中原大战”山雨欲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宋美龄的亲信邢契莘邀何遂和其在欧洲观战时结交的好友徐祖善一同来访，邢契莘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让何遂去见冯玉祥，劝说冯玉祥要冷静，不要和阎锡山搞在一起，在蒋阎对抗中保持中立，是为上策。何遂表示，自己和冯玉祥的关系不算好，可以去见冯，转达蒋的意思，但不能担负劝说之责。何遂为此到山西，在太原晋祠会见了冯玉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这年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至10月，阎、冯战败。
1931年初，何遂应杨虎城之邀（国民军时期，何遂任第3军参谋长兼第4师师长，杨虎城是第3师师长，他们的关系很好），到陕西西安当了第17路军的总参议。同年10月，蒋介石提名何遂当了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但此时，何遂激于民族义愤正全身心地投入北方抗日救亡活动，他与朱庆澜将军一起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奔走呼号，宣传抗日，向前线输送弹药和慰问品，自己也把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其古物获偿的4万大洋全部捐献了。
何遂还主动请缨当驻热河的第55军军长。但他的抗日行动，反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不满，受到多方掣肘；甚至北平的家在大白天遭到多名“黑衣大汉”的抢劫。直至1933年热河失守后，他才辞去军职，于1934年举家迁往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的院长是孙科，孙对何遂相当倚重。何遂从此成为国民政府的一名高官。
四个孩子是地下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天，何遂在家里宴请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要加强警卫，现缺少枪支。他立即叫两个儿子把家中的4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何遂任该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有一次，他陪同周恩来乘一辆小汽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两人数日交谈，他深获教益。在八路军总部，他见到了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相谈甚欢。此后，他利用同阎锡山的旧关系调整过八路军与阎的矛盾，还通过当时在军令部任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军饷。
1943年皖南事变后，何遂收到三子何康转来的董必武一封信，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有困难，他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见到董必武，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并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必武、叶剑英赠送他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他一直珍藏在家中。
何遂是国民党，但他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是共产党员。他将自己年轻的子女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赴延安参加革命。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下半生跟随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决心。而他的儿女们则利用何遂在国民党的特殊地位，从事地下党工作，获取了大量国民党的秘密情报。
早在1937年，何遂的两个儿子就去了延安。1939年，深受革命影响的何康也要求去延安学习，何遂便对周恩来说：“我有两个儿子去延安了，老三再走，我也呆不下去了。”何康虽没去延安，但周恩来却把何康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这使何康成了一名地下党员，并任重庆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时年仅16岁。
何康的妹妹何嘉也是共产党员，党组织还多次安排她利用父女的特殊关系，协助何遂工作，为党获取情报。何嘉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49年，她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和父亲何遂共同工作。在这一年里，父女俩人三次会见白崇禧，拜会李宗仁，劝他们和谈息兵，避免生灵涂炭。“这是很奇妙的关系，既是父女，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
策反“密使一号”吴石
何遂最传奇的经历是策反“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吴石和何遂是生死之交，他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1950年6月10日，被捕前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在台湾遇害，他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共产党身份这时才被揭密出来。
吴石曾在桂南战役上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的幕僚任务。但他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腐败越来越失望，并在何遂的影响下，开始与共产党密切接触。
1947年4月，何遂、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吴石正式加入共产党。此后，吴石以何家为中转站，经常在往返于上海和福建，为党送来许多重要情报。
解放前夕，吴石飞往台湾，与共产党渐渐失去联系。1949年8月，何遂与女儿何嘉受命前往台北，并与早在那里潜伏工作的何世平会合，取得与吴石的联系，在何遂的影响下，吴石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直至被蒋介石杀害。
解放后服从共产党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何遂与中共领导人经常接触，对共产党托付的任务总是积极、认真地去完成，还多方掩护和协助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儿媳进行地下革命工作。
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1954年，何遂在太湖疗养时，陈毅看了他的诗稿，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并将自己的近作《莫干好》一词抄赠给他。他非常高兴，把陈毅的赠诗裱在自己诗集的卷首。
50年代末，何遂的一些亲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1968年1月，他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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