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哪个对华夏文化的损害更大呢?

陵诺


这个问题所问的内容,本身全都有问题,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不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只是后世的历史观念,即后来的人认为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事实上是没有“发生”过的。

首先是焚书坑儒,焚书是确有其事的,坑儒就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有意挖坑给秦始皇的,秦始皇当年坑的其实是方术术士,当然里面肯定混得有些儒生,李开元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解析了焚书坑儒是半真半假的历史,焚书是真,坑儒是假,但司马迁把这两件事情捆绑起来写,就把这个半真半假的事做实了。李教授既能写专业的学术论文,也能写文笔优美的通俗读物,推荐喜欢历史的朋友去看看他的书,真喜欢历史,就不要再去看那些网络地摊文学、清宫穿越小说了。

其次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更是胡扯的,号称是从《史记》和《汉书》里面提炼出来的话,但我们翻遍《史记》和《汉书》,是找不到这句话的,这句话大概是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推演出来的,不过要注意的是,董仲舒只是向汉武帝建议,要把儒家定为学术的惟一标准,不要让儒家以外的学说得到朝廷的表彰,就是“勿使并进”,但这只是他的“个人”意见,汉武帝是看了也就看了。汉武帝是会听别人话的皇帝吗!

事实上,整个汉朝,并没有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汉宣帝后来还说过汉朝的国策是“王霸道杂之”,就是儒法并用,外儒内法,不是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家最后从诸子百家中胜出,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是汉代儒学自己发展成熟之后,融汇诸子百家之后,在文化和思想的自然竞争中的胜出的,换句话说,儒家独尊,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而是儒家自己不停地与时俱进的成就。

汉代儒家广泛吸收了民间文化和精英经典文化,以《春秋》为根本经典,融合儒家的六经,并通过阴阳五行理论打通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等各家的障碍,成为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是很了不起的文化成就,但是汉代儒学太难了,《春秋繁露》、《白虎通义》这些汉代儒家的著作,系统化、理论化的程度很高,比讲话稿、段子汇编的《论语》、《孟子》难读多了,所以现在“历史爱好者”们,根本没几个人真正去看过汉代的儒学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独尊儒术绝不是对华夏文化的损害,而是华夏文化在汉代进一步发展繁荣的表现和成就,至于焚书嘛,也就是一时的激端行为,要说对文化有多少的损害,其实不大,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秦始皇明令不烧的那些医书、种树的书、民间实用技术的书,现在一本也没有留下来,反倒是他下令烧的那些书,比如儒家的典籍,最后全都留了下来,可见其实际效果并不像秦始皇想的那样,秦始皇可以用武力一统天下,但却无法用武力一统文化。


只爱潘多拉


焚书坑儒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秦朝暴政的产物,也是秦始皇个人意志决定的结果,儒家一直是主张厚古薄今的,而秦始皇则是厚今薄古的,不然他也不会自认为他的功绩要比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还要高,还为自己换了个“皇帝”的新称号。

焚书坑儒的导火索是因为公元前213年,儒生淳于越向秦始皇建议师法三代得罪了秦始皇,此后秦始皇宣布焚书坑儒,470多名儒生被活埋(其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方士)。

焚书坑儒对于中华文化当然也是有很大负面影响的,首先是焚书把先秦时期各国的史书都给毁了,因而造成了先秦历史的巨大空白,虽然到了汉代时期有很多回忆类的史书出现,但毕竟是回忆,与原始的记载还是很有差别的。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就曾经感叹到资料不易获得,因为先秦时期的史书就只剩下《秦记》可以参考,而其他六国的史书都已经付之一炬。

焚书坑儒还导致了中国学术史长达两千余年的争论,即古文经文和今文经文之间的争议,因为焚书坑儒,先秦时期的儒家经文(即所谓的古文经基本上被焚毁),到了汉代,许多儒生重新口述、回忆撰写新的经书,因此有了所谓的今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在字体、大意以及阐述方式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按照通俗的话来说,今文经更类似于现在的哲学,注重阐发义理,古文经注重字词章句,类似于现在的史学考证,一直到民国时期,今古文之争才走向尾声。

而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华夏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则更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汉武帝树立的并不是真正的先秦儒学,而是一种经过改良的披着儒学外衣的法家之学说,同时杂以阴阳家、纵横家之学说。中国社会的活力也是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开始逐渐丧失的。

如果在“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者中间做一个选择,哪一个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大的话,小编觉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更大,因为“焚书坑儒”至少客观上还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繁荣,并且焚书坑儒只是一个单个的事件,且持续时间不长,而独尊儒术的政策则是一直持续到专制王朝结束的。


青年史学家


谢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来试试把它讲清楚。

先说答案:


“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秦、汉两代分别由秦始皇和汉武帝发动的恢复周朝以前官学的文化改革运动。

前者因为秦始皇的突然暴亡而中断、失败,

后者则因为汉代朝堂上没有孔子、老子这样的至圣,而不得不由董仲舒执掌文化改革的旗帜,德不配位,最终导致了失败。

如果非要说对华夏文化损害的程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产生了谶纬之学大兴的“汉儒”,直接导致了华夏文化从从衰弱走向堕落,进而走向崩溃,其危害要大于“焚书坑儒”。

但是,这更多的是由时代的大势推动的,并不能完全将两个不同时间,不同社会环境的政治文化运动进行简单的对比。

好,下面具体的说一下结论大致的由来。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三件事情。

1、什么是华夏文化?

2、“焚书坑儒”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一、什么是华夏文化?

我们常说,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华夏,我们所处之地为神州大地,我们是的传人。

什么是中国,四海之内是中国,什么是四海,《尔雅·释地》这样解释:“东至泰远,四至邠国,南至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文明的中国人居于四海之内的中国之地,莽荒的夷狄戎蛮居于四海,四海之内的中国人皆是兄弟。这是古代华夏对世界的看法。(当然,这是我所认同的看法,文明,从来都只在华夏)

“中”是对文明中心的象形,“华”是对文明之花的咏叹和象形,“夏”是对文明人的象形,“龙”是对天生万物的象形表达,“易”是对天文的象形,“道”是对天地人关系的象形,“圣”是对掌握天道者,可以主导农耕生产者的象形,“王”是对圣人治理天下的象形。

神州,是对圣王治理下,华夏人所居住的伟大国家的象形。

生长与至中至和之地的华夏人民,从远古开始,秉承的就是天道文化,传承的是天道文明,以易道的思想作为指导,伏羲掌握天时规律,进而指导人们掌握农时,驾驭了农耕文明,高效的农耕文明,使华夏民族的人口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伏羲用什么总结了他的发现并进而传承下来呢?

就是河图模型,一个易道思维的象数模型,讲述了天地运行的规律。

进一步把河图细化,把每一个季节一分为二,就得出了八卦模型。

同一个地方,不同时间,会因为日地关系阴阳此消彼长的变化,而变化出不同的现象。而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又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

如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囊括天地阴阳消长,而带来的不同变化现象的种类,就要让时空相交,让八卦相交,于是就得出64卦的模型。

易经的思想,是华夏文化的总源头,易经的思想植根于天地,天地不变,易经的思想就无法改变,所以正统的华夏思想和文化,也是亘古不变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后世老子所作的《道德经》中。

而老子,作为周王室皇家图书馆的馆长,所作的《道德经》体现的是华夏千万年来对天地的认知,并基于这样的认知建立的“易道”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及根据这样的思想文化体系建立的一整套遵循“天道”、“天理”的社会治理体系。

通过易道的思想,华夏在三皇五帝时期乃至更久远的太古时代,就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到了夏商周时期发展成为孔子眼中的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中这样说明夏商周的大同社会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的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的阶级固化开始出现,大同社会渐渐失去了得以延续的社会条件,为了在天道沦丧之后,重新建立一套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再找到一套让社会恢复长治久安的治理体系,周公姬旦制作礼乐、其后的孔子给出了礼运大同的回答。于是,人伦纲常的人伦秩序的萌芽出现了,并且逐渐发展为后世儒家的思想。

我们可以这么说,周公制礼、孔子提出仁的目的,是对于现实的退让,是天之道沦丧之后,以人为天的人道时代重新以以国家官学的形式,为百姓,以人道之礼法立教,建立社会秩序。他们的人之道,脱胎于天之道,但开创了以人立天的先河,从此以后,天道不存,原本锚定于亘古不变的天地的思想文化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不复存在,社会开始进入了治乱的循环。幸运的是,在孔子的不懈努力下,脱胎于天道的礼,儒,法,大一统为基本结构的人道体系,逐步渗入民族底层基因,易道的思想和典籍更是没有彻底失去传承,我们这个民族,才能虽然历经治乱循环,甚至两次亡国之祸,依然艰难的生存到今天,没有像历史上那些蛮夷们一样烟消云散。

西元52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周王室内乱,王子朝奔楚,王官学术失守,典籍流落民间,以至于后面,社会上私学百出,王官之学,下移庶民,变成诸子之学。这就是百家争鸣的开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和发达的时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三家分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济太过于发达,农业资本家,以及诸侯国强大到可以篡夺王权的地步而出现的现象。而王权衰落,又是由于周王室分邦建国的封建制。封建制,让周王室赖以统治天下的礼仪这个伦理约束力量和军队这个武力钳制力量都出现了问题。诸侯国越来越强大,周王室越来越衰落。

周幽王时期,在犬戎之乱中,王师惨败导致精锐丧失殆尽。

而在周桓王时期,日渐衰弱的周王室,试图重新振作起来,维持和加强对诸侯的统治权,结果又被郑庄公打败。王师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从那之后,中国从大同社会走向了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与王权争夺中国的时代。

秦统一天下后,改封建制为郡县制,自耕农再次成了社会劳动的主体,恢复了大同社会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二 、“焚书坑儒”便是秦始皇试图恢复大同社会的努力之一。

中国文化,所有的各家思想,都指向同一个道,各家学说的差异,只是一道各用用法各异而已。我们在上面说过,易道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呢?是基于这片亘古不变的锚定天地而来。天地只有一个,所以天下也只能有一个道。所谓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会有那么多的百家之说呢,因为存在着一个学道立方的问题。道只有一个,但是道有无穷多的方面,不得大道,只寻得大道之皮毛,以皮毛立一方之学,这就是道裂为百。百家争鸣是天下失道的体现,而不是一场文化盛宴。立一方之学的人,则被称之为方士。

始皇帝焚书坑儒,坑的就是学道立方的方士,并没有几个儒生。孔子的后人,始皇帝不仅没坑,还礼遇有加奉为国士。他烧的书,也是一些不道的方术之书。代表国家官学的士人,还有国家官学的典籍,始皇帝根本没有禁毁。焚书坑儒,被世人误解了几千年,始皇帝的用意是好的,因为要复官学,必须得禁私学,要立道,必须得废异端。所以,始皇帝做的事,是复道之举。真正杀士毁道的人,是赵高和项羽。

由此看来,“焚书坑儒”的初衷,并不是对华夏文化的损害,反而是对正统的华夏文化进行纠正的一种尝试。

那么,后世为什么又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认定为一种残暴之举呢?

“焚书坑儒”说法,最早在西汉提出。

司马迁在《史记·卷121·儒林列传》中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西汉末孔安国(孔子10世孙)《〈尚书〉序》中提到:“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西汉刘向在《〈战国策〉序》中说:“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从术士,到儒士,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时期,文字中的一个小小的变迁。

而这个小小的变化,正是源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什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样是为了恢复周朝官学,为了禁私学,复官学。遗憾的是,汉武帝的时代,没有老子,也没有孔子。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质上是外儒内法。然而,由于王子朝奔楚,三代以来的典籍不复出现,秦始皇辛辛苦苦收集的官学典籍,大部分被项羽一把火烧了,汉朝只好以公羊春秋这样的书充当最高经学典籍。由董仲舒出马,建立了一套神学化的儒家体系。

孔子被赋予神格,被汉儒称之为素王。汉朝皇帝也要和天之间,进行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论一出,顺理成章的,灾异说就出现了。董仲舒的理论说:皇帝就是天本身,天就是皇帝本身,如果皇帝德厚,那么天下就会祥瑞太平,如果皇帝德薄,那么天下就会昏乱祸殃。既然天就是皇帝,天德就和天子之德互相等同。那么同理,反过来也成立,如果出现了地震,是天德不顺,那么也说明是皇帝缺德。

汉武帝看到这样的理论,除了傻眼也没什么办法了,董仲舒们自有妙计,为了维护皇帝这个至高的天和他完备的天子之德,就必须得穷尽天地福祸和利害,尽力的让天下不出现祸殃,以免让皇帝陷入被无辜缺德的尴尬境地。怎么才能让天下不出现祸殃呢,只能事先预决占验,在祸殃发生之前来规避它。

于是,汉儒一分为二,分成了经学和纬学两部分,经学负责经世济国,纬学负责预决吉凶。再到了东汉,神学化的汉儒,谶纬之学成了国家显学,装神弄鬼的那一套,最终把整个国家的祭祀体系和官学体系,都折磨的千疮百孔。

两汉之后,华夏正统的思想文化体系,渐渐隐去,这也是华夏千百年不断衰败的根本缘由。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年)五月,大汉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掌握大权,这时的汉朝,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国力蒸蒸日上。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

文景时期,百姓们刚刚历经了战国以来三、四百年长期战祸以及大秦国的严刑峻法,社会人心所殷切期望的就是早日达到安居乐业的升平世界。于是,汉高祖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学说,以宽柔为怀治国,国势渐有起色。

到了文帝时期,因为内有宫廷的变乱,外有强臣宿将和兄弟诸王的虎视眈眈,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候,但当时百姓厌战已极,此时此世,内外任何因素,都不适于施用刚猛的治国策略,因此,文帝从其母后与丞相曹参的主张,采用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法治国的办法,终于使大汉国势强盛起来。

汉武帝希望建功边陲,彻底消除外侮耻辱,为此,必须改变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指导下的治国之道,因此,他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从而结束了“无为而治,清静守法”的年代,用“德主刑辅”的“以德治国”取代了黄老之治的“以法治国”。

而德主刑辅的以德治国,使用的工具,就是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因为在的董仲舒的理论看来,这部书就有“德”的全部内容。并且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于是,当时很多官吏断案的依据,就是一本《春秋公羊传》。

汉武帝从学术思想上动手。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结束了黄老之学在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由于“春秋决狱”,最后的裁决权力,经由“上请”转移到了皇帝身上,皇权由此凌驾于相权之上,内廷权重。皇帝独揽权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为所欲为,皇帝的意志成为律法,实现了极端的人治。具体到财赋政策来说,就是重农抑商、增加赋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征收算缗钱,重击商贾。

但由于汉武帝结束了建汉之初,天子和庶民都需要遵守大汉律的情况,同时董仲舒和刘向又将谶纬之学引入经义,从西汉到东汉,儒学不断的陷入了谶纬之中,在引征经典时,凡是有经有纬的,通常是先引谶纬,后再引经书。谶纬成为决定国事的本源。凡经说上的分歧,甚至国家的礼乐制度、征伐战争,都要以谶纬决断,谶纬决定一切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情。

这也直接导致了上面提到的两汉之后,华夏文化的衰落。

好在,每逢乱世,由老子、孔子耕耘的沃土总能孕育出不世出的英雄豪杰,挽救华夏气运于既倒,直到今天,蛮夷们的气运衰微,我们却正渐渐找回消隐许久的正统思想和文化,我们这个民族,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是中国,我们是巨龙,我们,又回来了。


平凡2850


两件事的损害都非常大,从结果上看独尊儒术损害最大,但从当时造成的损害绝对值上看焚书损害更大。

独尊儒术一定造成后世走向一个偏颇的文化,但是没有历代读书人配合和发挥是不会造成那么大损害的。

独尊儒术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奴性文化,而是儒家独大,儒生攻击、讽刺一切他们不擅长的领域,最终造成我们后来没有纯粹的艺术,民间歌舞丢失,工科得不到发展,更让人愤怒儒生把自己文弱病态形象移植到了各个爱情故事里。就是说爱情故事主人翁几乎都是一副弱不经风、除了写几个字啥也不会的穷秀才形象。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审美转向阴性。代表男性特征的勇敢、担当、强壮、信用、冒险全部不被家庭和社会鼓励。就是说中国男性是在一种迷失了本性的状态下成长。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相比,气质里缺了笃定和淡定。因为这种气质是需要在男性特点的文化中去历练、磨砺的,与读书没有关系。与尚武精神是一回事,尚武不是要去打战、打架,而是磨砺内在气质,能处乱不惊,能耐得住艰苦,顶得住压力。这才是男性气质。

独尊儒术让全民都执着于写几个字,练字不是不好,而是全民执着千年执着,那必然会造成偏废。别的文化都被压制了。高晓松说,欧美音乐重合声,黑人重节奏,日本人重旋律,问我们重什么?很明显嘛,我们重歌词。今天能火的歌大多还是歌词得到共鸣。元曲宋词都是歌词保留了。写好歌词不是不重要,但明显头重脚轻了。过于偏了,文人艺术之所以不算纯粹艺术就是因为很偏,不纯粹。独尊儒术如果没有后来的人这么发挥攻击别的领域,也不会如此。

焚书就不同了,一把火全没了。文明积累的精华一半都在书里。就这么毁了,那个损害是无法挽回的。秦始皇最大的恶就是这件事了。所以我强烈建议立刻马上开挖秦始皇陵墓,抢救其中的文字内容。越快越好,别的都不重要。如果他留了备份,我们错过了,腐烂了,那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焚书让后世强行解释古文化,基本就是附会加杜撰。目前看,连鸿门宴都是用项羽刘邦的故事覆盖了古历史,覆盖了一个更大更波浪壮阔的历史事件。这是很悲哀的。


國病


从时间上来看,肯定是后者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而且对于华夏文化的损害也更大。

首先,我们说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件事情。由于当时中国还未尚未形成统一,各个国家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因此诞生了百家的思想,对于统一天下的秦始皇而言,真正要统一的,不是这片土地不是敌人的军队,而是大家的思想如何统一起来。秦始皇作出了,比如说统1°量衡,统一全国文字这样的壮举,目的就是让整个国家的制度能够统一让整个国家,国与国之间,地区之间能够接轨,这样的话。整个秦国才可以为他接下来一步步要做的事情,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与劳动力。

但是很明显,接受过古代教育,也就是老一批人教育的那些人才对于秦始皇这样做的事情表示不理解,我们原来就生活在自己那么一小片地方称王称霸的不挺好的吗,底下人民群众死活关我屁事儿啊,我就自己那点儿思想我自己活个自在不就行了吗,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国家做事情,我有什么义务提示国家做事情说实话,当时的人就已经把这一句话挑明了对秦始皇说,秦始皇当然不乐意。我辛辛苦苦耗费了秦国六代人的心血,我攻下你们,我为了什么,我就图一乐呵?

秦始皇立刻选择将国家以内存在的异端思想,也就是当时各个地区的地方思想进行整合,然后直接烧掉。国家只有一个国法,那就是秦国所有东西都得围绕着秦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来战,但是秦始皇,却留下了一些书籍,比如说某一些数据,比如种树种田。一些技术方面,就是农民们生存下来资本的那些书本是不允许烧掉的。

坑儒这件事情,说实话,那帮天天叫嚣着为主,虾报仇的那些穷酸书生们估计是没真正读过历史书坑的,如是坑谁?坑的是那些方式方式是干什么的,装神弄鬼,骗人钱财那批人,也就是现在社会上的给骗子。你替他们报仇?还是说你儒家的人脑子全都秀逗了?很多人总是下意识地回避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理亏。你是说这样不就是使得整个秦国的思想建设较单一吧,这就不利于国家的思想建设,可是就连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当时西汉王朝他的国内他的高层仍然是利用法家治国内套策略,你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思想都给封闭了吗?没有他的时间是短暂的,同时他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也是短暂的。现实社会里面仍然是百家争鸣。董仲舒就在此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中央军王的齐全,我承认这一点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十分好的,但是自那之后,儒家干了什么事情,心里没点数吗?

那么我问儒家那批人,你们想过这件事情。你们做那些八股文章给朱元璋看的时候就不会想到这些东西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你们搞那些,程朱理学搞什么君臣父纲的,难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怕遭天谴吗,灭人性者,必将得人人得而诛之。你们都懂,但是你们就是不说。你们知道这个东西给你们带的利益究竟是多大的?你们同时也明白这个东西都与国家的毒害,将会有多么深刻,人们成了文学考试的奴隶,只为了考试而生,对于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军事的发展有什么用?什么用都没有?

我们一直都在嘲笑西方的基督教廷对于整个科学的扼杀,但我们真的应该反思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儒家文化对于整个中国科学理论的封杀,别人知道知错能改,但是儒家文化的思想毒害了中国两千年,而且屡教不改。

最后大家口里的腐儒成了一批什么人,天天为皇帝称歌功颂的,只需要靠着一张嘴天天在那说别人的好话就能够得到大把大把的,得到别人奋斗一生都拿不到的东西,这是什么官僚资本他们一天到晚拿什么东西都未免死金牌,所以自己的挡箭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你看我们这一家的思想多强。

你们厉害,你们吊,那我问问,每次外敌入侵的时候,每次其他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是谁第一个出去,跪在其他人舔别人的脚根称别人是主人的。孔家人,你们这一批天天喊着君城作为最基本纲领的人却天一次一次的违背这一最基本纲领你们是做什么的?你们就是一批为自己谋利的人。灭杀其他家的思想,文化的进步需要思想的碰撞,可是你们的做法呢?你们就连自己最骄傲的东西都没有做到,更何谈其他的部分。

别以为披上一层无罪的袈裟,披上可怜人的标签,你们就可以摆脱这些历史的罪名,需要功绩去洗刷,即使追到天涯海角,总有一天有人会跟你们分这笔旧账。

现如今儒家文化确实已经融入到了中华文化中的其中一部分,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儒家文化更需多陋习可以牵扯在了一起。人们在不停地思索着,探索文化思想究竟该如何进步,也许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也许孔家的孔庙真正倒下的那一刻,人们才会破局


漩涡鸣人yy


没有邀请,我说一个,别删别骂,我们讨论。

个人认为,两个事件对中华文化都具有非常大的损害,但是对于华夏文明,却是有莫大的幸运,没有这两个事件,华夏文明可能也会在中间断代。


要说从小到大,老师教育我们的一直是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都是对文化有伤害的行为,对秦汉统治阶级就有了不好的印象,也一直认为秦汉对文化的封杀和伤害让中华文明不能多元发展,行不成百花齐放的文化形态,让中华文明更加灿烂。

不过,成年以后,见识渐丰,才明白两个事件对于中华文明的两千多年延续的重要性。

文明之于一个民族,文化形态是核心内容,外化的形态成为承载文明的物质载体,思想内容的核心一致与否,影响着文明的存续和延续。


不可否认,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在当时属于政治举措,这个举措对多元的中华文化造成了很大伤害,多元文化形态一蹶不振,单一文化成为大民族唯一的文化依存,政治的刚性把文化的柔性圈圈起来,让儒家成为中华民族核心的文化内容,把多民族融合,同时儒家核心的和又让文化本身具有了开放性,吸收了众多文化形态,只是对吸收来的文化加以了改造,成为了大一统的文化概念。而儒家本身的文化核心没有做任何动摇。

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被有意无意固化以后,没有更多的文化冲突,有的是文化的交融和文化的包容,让中华文化一枝独大,最终成为文明的核心!当这个文明强大到不可战胜的时候,就成了根脉文化,根脉文化根基深厚,再开枝散叶,就形成了树状文明形态。

所以,中国文化经过几次浴火,重生的文化就成了核心,核心的培育强大到无以复加,就变成了根脉文化,有了根脉文化,就形成了中华文明没有断代不会消亡的事实了。从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秦皇汉武,是他们为中华文明的延续用严酷的政治的手段保留了中华根脉,让华夏文明成为人类史上的奇迹。


慕容晓春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历史上似乎以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件,也成了秦始皇作为“暴君”的标签。

其实,客观的看,这个事件应该只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手段之一,远远谈不上对华夏文化的损害。

秦始皇焚了多少书?焚了什么书?历代文献基本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大多数是“术士书”。

从后来的诸子百家的学说理论一直流传至今来看,“焚书”好像没什么实质性的损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焚书(毁书)”之举不是仅秦始皇一人之为,后续的好多帝王也都进行过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取舍、编纂的“选择性毁书”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都包含了“毁书的”过程。

至于“坑儒”,有记载的也就是不到五百人。并且大部分是“方士(跳大神的)”。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什么“暴政”。秦始皇时期的“儒生”何止五百?孔夫子就有“弟子三千”,徒子徒孙好像还不好统计,况且,秦始皇对孔子的后人弟子好像还是挺敬重的。

后续的各个朝代,一次性被砍头的“儒生”超过五百的次数应该更多。

根本上来讲,由诸侯争霸到国家统一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的统一是必然也是一种进步,同时,秦始皇并没有搞文化垄断,秦汉时期的文化和思想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的对于“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选择。这种选择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一个国家,不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思想来作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独尊儒术是一种选择,在这种选择下,其他的指导思想就成为了“参考资料”或者“咨询智库”。也就是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外儒内法”或者说“上儒下法”的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同样,在独尊儒术的前提下,社会的思想并未受到“强制性”的威胁,纵观整个封建社会,没有因为宣传,推广,学习儒家思想之外的其他思想而受到“政治制裁”这样的记载,儒家成为主流,和封建王朝的选择有关,但从来没有强烈的排他性。

有一个观点,我认为需要客观认识:那就是文化和思想的渐进性,选择性,反复性是应该尊重和正视,不应该用现代认识的思想高度和标准来判断历史上主流文化的选择的正确与错误。

当人类的文明进步了,回头看看,我们的祖先有很多在我们看来是愚昧的和错误的,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是在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并且两千多年一直被验证是好的,我们的祖先也很聪明,积累的思想和文化是我们的财富,这些财富需要敬重、珍惜。

历史和传统文化,不是虚无的,功利性的。它是世世代代先贤们实实在在的智慧和探索的结晶,是无价之宝。它的精华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和每个人。


步武堂


当年在秦始皇的宫廷里,李斯曾经告诉秦始皇“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把人的脑袋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于是就有了焚书令的出台。烧了书以后,还不老实的,就直接加以肉体消灭!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焚书坑儒。显然,焚书坑儒并没有实现秦始皇想要的效果,所谓“关河空锁祖龙居,竹帛烟销帝业虚。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被看做是一场暴政,从来都是被否定的。后世,没有谁胆敢公开为焚书坑儒进行辩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类似这样的事情就绝迹了。恰恰相反,焚书坑儒只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历代统治者都在做着“天下无异议”的梦。

表面上,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实际上是汉承秦制。在西汉也有谣言诽谤令,直接就是要禁锢人们的头脑和嘴巴,但凡是敢于对皇帝说三道四者,杀无赦。不仅如此,西汉的时候还有腹诽法,假如皇帝认为你在肚子里非议当今,也是要杀头的。后代文字狱史不绝书,到了清代就达到了顶峰。无论是庄廷鑨明史案,还是南山集案,实质上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性质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后代的帝王懂得了不仅要有硬的一手,而且还要有软的一手。硬的一手,就是杀戮。我们前面介绍过了的。软的一手,就是拉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独尊儒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政策的出台,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也的确是想把读书人控制在他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以收到天下无异议的效果。表面上看,表彰六经,这是文化盛举(汉武帝的政策是表彰六经,后人将它总结为独尊儒术)。其实呢,就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术,所以后人才称他的表彰六经为独尊儒术。至于说罢黜百家,虽然和焚书坑儒一样,是杜绝朝廷不喜欢的思想,但汉武帝也有他高明的一面,他并不是直接下令不允许人们学习其他的东西,学其他的东西直接杀头,而是采取一个办法:考试不考!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了太学,招收学生,经考试合格可以做官。广义的科举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但凡是考试不考的科目,其下场会是什么样子,上过学的人都会知道。他并没有采取坑杀焚烧办法,百家之学自然就凋零了。

对于汉武帝这招,后代的帝王们也都烂熟于胸。比如乾隆皇帝,这个家伙杀起人来也是不眨眼睛的,他曾经多次搞文字狱,却还宣称自己从来不搞文字狱。同时,乾隆爷也学会了软的一手,那就是修四库全书,修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禁书。把天下的书都收集起来,看看什么书是安全的,什么书是不安全的,安全的书修进四库全书,不安全的书则是烧掉、销毁。这不仅可以起到禁锢人心的效果,而且也往往被看成一场盛大的文化工程,可以用来装点盛世的门面。其实,修四库全书,就是一次焚书坑儒。

至于说汉武帝之后,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什么促进,儒学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野叟杂谈


如果谈到华夏文化形成,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这两个对此没有损害,更多的是好处。

我没有哗众取宠,你可以慢慢看下去。


秦汉之前有两个概念,那就是国和天下不一样。天下比国大,三国谯周劝刘禅投降的时候也认为天下比国大,所以他认为他劝刘禅投降是为天下不是卖国,相反是顺应,正义。此时离秦有几百年之久,依然还有这样的想法。

可见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的重要性。

秦开始,中国进入了高度专制的帝制,而且逐步的将国家和天下融为一体。特别是从唐代开始,国家的天下就是一体了。那个时候你背叛国家,其实就是一整个天下为敌。


一个文化的形成,它其实是一种毁灭的过程。你现在知道的文化其实是经过了很多次优胜劣汰,然后存在下来的。你要知道诸子百家,你能数得出有几家?你就应该知道损失了多少。

文化的统一有利于增强认同感,努力维护国家统一。有利于核心文化的形成。你想一想一个国家不能形成主流的文化认同,依旧是百家争鸣,那么老百姓的归宿感就会四分五裂。这对分裂有好处,但对大一统只有坏处。


所以大一统的王朝之后,你就必须得承认,一种文化是主流文化,那么其他文化肯定会消失,或者变成非主流隐性文化。这是发展的必然。只不过摆出百家和焚书坑儒,它是一种剧烈的文化统一,后世也经过了相应的,只不过没有这么激烈。

所以这两件事情有助于华夏的核心文化的形成。

当然它对人类的文化发展是有害处的,至少这2000多年的文化思想,我们没有进行突破,依旧在这个框架里。所以凡事有利有弊,这就是所谓的坏处吧。


知常容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评价儒家思想的功过是非。

对这二个历史事件朋友们说的很多了,我只说说自己的评价。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搞了“批林批孔”运动,也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可以说对儒家思想的争议一直存在。和儒家思想对立的是法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思想道德观念治人治国;法家思想是以法律制度治人治国。二种不同的理念和方法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一定有不同的影响。



秦始皇——是他“焚书坑儒”

我认为从现代社会发展观看儒家思想起了阻碍作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理智信,侧重道德教育和熏陶,这与以制度管理国家相去甚远。虽然在“独尊儒术”时,那个朝代也没有放弃法律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又不能不考虑和儒家思想的冲突,因而这些制度带有很大的缺陷。其结果

当西方国家早进入法制社会时,我们还在封建道德观里不能自拔。而这种封建道德观现在仍然影响着法制化进程。



儒家信条

另外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商鞅变法成功而且形成了以法家理念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儒家思想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的思想文化会和现在不同,这种思想文化经过二千多年的丰富和发展,到现在早应该形成了一个

开放、民主、文明、法制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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