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新島襄，中國的容閎，兩個人，兩個國家，相似的留學經歷，相同的愛國熱情，但歸國後的不同人生際遇，卻令人唏噓不已。
1864年6月14日，位於日本東北的函館，夜已很深，白天熱鬧的大町港此時已經完全安靜了下來，只有海浪仍然一波接著一波拍打著岸邊，講述著亙古以來未變的故事。
忽然，一個黑色人影披著夜色，摸摸索索地登上了停泊在港口的一艘小船，向著停泊在遠處的一艘巨大的美國商船“柏林號”迅速駛去。
冒死也要偷渡出國
是夜，時年21歲的新島襄終於登上這艘美國商船，離開了日本。
新島襄
（1843年2月12日-1890年1月23日）
而10年之前的吉田松陰卻沒這麼幸運。（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日本江戶時代末期思想家，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
吉田松陰
（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
1854年，在他的恩師佐久間象山的鼓勵下，吉田松陰企圖登上來航的“黑船”佩裡的軍艦前往美國，遭到美國人的婉拒，無奈，向官府自首，隨即被抓入地牢，於1859年被處死。
之所以“出國”=死罪，與當時日本的國情有關。
1853年，美國海軍佩裡艦隊的叩關，日本被迫打開了國門，時任掌權者德川幕府開始逐步放鬆了鎖國政策，一些西洋商人開始被允許登陸這個在世界極東的島國，從事貿易和文化交流。
佩裡
（1794-1858）
但是因為閉關鎖國已經兩百多年，當時的德川幕府仍然嚴格禁止本國平民出海，違反“鎖國令”者，格殺勿論。
可即便如此，依舊抵擋不了日本人對踏入異國的渴望。
吉田松陰剛剛被處死五年，新島襄在函館潛伏長達近兩個月之後，再次踏上了偷渡出海之旅。那麼，是什麼力量推動著這些年輕的日本人前仆後繼呢？他想要出海幹什麼呢？
鐵艦踏破塵封的大門
1843年，新島襄出生於江戶（現東京）神田，一戶安中藩下級武士家庭，早年曾學習過荷蘭人傳來的學問和技術（日本稱“蘭學”）。
元服之後，他從友人處獲得一張美國地圖，開始接觸到美國的制度，充滿憧憬。雖然在幕府的海軍教習所學習過一段時間，但是他仍然覺得：這裡的學習不充分，令人很不滿意。
他的蘭學老師曾經借給他一部《魯濱孫漂流記》的譯本，這部冒險小說引起了他對大海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好奇心。他曾在後來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有些日子去江戶的海邊，想看看大海的景色。但是，當看到巨大的異國軍艦停泊在那時，我還是被深深的震撼，它就像一座城堡亦或是一組大炮，它作戰時的威力可想而知。”
新島襄提到的“異國軍艦”，是當時一代日本年輕人畢生難忘的記憶。
1853年，當美國海軍准將佩裡，率領著四艘艦身為黑色的鐵甲蒸汽戰艦，冒著滾滾的黑煙，拖著巨大的船身進入日本，整個日本被震驚了。
港口的日本守將用信鴿傳消息到京都，據說當時的孝明天皇曾跑到神社裡連續祈禱17天，乞求神靈攘斥夷類，保佑皇祚久長。
天皇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庶民百姓了。日本人從未見過這樣的“黑船”艦隊，更不曾料想到堅固的國門一朝會被他國艦隊無情地打開。不過，與幕府被迫接受美國的要求相對，日本的年輕人一邊是震驚，一邊被這巨大的差距所刺激。
黑船事件
於是，包括吉田松陰、新島襄在內的一大批日本年輕人，開始渴望走出日本，奔向大洋彼岸，看看日本以外的世界，去海外學習新的知識。這就是為什麼當新島接觸到當時日本最先進的備中松山藩的洋式船“快風丸”時，他下定了冒死出海的決心。
因為有吉田松陰的先例，新島清楚的知道，此次出海，如果失敗，則註定一死，所以為了成功出海，他做了萬全的準備。
1864年4月，他乘“快風丸”抵達剛剛開港不久的函館，潛伏在此，在坂本龍馬的堂兄弟澤邊琢磨、福士卯之吉等人的幫助之下，著手密謀出海。
兩個月後的6月14日夜，新島終於如願成功登上“柏林號”開往上海。船上，船長稱新島為“Joe”，這成了日後其名“襄”（日英同音）之來源。
力排萬險，圓夢美國
在船上，由於英語水平非常有限，武士出身的新島襄經常會遭受到各種打擊。
一次，他因沒有服從另一名乘客用英語發出的指示，而受到了叱責，這讓新島感覺自己那武士的榮譽蒙了塵，一時間怒不可遏，欲拔刀砍了對方，但一想起自己的出海的初心時，他還是選擇了隱忍。
不久之後，“柏林號”抵達上海黃浦江畔，新島襄被轉移到“流浪”號船上。他直截了當地請求“流浪”號船長帶他去美國。作為謝禮，他將長久以來隨身佩戴的兩把武士刀送給了船長，而船長則把其中一把賣了八美元，並用這八美元買了一本《新約全書》送給新島襄。
19世紀後半葉開埠後的上海景象
在偷渡途中，新島襄偶然得知之前的“柏林”號船長，因為幫助他離開日本，遭到了免職。這讓他十分痛苦，曾在日記中寫下：“一個如此好心的人遭受這樣的不幸，我感到了內心被歉意撕裂開來的痛苦。但事已至此，只能待將來學成之後，竭盡所能去回報其恩情。儘管，所做的可能不過是彌補對他造成的傷害的萬分之一！”
就這樣，忍受著奚落和自責，在太平洋上漂了一年多的時間之後，新島終於抵達美國波士頓。誰知，接下來的考驗更加艱鉅。
身無分文，舉目無親的他，面對著他鄉異國陌生的環境，要謀得生存絕非易事。無奈之下，他用其少的可憐的英語詞彙，東拼西湊寫了一封信，向“流浪”號的船主阿爾斐俄斯•哈迪訴說他冒死來美國的原因。
哈迪夫婦讀完他的信後十分感動，為其支付了學費，新島襄由此順利進入菲利普斯大學（PhilipsAcademyandAmherst）學習。1866年12月，新島接受了Andover神學院的洗禮，皈依基督。
在哈迪夫婦的資助下，新島靠著頑強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難，發奮讀書，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1870年，新島獲得了阿莫斯特大學理學學士學位，成為第一個在西方獲得學位的日本人。
“偷渡者”化身“弄潮兒”
登上日本政治革新舞臺
而此時，日本國內已經“改天換日”：德川幕府倒臺，剛剛成立的明治新政府正積極吐舊納新、實施全面改革。
1871年，明治政府為向西方學習，舉全國之力，向美國、歐洲派出了規模最大、級別最高、考察時間最長的岩倉使節團。
1872年4月，使節團抵達美國考察時，新島因出色的語言能力，被使節團副使木戶孝允看中，由此，
這位昔日的“偷渡者”開始登上日本的政治舞臺，在日本革新潮流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先是擔任了使節團的翻譯，相繼考察了美國、法國、瑞士、德國、俄羅斯等國，之後返回柏林，用大半年的時間編寫了相當於使節團考察報告的《理事功程》，成為後來明治政府改革的重要參考。
不過，因日本國內還保留江戶幕府鎖國時的基督教禁令，岩倉使節團在視察歐美各國時，受到了各國的譴責。於是考察團歸國後，巖倉等人意識到基督教解禁將是一張重要的外交牌，在這些人的推動下，翌年，日本政府結束了對基督徒的長達兩百多年的迫害。
《劍橋日本史》對此曾評價說，“日本的‘文明開化’政策與新島襄等向同胞傳播福音的個人使命，幾乎是分不開的。”
新島認為：“造就歐洲文明的是自由精神、科學發展以及基督教的道德……除非日本的教育也基於同樣的基礎，否則無法相信日本會達到這種文明。建立在這樣基礎之上的國家，將如同建立在磐石上一樣堅不可破……”
正是基於這種理念，歸國後的新島於1875年，在摯友高松保實、京都府知事等支持下，用舊薩摩藩屋舍，以其先進的教育理念為基礎，創立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所基督系私立大學同志社英學校。第二年10月，同志社英學校迎來了以德富蘇峰等為代表的一批熊本青年，學校規模初具。
同志社英學校成立，新島襄任首任校長
如今的同志社大學與慶應義塾大學、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立三大校”，是西日本地區最頂尖的私立大學，在日本國內享有極高的聲譽。校園位於京都市中心，與舊皇宮僅有一牆之隔。校門附近就有一個“新島遺品庫”，展示著近150年前新島襄篳路藍縷、艱難辦學的歷程。
2007年，時任中國臺灣領導人的馬英九到訪同志社大學並做講演，他高度評價同志社大學：“與其說同志社大學是西日本的早稻田大學，不如說早稻田大學是東日本的同志社大學。”
同志社大學
無獨有偶，在中國，也有一位和新島襄有相似經歷的中國人——容閎。
容閎
1828年，容閎生於廣東香山一戶貧困農家，後跟隨父親前往澳門，入讀當時附設於倫敦婦女會女校之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School）。1842年，隨著香港被割讓英國，馬禮遜紀念學校也遷往香港，容閎亦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學業。
1846年底，時任校長勃朗夫婦因病準備返美，臨行前帶容閎、黃寬及黃勝三人前往美國留學。4月12日，容閎到達紐約，於麻省之孟松預備學校（MonsonAcademy）就讀。三年之後，容閎順利畢業，並考入耶魯大學，成為首位於耶魯大學就讀之中國人。
耶魯讀大學期間，容閎時時想起祖國，他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強，更感受到了中國的落後。最使他憂心不已的是，當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依舊茫無所知，仍以為中國是天下之中心。
他在大學期間時就經常自問：“我將用自己的所學去做些什麼呢？在大學的最後一年結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將要付諸行動的事，在心中規劃出一幅略圖。我決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國的年輕一代應當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利益；這樣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文明富強的國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實現這一目標，而此目標猶如一顆明星，時刻指明我前進的方向。”
19世紀美國鄉村的風土人情
1854年，容閎以優異的成績從耶魯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為了實現自己心中的宏願，他於這年秋天自紐約乘船踏上歸程，決心用自己學到的新知識改造闊別8年的祖國。
在這點上，容閎和新島襄一樣。
可是，回到祖國的容閎，卻並沒有新島襄在日本那麼順利。
容閎到處碰壁，壯志難酬：他的教育興國計劃先後破產，接著從事經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也受阻；後寄希望于于太平天國的“新政”，卻眼睜睜地看著這個政權走向瘋癲；雖然他也曾得到曾國藩、張之洞等官僚的賞識，但卻得不到重用；他積極參與戊戌變法，維新卻很快遭到鎮壓，失敗告終。
後來，容閎遭清政府通緝，被迫出逃香港，再度赴美。晚年的容閎雖有幸看到了滿清被推翻，孫中山也親筆致信邀其歸國擔任要職，但此時他已84歲，不久之後就在美國去世。
容閎一生84年，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的設立及組織的第一批官費赴美留學幼童，除此之外，功業寥寥，最後不得不逃亡異國，抱憾而終。
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
容閎彌留之際，特別叮囑守候在床邊的長子容覲彤要回國服務，以償他為國效勞的夙願。
與容閎84歲的生命相比，新島襄的一生只有短短的46年，但新島得益於明治維新後的文明開化等政策，其生前積極籌建大學，為日本培養了無數人才，被稱為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一百多年後這所大學仍然生機勃勃，繼續影響著日本。
兩個人，兩個國家，相似的留學經歷，相同的愛國熱情，但歸國後的不同人生際遇，卻令人唏噓不已。它折射出近代以來，中日兩國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而造成這兩者差距的背後，卻不得不讓人深思。
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想要發展強大，都離不開對人才對教育的重視。
從新島襄和容閎這兩位中日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回國後不同的際遇，到現今如火如荼的俄羅斯世界盃賽場上日本隊的表現，雖揮別八強，但是球員們打掃的乾乾淨淨的更衣室，留下的用俄語寫的“謝謝”紙條，以及清理看臺垃圾的日本球迷，無不彰顯近代以來日本國民教育的力量。
其實，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可以從這個近鄰身上去學習去反思的東西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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