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五代十国时的冯道这个十朝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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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是“十朝元老”了，让我还怎么评价他？

（准确地说，应该是“十三朝”。包括后唐李存勖、后唐李嗣源、后唐李从厚、后唐李从珂、后晋石敬瑭、后晋石重贵、后汉刘知远、后汉刘承祐、后周郭威、后周柴荣，另外还有卢龙刘仁恭、桀燕刘守光、契丹耶律德光。不过一般后面这三朝没算进去。）

（冯道的画像）

确实，在古代皇权社会里，一个人能当到“三朝元老”，我们就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了。为什么呢？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能做到“三朝天子一朝臣”，那还不仅仅是这个人活得久，而是这个人有非凡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而能做到“十朝元老”，那该多能活？更重要的是，该有多么强大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难怪历史上，大家一说到冯道，就说他是“不倒翁”。（本人写了一本关于冯道的传记，名字就叫《不倒翁冯道》）。

不过且慢，冯道虽然活的年纪也不小，但也只有73岁。冯道虽然做了“十朝元老”，但是这十个朝代，加起来也都不到半个世纪。所以，冯道这“十朝元老”，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夸张。

当然了，就算不到半个世纪，能在充满残杀戾气，充满尔虞我诈的五代朝堂上，一直坚挺下来，那也是要有相当本事的人。毕竟在整个五代，除了冯道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做到他那样的。

（本人写的冯道传记《不倒翁冯道》）

那么，冯道究竟有什么本事，能够做到“十朝元老”呢？

第一，冯道满腹经纶，有丰富的执政经验。

五代是一个武人当道的时代。那些武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为了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厮杀不断。就算你没打算当皇帝，也会有人把一件黄袍披在你身上，让你当皇帝（比如李嗣源、郭威）。还有一些武人不一定为了争夺利益，而纯粹是为了仇杀，冤冤相报，以暴易暴。那个时代，科举制度早就废了，也没人读书了，书生甚至成为那些武人的口粮（五代发生过多起武人吃书生的事件）。大家也不再读书，所学的都是习武打仗。因此，读书人非常少。

但是，当武人通过拼杀夺得天下以后，他必须要文人来帮他治国。而从小就刻苦读书，学得满腹经纶的冯道，就是这些皇帝们非常重视的人才。比如李存勖上台后，就专门让冯道制定朝廷礼仪制度；李嗣源上台后，因为不识字，让冯道负责给他念奏折；李从厚上台后，请冯道给他讲该怎样当皇帝；石敬瑭上台后，把朝廷大小事都托付给冯道，大家都害怕去和契丹打交代，只有冯道能做好这种外交的事情等等。

作为一部“活字典”的冯道，哪个君王上台不用他呢？

第二，冯道依违两可，有丰富的生存经验。

（冯道一家）

要在五代当官，太困难了。我们说了，五代是充满戾气、仇杀的朝代。不管是哪一个朝代，武将之间都在忙着互相攻伐厮杀，文臣之间则忙着争权夺利，没有一刻消停下来。

武将厮杀我们且不说，单说文臣。那时候，没有一个朝代没有文臣弄权现象。比如李嗣源时期的安重诲，李从厚时期的朱弘昭、冯赟，石敬瑭时期的桑维翰，刘承祐时期的苏逢吉等等。这些文臣们因为争权夺利，最后的结局就是把自己给搞死掉了。

冯道则不一样，他从来不参与这些争权夺利，谁来拉拢他，他都支持，也都不支持。总之就是依违两可。别人对他这样的人，也是无可奈何。而恰恰是这种性格，让他很好地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他对皇帝也都是采用“劝喻”的方式，也就是打个比喻劝说。皇帝要不听，他也就算了。所以皇帝都不会要他的命。

第三，冯道淡泊名利，有丰富的长寿经验。

冯道不争名逐利，他一生生活简朴，吃的住的都非常简陋。心中的贪欲不多，无欲自然无求。

冯道为人还非常宽厚，不生气。有次有个人把一副写着“冯道”的牌子挂在一头驴脖子上，家人都很生气，可是冯道却说：“天下叫冯道的人那么多，他又不是在说我。”

冯道乐观开朗，自称是“长乐老”，他写过一篇叫做《长乐老自叙》的文章，表达了就是在艰难世道中，他也能保持乐观的心态。

正因为这样，冯道活的年纪比较长（73岁在古代是个长寿年纪），所以他也就能创造“十朝元老”的奇迹。

（参考资料：《新五代史》《旧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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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五代十国的传奇人物，一生历经五朝十二帝，可谓真正的官场不倒翁。

宋朝以前，人们对他的评价倾向于褒，宋朝以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倾向于贬，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说他是无耻之尤，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他是奴才的奴才。至今，仍有很多人视他为缺乏廉耻观念的小人，也有很多人希望从他的经历中揣摩出权谋之类的成功秘诀。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冯道？从他的经历中又能得出什么秘诀呢？

说到冯道，必须提到一个历史名词——河朔三镇。这是安史之乱过后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的总称，即幽州、成德和魏博。大致来说，这三个地方在今天的山西、河北以及环渤海一带，远离以长安为首的政治中心。同时，这里也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

安史之乱过后，河朔三镇节度使拥兵自重，处于半独立状态，与长安方面的关系充满了火药味。冯道的出生地是瀛洲景城，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管辖，而安史之乱的风暴，最早就是酝酿于幽州。所以，三镇当中，长安与幽州的关系最为紧张。比如824年，长安方面委任张弘靖出任幽州节度使，试图加强对幽州的控制，但是张弘靖上任不久，把持幽州实权的悍将就发动兵变，给了朝廷一个下马威。

三镇节度使固然跋扈自雄，文人士子却对长安心向往之，毕竟，长安才是名义上的正统，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也不是地处边陲的藩镇所能比肩的。进入长安，最为便捷的通道就是参加科举，然而，一方面由于长安方面对藩镇的抵触情绪，一方面由于藩镇为了留住本地人才而设置的藩篱，事实上能够通过科举进入长安的人并没有多少。这就是冯道出场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选择效力于割据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大环境的限制。

冯道出身于耕读之家，家境比一般人为好。进入仕途之后，他屡遭同僚轻视，由此来看，他的出身也并不算高，最多就是小地主家庭。

纵观冯道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在他身上始终体现着悲天悯人的气度。他的家乡景城处于幽州边陲，在唐末为战争多发地带，比如他10岁那一年，这里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叛乱。冯道虽为儒生，对佛道学说也有涉猎。从小见惯连城烽火、乱世流离与生死无常，又饱受佛道出世观念的熏陶，长大之后的他有悲天悯人的气度，二者之间多多少少也是有关系的。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唐帝国落下帷幕，中国进入兵连祸结的五代十国。同年，原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发动叛乱，囚禁刘仁恭，征召小有名气的冯道为掾属（相当于私人助理或者秘书之类的官职）。这一年，冯道25岁。

刘守光是个变态，嗜血成性，这会儿跟你谈笑风生唠家常，下一秒钟大砍刀就甩过来削你脑袋。如果换成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上司，恐怕给金山银山我们都躲避不及，但是冯道不怕，坦然前往。

史料有限，我们不知道冯道为刘守光效力期间有什么具体贡献，但可以肯定的是，初涉官场的他还不成熟，有些愣头青的理想主义，能在刘守光手里活下来实在侥幸。

公元911年，刘守光自立为帝，建立大燕政权——这是冯道经历的第一个皇帝。

不久，刘守光与晋王李存勖发生冲突，“不知死活”的冯道建议刘守光停止战争，被怒不可遏的刘守光投入大牢，幸亏有人搭救，他才保命出狱。

李存勖，五代十国时期的英才，就连朱温也对他畏惧三分，失心疯的刘守光哪里他的对手。刘守光败亡之后，冯道前往太原，投奔晋王李存勖。按照道学家的说法，这叫屈身事敌，不知廉耻，冯道可不吃这一套。

在李存勖手下，冯道遇到了伯乐，即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之于李存勖，等于萧何之于刘邦，李存勖对他颇为倚重。张承业虽是宦官，但为人正直，用人唯贤而不问出身，不遗余力地提拔冯道。日本学者砺波护在《冯道——乱世の宰相》当中称张承业是冯道的贵人，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除了张承业，他的搭档卢质对冯道的拔擢也功不可没。

卢质的职务是掌书记（掌管军政和民政的机要秘书），与出身低微的张承业不同，他出身显赫，门第高贵，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豪门子弟的浮夸习气，推荐人才时并没有像其他名家子弟那样相互援引，结党营私，而是和张承业一样任人唯贤。李存勖的两大臂膀都对冯道青睐有加，冯道的仕途顺风顺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919年，37岁的冯道接替卢质，出任掌书记（相当于副宰相）。

923年，李存勖消灭后梁，登基称帝，建立后唐——这是冯道经历的第二个皇帝。

后梁与后唐争霸期间，冯道随军出征，与士卒同甘苦，住在茅草屋里，睡在喂马的草料上，用自己的俸禄犒劳士卒，部下把掠夺来的美女献给他，他极力拒绝，实在拒绝不了的，他就先找个地方把她们安置下来，然后再派人寻找她们的父母，把她们送回家。

924年，42岁的冯道因父亲去世回家乡守孝，此时的他已经名满天下，地方官免不了要来巴结一番，对于地方官的“心意”，他一概拒绝，自己住在简陋的茅草棚里，还把剩余的俸禄拿出来分给遭遇饥馑的乡民。父老乡亲当中如有无力耕作的人，他就夜里悄悄去耕种，主人知道后登门拜谢，他却说不是自己做的。

926年，李嗣源发动叛乱，李存勖死于乱军之中，帝位被李嗣源取代，即唐明宗——这是冯道经历的第三个皇帝。

李嗣源的帝位“来路不正”，但他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即位初期即任命冯道为端明殿首席学士兼兵部侍郎。

唐明宗时代是冯道奠定个人事业和声望的最重要的阶段。据《册府元龟》和《五代史》记载，在冯道经历的诸多帝王当中，对他表彰最多的就是唐明宗，这也是冯道一生中政治贡献最多的黄金年代。

有一次，唐明宗问冯道：“如今天下丰收，老百姓都很富足吧？”冯道说，“不是，谷贵饿农，谷贱伤农，这是常理。我记得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唐明宗甚为感动，命令侍臣把这首诗记下来，经常诵读。

927年，45岁的冯道出任宰相，位极人臣。6年后，唐明宗去世，唐愍宗继位——这是冯道经历的第四个皇帝。

潞王李从珂表示不服，于934年发动叛乱，登基称帝，是为唐末帝——这是冯道经历的第五个皇帝。

唐愍宗仓促逃亡，途中被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杀死。 冯道这时候干了什么呢？率领文武百官开城投降。按照道学家的说法，冯道可真是软骨头。

936年，石敬瑭联合契丹人消灭后唐，建立后晋，即后晋高祖——这是冯道经历的第六个皇帝。

作为后唐元老的冯道进入新朝，官职依然是宰相。这个石敬瑭，就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儿皇帝”。有一次，他打算派遣使臣出使契丹，在当时人看来，契丹是蛮夷、有死无生之地，谁都不愿前往，冯道主动请缨，连家也不回，只派人给家里送了个口信就出发了。

契丹皇帝赏识冯道的才干，打算把他收为己用，冯道婉拒：“晋与契丹是父子之国，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句话，于是后世历史学家讽其为“奴才的奴才”。按照道学家的看法，这不但是无君，更是无父，地道的奴才。

石敬瑭对冯道颇为倚重，去世的时候更是给了冯道托孤大臣的待遇，将幼子托付给他，希望他能忠心辅佐。冯道在石敬瑭的病榻前答应了，等石敬瑭一死，他认为国家多难，立幼子容易引发动乱，于是率领朝臣拥立石重贵为帝——这是冯道经历的第七个皇帝。

947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消灭后晋，65岁的冯道再次更换门庭——这是冯道经历的第八个皇帝。

作为一个汉人，却对契丹人卑躬屈膝，按照道学家的说法，这叫数典忘祖，不知廉耻。

志得意满的耶律德光在冯道面前傲慢地问道：“你看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这是一句反话，意思是，天下的百姓我想杀就杀，你能奈我何。冯道说：“就算是佛祖再世也救不了百姓，但是陛下您能耐比佛祖大，只有您才能救得了百姓。”马屁拍得耶律德光极为受用，于是打消了杀念。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胡人南下，中原百姓总是免不了惨遭屠戮，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犬。在灭顶之灾面前，冯道用阿谀奉承的方式化解了这场灾难，保住了无数生灵的性命，但是这也为他招来了恶名。以一人之骂名挽救苍生，值乎？

同年2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即后汉高祖——这是冯道经历的第九个皇帝。

4月，耶律德光返回契丹，命令冯道等降臣随行。抵达栾城时，耶律德光病逝，耶律阮先行一步赶回契丹争夺皇位，冯道等人滞留镇州。8月，汉军收复镇州，冯道归附后汉。

刘知远病逝之后，刘承祐即位，即后汉隐帝——这是冯道经历的第十个皇帝。

之后，后汉发生叛乱，刘承祐命令郭威率军出征，平叛之后，郭威于950年反戈一击，

被士卒拥立为帝，是为后周太祖——这是冯道经历的第十一个皇帝。

954年，周太祖病逝，他的养子柴荣继位，即后周世宗——这是冯道经历的第十二个皇帝。

同年4月，冯道病逝，终年73岁。周世宗废朝三日，追封冯道为瀛王，赐谥文懿。6年之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五代十国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冯道看到了乱世的开始，却没有看到它的结束。

关于冯道的故事，就这么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他呢？

五代十国前后不过50多年，如今看来，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只是弹指一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却是一段度日如年的煎熬岁月。那时候战争频繁，叛乱成风，在这些走马灯似的更换不停的朝代里，哪个是正统？如今的我们可以勉强把某个政权作为正统，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说让冯道忠君死节，让他为哪个君王忠，为哪个君王死？你看天下大乱了，想忠君、保名节，往深山老林一钻，梅妻鹤子，念几句歪诗，怀念一下前朝，吟诵一下风月，抒发一下兴亡。你自己倒好，独善其身了，老百姓咋办？你在前朝吃的俸禄不是从他们身上扒下来的吗？老百姓有难，你拍拍屁股走人，把老百姓扔到火坑里不闻不问……这样的人，离冯道真是差远了。

除了保护百姓，冯道在长达40多年的出仕时间里，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那就是坚持不懈地大规模刊印典籍，在武人当国的乱世里为文化的存亡断续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君子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按照理学家的君子观，冯道绝不是傲霜雪的君子，但是他做栋梁是可以的。他有效忠对象，但不是帝王事，而是百姓事，不是一家一姓的帝王，而是解民于倒悬的信念。

那么，冯道在官场上是如何做到屹立不倒的呢？他依靠的不是两面三刀，或者溜须拍马，相反，抛开不忠君这个“污点”不谈，我们反而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操守的人。他不贪财、不好色、有才干、不结党、不树敌、有容人之量、知道进退、关心民生疾苦……作为一个官儿，甚至可以说他的德行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以为冯道是靠卑鄙伎俩成功，希望在冯道的经历中咂摸出权谋、厚黑之类的东西是荒唐可笑的，那相当于缘木求鱼。事实上，对于如何在官场上屹立不倒，冯道自己说过心得，十四个字：

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西瓜岛主

怎样评价五代十国的冯道？笔者认为：

五代十国期的冯道，是个很特别的人物，自称“长乐老”冯道。“长乐老”冯道既有较高的政治见解，又有出色的文学才能。但他为人十分圆滑，极其世故，擅长观察时势变化，估量强弱胜败，不失时机地舍弃将要失败的弱者，奉迎将要取胜的强者。所以，他能够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中，代代吃香，长期身居高官显位。五代时期虽然先后出现了十个国家，但只有五十三年，而冯道却做了二十多年的宰相，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君的宰相，后又出任契丹的太傅，其决窍就是圆滑世故。

有一次，晋高祖石敬唐向冯道问起用兵打仗的事情。冯道说：“陛下您经历百般磨难，终于得有天下，英明神武，是众所周知的，用兵属征伐大事，还须由您独自决断。我只是个书生，只知道为您维持历代成规，其它事情非我所能啊。以前，唐明宗也向我问过打仗的事情，我也是这样回答的”。按老规矩办事，不担任何风险，这就是冯道保身的窍门。

契丹王郁律德光攻下了开封，灭亡了后晋，冯道主动去朝见。耶律德光问道：“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答道：“无城无兵，怎敢不来”？耶律德光责问他：“尔这是等老子”？冯道答道：“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冯道这番装疯卖傻的话，耶律德光听了后不禁大喜，当即拜冯道为太傅。

在五代十国那种历史条件下，改朝换代如同走马灯一样，臣子看待皇帝就象雇工看待雇主，原来的雇主倒了，又另找新的雇主，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冯道作为国朝大臣，考虑的不是赴国难，解民忧，而是主动地去朝见入侵中原的异族之主耶律德光，并呆头呆脑地博取新主子的欢心，这种卑躬屈膝的嘴脸，理应受到世人的唾骂和鞭挞。北宋朝大学者欧阳修在修撰《新五代史》时，就认为冯道是个不知“廉耻”，“忍耻以偷生”的人。

总的来说，冯道的一生，生活尚能节俭，也能周济乡里。但作为国朝大臣，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不思报国，圆滑世故，卖身求荣，泰然自处，并称自己为“长乐老”，实在是说不过去。

王宝山10

冯道，是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原、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共四朝十帝。基本上每朝都受重用，是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江湖称：14哥。

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冯道从政三十余年，经历了五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还有契丹）十一位国君，且做得都是宰辅级官员，可谓位极人臣。他的从政履历大约如下：一、曾任后唐三代皇帝的宰相：923年，在后唐首任皇帝李存勖下，官居副部长。926年后于后唐第二代领导人李嗣源麾下任宰相。934年于后唐第三代领导人李从厚属下再任宰相。同年，皇帝义兄李从珂造反成为后唐第四代领导人，他仍续任宰相。二、曾为“儿皇帝”石敬瑭时权倾一时的心腹：936年石敬瑭引契丹人灭后唐建立后晋，冯道被封为鲁国公，荣升宰相兼国防部长。942年“儿皇帝”儿子石重贵为帝，他的宰相职位依然。三、是契丹人看重的大臣：946年“儿皇帝”石敬瑭的儿子知耻后勇与契丹开战，后晋为契丹所灭，冯道被契丹任为太傅。四、他是后晋的太师：947年后晋大将刘知远建后汉，任命冯道为太师。五、他是后周的“三公”：951年后晋大将郭威造反建立后周，他为太师中书令。954年后周第二代领导人柴荣即位不久，冯道辞世，享年73岁。

冯道缘何能够在混乱不堪的时代成为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们争相延请的座上客，成为他们极其信服的能臣贤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纵观冯道的一生行事，他确实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他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却能撇开儒家的是非原则，处处出手“道德”拳，为天下苍生着想，成为一个超越了黑白二元逻辑的人物：他既是一些人眼中毫无廉耻的奸臣，又是大众眼中与虎谋皮拯济苍生的一代能臣。他既是“儿皇帝”石敬瑭的心腹、认可外族皇帝的汉奸，又是从契丹皇帝里救下无数汉族人性命的英雄。他既是善于藏拙有所不为的滑头，又是重视文化建设的一代贤士。他既是见风使舵的官场油葫芦，又是至为克己的一代廉吏。他既是为后世鄙弃的无耻贰臣，又是当时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国老”。正是这种“无间道”的做法成为他在“虎狼丛中”立身的不二法则。

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从政三十一年，历五朝十一帝，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才享国只有八年。而且这几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纪。因此处于这种乱世的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更何况凭着冯道当时的大名，甚至想隐居桃源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逼得他不得不周旋于乱世。如何周旋关键在于他的处世秘方了。

那他到底是如何处世的呢？在他的传记中清楚地记叙着这些东西：一、他体恤民生艰辛、热助邻里。父亲去世，冯道解职回河北老家守孝，不讲排场，仅住茅草屋。他不仅深知民间疾苦，还自己亲力亲为种地砍柴亲力。正逢家乡饥荒，自己工资有余便接济邻里相邻。老家当地官员送礼，他一律坚辞不受。二、他为官廉洁、严格自律。外出打仗，冯道依然住茅草屋，不设床席，席草而睡；自己不开小灶，与同事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的工资经常接济左右下属同事。三、他待己甚严、不贪女色。人有了权位，一不贪钱，二不好色者少之又少。不过，冯道却兼能之。在战争中，军士将掠来的美女送给他，他推却不去时，就安置起来，等到战争结束找到原来的亲人再送她们回去。四、他富有远见、重视文化。冯道少年时即以酷爱读书，他当人宰相后与其他官员一起，以官方财力将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数。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雕版大规模印刷儒家经典，即使改朝换代，冯道都全力推动，二十年不辍。乱世中能够由如此文化盛举，与冯道个人努力不可分。五、他宽容大度、奖掖贤能。冯道担任宰相期间，贫寒的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能够得到重用，而品行不端者则被其抑制。

据说冯道辞逝后，天下“无贤愚，皆仰道伟元老，而喜为之称誉。”后周第二代领导人柴荣还下令朝廷停止办公哀悼三天，追封他为瀛王。冯道也是一个为后来许多文人诟骂的对象，认为他是一个毫无骨气的民族败类，骂他骂得最来劲的就是宋朝文坛领袖欧阳修。“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是欧阳修对他的整体评价。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冯道和称帝的袁世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

樱落人殇

对于冯道的评价自古就是批评的多赞扬的少。

冯道著《荣枯鉴》，曾国藩认为：“一部《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二千年不二之异书也。”

有人说这是小人之书，防小人必读，……。

在我个人陋见看来，也和先贤有不同观点：

中华民族自宋朝以来的衰弱就在于道德标准的刻板僵化，扼杀人性，比如说忠，为什么一定要对皇帝忠？对于昏庸皇帝的忠就是对天下百姓的不忠不义；比如说孝，难道天下父母都是无私的吗？父母的话就一定正确吗？

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这都是理所应当的天道。

可是就是有一种奴才文化，认为即使君王再荒淫失道，臣子也要愚忠，也要死谏，就是这种文化的盛行，使皇帝越来越没有危机感，越来越昏庸无耻，人才凋敝，奴才当道，国家也就越来越衰弱，人民就越来越苦难。我不同意冯道随风倒的行动，但我坚决捍卫冯道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

因为冯道不是谁的奴才，他是一个自由人，你皇帝做的不好就要下台，作恶多端就要付出代价，走马灯地换皇帝证明这些皇帝做的不好，为什么要指责冯道？冯道哪里失职了吗？

无论后人如何的批评冯道，但是冯道同时代的人倒是对他赞誉备至，冯道死时73岁，正好与孔子同寿。宋初名臣范质这样评价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

云台山闲人

一般的大臣吧，自保有余，惠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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