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淆是非、頭疼醫腳的鄭永年
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鄭永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學者。前不久，他在東方出版社新出了《中國文明的復興》《中國的知識重建》，並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做了主題演講
在他幾十分鐘的發言中，很多說法都值得商榷與辨析。例如，鄭永年認為，西方媒體強大，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思想體系、知識體系支撐，而中國媒體比較弱，背後可能有知識體系的問題。在我看來，這一類的診斷可謂頭疼醫腳：鄭永年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媒體擁有的制度環境，與中國的媒體的運行機制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但他仍然做出了匪夷所思的解釋。
再其次，西方理論和概念不能解釋中國嗎？那我們如何看待知識的通約性？諸如阿克頓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自近代以來，西學東漸至今仍然延續，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無不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西方理論和概念已經滲透到所有的學科領域。顯而易見，西方學者的理論和概念，主要基於西方的歷史經驗、政治變革以及文化、宗教等複雜因素而產生，但絕不意味著沒有知識通約性可言。研究者要想完全拋開這些西方理論和概念，卻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仍不失為我們理解自身的參照，否則就無法進行比較和對話。
在鄭永年的所有發言中，事實上也是拿西方作為中國的參照。如果真像他所說，"只能以我有的東西來解釋，不能以我沒有的東西來解釋我"，那麼，不僅全球化不可能實現，在學術上做文明之間的比較也無法進行，而且會陷入言說的困境：眾多從西方引進的觀念已經深入到中國文化和知識體系的每一個層面，可以說，如果以1840年以前的語言做研究，完全摒棄近代西方傳入的學術詞彙和概念，要進行學術研究將舉步維艱。以此標準來檢驗鄭永年本人的發言和著作，他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地步。
此外，中國自秦代到清代的政治制度，運用馬克思主義為研究的中國政治史家劉澤華認為屬於王權專制主義。 北大歷史學家閻步克先生等人也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認為我們應該直面歷史。閻步克認為，"概而言之，在歷史學實踐中，所謂"專制主義"，主要通過權力、身份和分配三方面來識別認定的。它們是：1.高度集中化的單一君主權力。2.全體臣民對單一君主的人格依附與單一君主對全體臣民的人身支配，君臣間無條件的統治權利與效忠義務。3.財富、資源與聲望高度集中於君主個人及其家族。"他還引用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原話， "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這種現象，同我國曆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官僚主義、家長制、君臣關係等現象，也都與之有關。
再比如，鄭永年談到了法律，中國歷史上確有法制，即統治者利用法律來管束民眾的制度，它與法治所提倡的，按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是完全不同的邏輯。
從經濟體制來說，即便中國古代的經濟制度，在農業社會有其時代的合理性，那也無論如何稱不上鄭永年所說"非常好的制度"。經濟史家侯家駒先生在《中國經濟史》中分析了中國古代經濟制度，他認為：在專制體制下，經濟是一種統制經濟，或稱權力經濟，權力經濟與資本主義無法相容。而中國有幾次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機會，都被皇權所摧毀。
鄭永年提到管子的經濟思想，經濟史界早有研究。管仲提出的"利出一孔"，其要義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民眾的一切獲利機會甚至生存機會，除了君主格外開恩允准的以外，民眾沒有其他的獲利求生之道。它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的古代經濟，但鄭永年並沒有深入分析其優劣長短並作出判斷。
鄭永年對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觀察，或許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由於他虛擲了價值判斷，這使得他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解釋，只是在論證其合理性與合法性。這種無條件維護既有秩序的做法，或許可以用魯迅的一句話來反駁，"從來如此，便對麼？"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暉、吳思等學者對於中國未來的研究和預判，無論是分析框架還是對於中國當下社會的認知，其廣度、深度和洞徹力，以及理據和邏輯，均更為強大有力。對照兩者的話語方式、話語策略和言說角度，讀者可能收穫更多。
閱讀更多 閱讀與幽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