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鄭州空姐被滴滴司機殺害”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這個事件給受害者家庭帶來了難以言喻的莫大創傷，也給滴滴平臺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往日平和的人們被兇手的殘忍深深激怒，也紛紛對滴滴的准入機制和管理機制表示強烈質疑。
在這場悲劇中，滴滴平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它辜負了用戶對其的信任，可想而知，在這場風波結束後，滴滴平臺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然而，在這場事件中，受到傷害的不僅僅是受害者方、滴滴平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那就是——滴滴司機。
2016年7月27日，為滿足社會公眾多樣化出行需求，規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行為，保障運營安全和乘客合法權益，由交通運輸部、工信部等7部委聯合出臺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極大提高了滴滴司機的門檻。
而滴滴司機群體，一方面，要面對平臺日趨收緊的管理，一方面，還必須遵守網約車新政得到相關規定，滴滴行業從此進入向正規轉型的陣痛期。而這次事件的發生，也將給滴滴司機群體帶來更沉重的壓力。
一方面，平臺和政府相關部門，面對沸騰的公眾輿論壓力，必然要選擇進一步加強對滴滴司機群體的管理力度；另一方面，在這次事件後，大部分公眾，也將對滴滴司機群體報以不信任的眼光。
乘客可能對滴滴司機的一舉一動都不吝最大程度的懷疑，或許會不顧司機的意願強行拍照或拒絕與滴滴司機溝通以求安全感，或許會對滴滴司機言語威脅等。更全面的約束、日趨減少的利潤、以及一定的社會歧視，廣大的滴滴司機群體，又將何去何從？
一位不願透漏姓名的老滴滴司機說道：“想了很久，還是不準備繼續跑滴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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