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次叔:李宗仁的“文胆”

夏次叔:李宗仁的“文胆”

1938年5月,他在徐州突围途中失踪。没有遗体,没有坟墓,甚至连一座衣冠冢都没有。46年后的1984年,湖南省民政厅追认他为革命烈士;67年后的2005年,一座烈士纪念亭在其家乡的小学校园内耸立起来;77年后的2015年,他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总动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夏次叔。

从北大学子到私人秘书

夏次叔,字振玲,笔名次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龙山县桶东乡小湾村。其父亲是清末进士,在家庭的熏陶下,他苦读经书,国学功底颇深,在龙山县城高等学堂就读时,被同学们誉为“五经博士”。1926年,他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预科,次年,转入本科学习。在北京求学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时常发表文章抨击时政。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5年,他学成回国,被国民党政界要员陈铭枢、刘斐推荐给李宗仁,任广西省政府秘书兼李宗仁私人秘书。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夏次叔随同李宗仁到达徐州,负责协助李宗仁处理第五战区军政事务。

李宗仁刚到徐州,大战在即,民众迁徙一空,市场萧条,物质匮乏,形同死城。为稳定局面,收拢人心,夏次叔向李宗仁建议说:“当年刘邦大军攻入关中,驻军霸上,为安抚百姓,曾与百姓‘约法三章。我们何不效仿古人,也与百姓来个‘约法’以告天下。”李宗仁表示赞赏,并让夏次叔起草。夏次叔按照李宗仁的思路起草了《李司令长官约法七章》。主要内容有:本战区党政军各机关,除政府明令规定之外,不得向民众强征任何劳役、强派任何捐款或物品;各级政府公务人员在办理各项事物中须绝对公平廉洁;征兵要公平分配,不得强行抓捕壮丁;征用民力须付给伙食,禁止强行拉夫;各县民枪由县政府进行编区训练,以增强地方自卫力量;允许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之自由等。《约法七章》发布后,各县召开群众大会,发动民众抗战,南北流亡学生也闻风而至,市上行人渐多,市场开店复业,人心安定,物质充裕,又恢复了往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市场的繁荣。

当时,第五战区辖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大部,主要任务是担负保卫津浦路的防御作战。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企图,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以四个精锐师团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而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大多是地方杂牌部队,武器装备简陋。面对巨大的军事压力,夏次叔给李宗仁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要维护各军队的团结统一,不能像以前军阀混战时保存实力,各自为政;二是要改变单纯的军事思想,走统一战线,民主抗战的道路,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抗战。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夏次叔为李宗仁起草布告、公告,上传下达的文件以及电报等。当时前来徐州和台儿庄前线的文化名人很多,夏次叔在团结、发挥文化人的作用上也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4月29日的《动员日报》曾报道夏次叔主持召开文化人座谈会,做好抗战文化活动。包国华、郁达夫、盛成、陆诒等文化新闻界人士参加了座谈。

第五战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声有色

根据夏次叔的建议,1937年12月,李宗仁决定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夏次叔任组织部长,名列总动委12名常委之首。总动委是个官方的群众组织,是第五战区唯一的最高统战机构,其组织部起到核心和枢纽的作用,是关键和要害部门。李宗仁曾对夏次叔说,总动委是一个仅次于司令部的重要抗战领导机构,责任十分重大,关系五战区的抗战成败,并委托夏次叔全权处理好总动委的各项工作。夏次叔成为总动委的实际负责人。

夏次叔邀请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为总动委委员,安排中共铜山县工委书记郭影秋担任组织部总干事,负责组织部日常具体工作。中国共产党以总动委组织部的名义向各县动委会派指导员。各县动委会主任由县长兼任,副主任由指导员担任,主持日常实际工作。第五战区有20多个县的动委会指导员都是共产党员,将统战工作一直贯彻到县、区、乡,使第五战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充满勃勃生机。

第五战区的各级动委会在台儿庄战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发动群众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各类抗日群众团体迅速成立起来。1938年2月,总动委组织部召开了流亡到徐州的各地青年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随之,各县动委会也相继成立了分团。仅两三个月的时间,苏鲁豫皖边区的青年抗日救国会、职工联合会、妇女救国联合会以及儿童团、姊妹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县。青年救国团发展成为拥有几万人的群众抗日组织。枣庄、贾汪、烈山等矿区成立的抗日联合会,会员发展到十几万人。中共鲁南中心县委于1937年12月28日,在枣庄召开了2万余人的反对日本侵略大会,号召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全国各地抗日组织、救亡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云集鲁南,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移动剧团、上海歌咏队和各地战地服务团等4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以及黄炎培、梁漱溟、杜重远、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冼星海、张瑞芳、金山、王莹、郁达夫、盛成等一批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第五战区,在总动委的安排下,深入前线、乡村,走上街头,举办演出、演讲活动,慰问将士,宣传抗日,鼓舞军民抗战信心。1937年11月,总动委在徐州中学举办了第五战区抗日训练班,培训学生300人。共产党员郭影秋、陈筹、匡亚明、佟子实等任政治教官。在训练班中,发展了30多名党员和一批团员。学员毕业时,总动委组织部将他们分为十几个工作组,派到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第二期训练班扩增到5000人,更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李宗仁亲自兼任团长。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通过总动委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武装。1938年3月,郭子化、张光中利用总动委的统战关系,从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获取“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先后创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两支武装都发展到一千多人,为鲁南、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台儿庄战役打响后,各级动委会动员组织周围村庄的民众踊跃支前,筹集粮草、运送弹药、抢运伤员、修筑工事、提供情报。在台儿庄城池争夺战最激烈、最艰苦的时候,在日军占领全城四分之三的紧急关头,坚守部队的物资供应十分艰难。台儿庄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和敌机轰炸的危险,为士兵煮饭送水,救护伤员,运送弹药。有的还从死伤的士兵手中接过武器直接参加战斗,情景非常动人。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向前来慰问的文化名人郁达夫介绍了一位老妇人多次冒险到前线,把日军的消息告诉中国军队,后来为国捐躯的事迹。郁达夫在他的战地通讯中描写道:“她的衣服是被河水浸透了,手上脸上,只在蒸发出因天寒水湿之故的热气。脸上一层像被涂了油似的汗水,汗水下分明现出了因兴奋而涨得红紫的血潮。两眼炯炯,泪珠亦干了,包的紧紧地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当她在黑暗里一步一跌被带到了有掩蔽物围着的师部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打得不准,你们的炮打得不准。’”战地记者陆诒在《台儿庄血战座谈会》记录了三十一师军医处长的发言:“这次胜利是因为……还有老百姓的奋勇抬伤兵,也表现了军民一致的精神。”李宗仁将军感慨地说:“淮南、鲁南各地的民众力量,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的是民众,当反间谍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运输枪弹粮食的也是民众。这些民众,完全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负起救国的责任来了。”

夏次叔作为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严守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即使与他经常在一起工作的郭影秋光知道他在为我党默默做事,但是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1949年后曾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郭影秋回忆说:“总动委会的组织部长,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夏次叔,美(法)国留学生,一直是支持我们的,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弄清他的身份,徐州沦陷以后,这个人没再出现,据说在撤退的路上,被他们的内部害死了。”(《抗战初期党在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郭影秋口述,张盛荣整理)

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

1938年5月18日夜,李宗仁决定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撤离徐州。此时,中国军队已按计划有步骤地突围,日军也从四面迫近徐州,已可闻城外的隆隆炮声。李宗仁带领长官部的职员、中央驻徐各机关人员、新闻记者和警卫人员1000余人在夜色中乘上火车,向南开动。夏次叔带着长官部同仁和后勤部辎重突围。但是刚行驶100余里,火车就不能前行了,因为工兵以为长官部的专列已经过去了,将铁路炸毁了。只好弃车步行,到宿县集结,但是抵达宿县北十里地时,又听说宿县已被日军占领。于是,突围人员绕过宿县城向西南行军。一路急行军来到淝河岸边,趁夜色和滂沱大雨渡过日军淝河封锁线。日军大队人马发现了这支队伍,尾追而来,当日军赶到淝河时,河水暴涨,被阻在河北岸。当夏次叔等突围人员赶到涡河时,水流湍急无法涉渡,只好找来三只木船抢渡辎重。日军的骑兵已经追到面前。夏次叔毅然带领警卫人员迎上去阻击敌人,尽管打退日军骑兵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士兵大部战死。面对蜂拥而上的敌寇,夏次叔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纵身跳进波涛翻滚的涡河中,壮烈殉国,时年34岁。

1980年10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在给夏次叔的长子夏家骧的信中说:“1938年夏(五六月间),日寇从津浦路南北夷攻徐州,次叔先生于突围时失踪,那就是说为国牺牲了。刘斐先生当时也在徐州,曾对我说过这件事,知为关注,特以奉闻。”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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