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安，秦安县兴丰镇人，1952年出生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独立要强、待人和善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育他要吃苦耐劳。所以，刘元安从小没有受到过过多的娇惯，何况他还是家里四个弟弟的哥哥。常年干活的父亲，脸上阴云布满，背部严重弯曲。刘元安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话对刘元安来说的确不假。平时，父母亲上地干活，年幼的刘元安负责照顾几个弟弟的日常生活。那时候，只要小孩能爬，大人们就不会用很多时间陪孩子，都是孩子们自己玩耍，大人们都忙着干活。刘元安时常带着弟弟们为家里的牲畜拔草，甚至帮母亲烧水、熬汤……
说起70年代的人们审美标准时，刘元安回忆说：“1970年，人们开始意识到清一色的灰布、蓝布衣服不那么好看，女人们穿着艳丽的会更好看。当时要是能有台相机那可是牛了，周围人都找你帮他拍照。”可这些，18岁的刘元安没有，有的是肩头责任和家贫如洗。刘元安的口头禅说得好，英雄，有时是逼出来的，至少刘元安这样认为。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带针头线脑，闯青海西藏。
离开家的那一刻，刘元安何曾想到横在他面前的几乎是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生产队”的农活稍微有了些消停，父亲为儿子刘元安备好了针头线脑。步行去云山搭乘客车的那天，刘元安只是一个劲地低头迈着脚步。一个黄提包、一个编织袋，母亲烙好的几个饼子斜挎在他的腰间，他和父亲在走云山的路上上演了18年来的第一次别离。刘元安犹如首次被套进田间地垄的牛犊，倒是他的乖顺使得父亲更加攥紧了黝黑的脸。
为了乘车不被怀疑成“投机倒把分子”，年少而精灵的刘元安在树林间随便找个木棍将黄提包、编织袋挑在肩上。有时，他觉得自己像《水浒传》里的白日鼠白胜，不过，自己不是一个闲汉。母亲为他准备的饼子早就吃完了，他饥肠辘辘，双腿不听使唤，身体也跟着起哄。索性，他不得不坐下来。不知为什么，他感觉自己眼冒金星，大脑一片空白，恍惚中他看见母亲端着热气腾腾小米粥向他走来，待他伸手时，黑黑的几双眼珠子齐刷刷地向他射过来，射的刘元安猛地打了一个寒颤。
刘元安惊醒过来时，陇中黄土高原西部梁峁沟壑地形的秦安已被他抛得远远的，列车有节奏地啜泣着，将黑灰色的躯体向西北蜿蜒。刘元安嘴角露出的一丝微笑瞬间又藏匿于他皲裂的口角边，他想到自己上车时的模样，一张两角钱到三阳川的车票居然能坐到青海。他为他的聪明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其实，车上好多人都是这样“聪明”。
目的地到了，刘元安的日子多像他肩上黄提包、编织袋中的针头线脑般琐碎而抽象。刘元安啃着干粮露宿荒野，靠着双腿行走在西宁、格尔木等地的大街小巷。这一啃一走，就是1000多个日子。有时，针头线脑换来的馒头因为种种原因而发霉，寄宿旅店的他舍不得丢掉，时常白开水将就着。这样的日子何其少？刘元安像候鸟一样，固定在家与青海之间；像鸬鹚一样，无怨无悔穿梭于亲人的期盼中……
苍天不负有心人，坚持就会有回报。刘元安的足迹经兰州市到西宁市再到格尔木市，穿可可西里，经风火山、沱沱河、五道梁、雁石坪、唐古拉山口、安多县。他由黄土高原跋涉到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当四辆军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奔驰在雪域高原之上时，谁曾想到这支与命运抗争的进藏的长征商队的领头人居然是刘元安。
有饭同吃，有钱共赚。当刘元安外出一月左右回来把自己挣得的1000元交到父亲手中时，他的父亲激动而紧张地不知怎么是好，布满了老茧的双手在空中颤抖着，花花绿绿的钞票在他的指间抖落，他深知这就是儿子的血汗与辛酸。当然，刘元安带回来的一台“飞人牌”缝纫机简直像一颗炸弹落在了兴丰镇。刘元安，一个改革开放初期时代的弄潮儿，为使更多的家乡人有好的生活，他一次次地带领着家乡人奔走在赚钱致富的路上。而他这“一带一路”，就是20个春秋。
岁月荏苒，时光如梭。尽管那个时代距离今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对于第一代进藏的秦安货郎刘元安来说，当初挑担爬雪山，饿肚过草地的创业情景历历在目，他更是如数家珍。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秦安人，开劈过进藏经商通道的兴丰人，如今和蔼悠闲地幸福于兴丰镇他那间零星摆放着商品的小商铺里。当记者问他对那个漫长的年代有什么感想时，他说，“回过头看看那个年代，恍如隔世。40多年，的确不易！但40多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大了，连我们秦安小县城变化得都让人瞠目结舌”。刘元安意味深长地说，“父亲给他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没想到自己后来竟然演绎了秦安货郎进藏的长征，这一演足足20载。不过，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如今，老伴、儿子、儿媳妇对他都很好。只是自己仍旧割舍不了当初的货郎情结，所以在这儿他很幸福，也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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