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恰當的領袖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mad Ali Jinnah，1876 -1948）被當今的巴基斯坦尊為“國父”，以及“偉大領袖（Quaid -i- Azam）”。但是回到真納生活的那個時代，恐怕就得感嘆一句，印度的穆斯林們，大概再也找不出比真納更不適合的領袖了。
真納出生在卡拉奇一個穆斯林家庭裡。要不是他祖父出於某個未知原因皈依了伊斯蘭教，真納與後來的“聖雄”甘地還算是同一等級的印度教種姓出身了。真納的父親因生意的關係經常與英國人打交道，在真納年僅16歲時就將他送往倫敦的一家航運與貿易公司接受商業培訓。但是，到英國不久，真納就放棄了從商之路，而是向林肯法學院遞交了入學申請，後經考試被錄取。真納後來回憶，當時是因為看到了林肯法學院大門上刻有穆罕默德先知的名字才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不過有研究者後來實地考察林肯法學院時並未看到這樣的大門，反而是在主餐廳裡發現一張巨大的壁畫。這張壁畫覆蓋了整個牆壁。在它上面畫的是一些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立法者，包括摩西與穆罕默德在內。
年輕時期的真納
不管怎樣，就像真納自己說得那樣，“倫敦的多霧冬天使我非常不適。然而，我很快就習慣了，並且生活得很愉快”。他不但成為“取得律師資格最年輕的印度學生”，還在學習法律的同時，經常去威斯敏斯特下議院聽議員們的討論，在海德公園聽公開政治演講。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對真納的心靈、志向和愛好都產生了影響。
當真納學成回到印度時，已然完全是一副英國人的派頭了。他習慣穿著西裝，就連說話也是英國式的：他總是以一種要求對方提高知識水平的態度搖晃指頭對人說話，“親愛的朋友，你不懂啊”。用他的一位朋友的話說，真納是“最後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至於伊斯蘭教，用美國《新聞週刊》記者拉萊·科林斯的話說，“與真納唯一的聯繫就是他父母的宗教信仰；他喝酒，吃豬肉（兩者皆為伊斯蘭教禁止），每天早上剃鬚就像每個星期五不去清真寺一樣固定。真主和《古蘭經》在真納的世界裡完全沒有地位。他的政治對手甘地對《古蘭經》的瞭解比他還要多”。真納甚至無所顧忌地將自己的妹妹送入了一所天主教修女院學習。
甘地
這也就不難理解，真納為何反對當時全印穆斯林聯盟的教派主義政策，而是像其他接受英國教育的精英一樣先行加入了印度國大黨（1906年）。為了使印度教教徒與穆斯林真正團結起來，共同爭取國家自治，1913 年加入穆斯林聯盟的真納多方奔走，終於在1916年12月促成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同時在勒克瑙舉行年會，達成了雙方的共同行動綱領（《勒克瑙協定》）。因此，真納的民族主義立場，也受到了國大黨元老戈·郭克雷（G．Krishna Gokhale）的讚賞。他曾說過，真納“具有真才實學”，“沒有派系偏見，這使他將成為印度教徒-穆斯林團結的最好使者”。莫蒂拉爾·尼赫魯（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的父親）也稱真納“不象大多數穆斯林……而像我們一樣，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他為他的種族指明通往印-穆團結的道路”。
轉向的背後
到了1930年，伊克巴爾在全印穆斯林聯盟會議上提出建立聯邦制下單獨的穆斯林國家的主張，這使他成為第一個提出穆斯林單獨建國的印度穆斯林領袖。但作為穆斯林聯盟領袖的真納認為這只是一位超凡脫俗的詩人和哲學家的幻想，以至於大會的決議根本就沒有提及這一建議。遲至1933年，在劍橋學習的拉赫馬特等三名穆斯林學生進一步提出建立獨立於印度之外的“巴基斯坦（P代表旁遮普，A代表西北邊境省，K代表克什米爾，S代表信德，TAN來自俾路支斯坦）”的主張，真納還斥之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美夢”。
可是到了1940年，仍舊是真納本人，卻正式拋出了“兩個民族理論”。 無論是他強調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是兩個存在著巨大差異的民族，還是他認為民主體制不適合印度，其實質都是要求“把印度劃分為不同自主的民族國家，讓穆斯林民族擁有自己的家園、領土和國家”。 也是在這一年，真納還在一次演講中發誓，“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巴基斯坦的建立”。因此，甘地曾說從真納的講話中，再也看不到1915年那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了”。人的命運就是如此難以預測，昔日的“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卻在此時成為“分裂印度母親”的始作俑者，並因此在當代印度人眼裡，與阿富汗加茲尼王朝的馬哈茂德（入侵印度次大陸）、莫臥兒帝國皇帝奧朗則布（強制推行伊斯蘭法）並列，成為對整個穆斯林族群仇恨的負面象徵之一。
這一切是怎麼造成的？
耐人尋味的是，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聞名的“聖雄”甘地也要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按照真納女兒後來的說法，她的父親和甘地之間幾乎沒有“個人敵意”，只有“政治敵意”。真納從一開始就不支持甘地發起的“不合作”運動，指責後者的“極端主義計劃將把沒有經驗的年輕人、無知者和文盲引入歧途。這都意味著沒有組織和混亂”。更何況，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哲學很大程度上就是來自印度教的教義，如同古代印度經典《奧義書》所說：“這種‘自我’靠真理和和磨難獲得。”尼赫魯也指出“聖雄甘地曾試圖給它指印度教下一個定義，‘如果有人說我給印度教下一個定義，我就會簡單明瞭地說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以追求真理’。甘地認為印度教即真理與非暴力”。而他在印度民眾中的巨大聲望，很大程度上也是來自其個人強烈的印度教先知色彩。
真納與其妹妹、女兒在一起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所帶有的強烈的印度教色彩，可能是真納與國大黨漸行漸遠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他看來，甘地就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一個印度教復興主義者”。而且穿著考究的真納也根本不願意像甘地那樣半裸上身只披一塊粗布自願把自己送進英國人骯髒的監獄裡，因為“只有傻瓜和文盲才會這樣幹”。
另一方面，甘地又是怎麼看待穆斯林一方的呢？印度的甘地研究權威比丘·帕萊克（Bhiku Parekh）指出，對甘地而言，印度的歷史始於雅利安人的到來，並延續了數千年，在此期間，它發展出了豐富的精神文化，卻被穆斯林和英國人的到來粗暴打斷，並將在獨立後重新開始。穆斯林只不過是些改宗了的印度教徒，他們的宗教信仰僅僅是為他們的基本印度教文化遺產錦上添花。結果，這位“聖雄”擁有無上權威的印度國大黨“最終發展成了集形式上的世俗主義與實質上的教派主義、形式上宣稱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與實質上扮演的是印度教復興運動的代表相結合的奇異複合體”。
在真納眼裡，此時印度國大黨的政策——以印地語為國語，以國大黨黨旗為國旗，含有反穆斯林內容的《母親萬福》作為國歌——已經表明“印度斯坦是印度教徒的了”。1937年英屬印度省議會選舉後國大黨又拒絕與真納及其穆斯林聯盟分享由雙方共同爭取的權力，這最終使得甘地與真納分道揚鑣。在1938年12月的穆盟年會上，真納已經宣稱，“社團間和睦共處的願望已被國大黨的法西斯主義所粉碎。”
創造巴基斯坦
1940年3月，穆斯林聯盟在拉合爾會議上通過“巴基斯坦決議”，確立印度穆斯林單獨建國的政治目標。真納的天才除了他公認的作為政治家和律師的技能之外，還創造了現代印度穆斯林的認同。一方面，真納也脫去了他長期穿著的西服，換上了一種稱為“sherwani”的長及膝蓋的黑色外套——它很快成為整個穆斯林聯盟的標誌性服裝。另一方面，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儘管穆斯林遍佈整個印度次大陸，但只是一個共同信奉伊斯蘭教信仰的鬆散群體，甚至沒有共同的語言；正是真納倡導將烏爾都語作為印度穆斯林的通用語言，並在後來成為巴基斯坦國語——儘管真納自己並不會說這種語言。很大程度上，他本人的這種超脫態度使其忽視了孟加拉穆斯林的語言訴求，埋下了日後東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分裂的種子，此是後話。
身穿“sherwani”的尼赫魯
但真納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1946年6月，他被確診患上了晚期肺結核。他的不良嗜好——每天抽五十支“Craven A”牌香菸——更加劇了病情。醫生估計真納只剩下一二年的壽命。對此，真納的選擇是加快工作速度，彷彿是在與死神賽跑。當他的妹妹對此表示擔憂時，真納的回答卻是：“當億萬穆斯林的存在受到威脅時，一個人的健康是微不足道的。”英國的末代印度總督，希望保持次大陸統一的蒙巴頓多年後坦誠，如果當時他了解真納的病情，他會設法拖延到真納去世，那時就不會有“巴基斯坦”了。
“大巴基斯坦”的宣傳海報
1947年4月，蒙巴頓與真納有過六次至關重要的會談，如同蒙巴頓事後回憶的那樣，“嘗試了所有技巧，用盡了一切能想到的方法去爭取”。蒙巴頓甚至說，可以像甘地建議的那樣，讓真納擔任統一印度的中央政府總理。“心裡只裝著一個巴基斯坦”的真納還是無動於衷：沒有什麼比看到這樣的統一能帶給他更大的快樂，但他要的還是完全獨立的巴基斯坦，否則穆斯林將訴諸武力尋求獨立。
蒙巴頓夫婦與真納
面對內戰的威脅，國大黨被迫同意讓一個“截短和破爛的巴基斯坦（指分割旁遮普與孟加拉，兩地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混居）”獨立：“你必須把它切掉，如果你保留它，整個身體都會壞掉。”6月份，蒙巴頓正式提出那個將他的名字永遠與“印巴分治”聯繫在一起的著名方案，把印度次大陸按居民信仰分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個自治領，日期定在1947年8月15日。就這樣，真納的“巴基斯坦”之夢實現了。他的命運與巴基斯坦緊緊聯繫在了一起，不久之後的1948年9月就因肺結核去世。一百萬巴基斯坦人參加了真納的葬禮，充滿“巨大的歇斯底里和悲傷”。
真納檢閱撤離卡拉奇的英軍
真納去世得太早，他只看到了一場奪去百萬人性命的族群遷徙（穆斯林從印度逃亡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則相反）與仇殺埋葬了他本人“（印巴）和平離婚後還是好朋友”的初衷，卻未能見到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成立（1956年）。
逃亡巴基斯坦的難民
他夢想中的“巴基斯坦”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或許，這應該是一個解決底層貧困的國家。早在1943年，真納就對地主和資本家提出了譴責，“對於大眾的剝削深入骨髓……他們忘記了聖訓……我們中有幾百萬群眾每天只吃一頓飯。這是文明嗎？這是巴基斯坦的目標嗎……如果那是巴基斯坦的思想，我就不會這麼做”。此外，英國教育培養出的自由主義最終還是在巴基斯坦“國父”的內心佔了上風，在巴基斯坦獨立前夕的制憲會上，他說，“你們是自由的……你們可以屬於任何宗教、種姓或教義……最後，你們將會看到，印度教教徒將不再是印度教教徒，穆斯林也將不再是穆斯林了。這是就作為國家公民的政治意義說的，而不是從宗教意義上說，因為那是每個人的私人信仰”。“國父”理想與現實裡的巴基斯坦的差別，今天的讀者應該會有自己的判斷。
位於卡拉奇的真納陵墓
參考文獻：
[美]拉萊·科林斯等著，李暉譯《自由與榮耀》，海南出版社，2012年
王希：《巴基斯坦國父真納政治思想初探》，《南亞研究》，2011年第4期
Akbar Ahmed-Jinnah,《Pakistan and Islamic Identity: The Search for Saladin》，Routledg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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