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出兵北伐，順利地消滅了北方的後秦。積弱的東晉在百餘年間的北伐戰爭中從未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佔領長安後，劉裕整頓兵馬，準備進攻北魏，實現恢復中原、統一全國的宏偉目標。就在這時，後方傳來消息，坐鎮建康總領朝政的劉穆之病逝了。劉裕聞訊大驚，馬上下令停止北伐，匆匆班師還朝。
劉穆之是誰，為何他對劉裕產生這麼大影響？我們且慢慢道來。
劉穆之是南朝劉宋開國時最重要的大臣，他生活在東晉末年，少年時與劉宋開國皇帝劉裕相識。劉裕結盟起兵討伐桓玄時，迫切需要一個懂軍務的參謀人員，劉穆之毛遂自薦，被任命為主薄。因為才能過人，劉穆之被委以重任，軍國大事無不讓其參與，劉裕帶兵外出征戰，劉穆之則居中留守，位高權重一時無兩。
劉穆之祖籍是東晉琅琊國（今山東臨沂、日照一帶）人，他曾在琅琊刺史府內擔任主薄，積累了很豐富的行政經驗，而且他博覽群書，學富五車，具備了過硬的功底。在劉裕起兵時他40多歲，正是人生智慧和經驗的巔峰時期。所以一旦走進權力核心圈，劉穆之立刻綻放出奪目的光彩。
劉裕部下大多是軍官出身，沒有什麼行政經驗。劉穆之不僅要負責主薄基本的文書、機要、參贊、度支等事務，在劉裕軍府初立的情況下，還要承擔政治機構的組建工作，為劉裕奪取政權提供人事、組織基礎。劉穆之出色的識人用人能力在這一段時間發揮了極大功效，凡是他舉薦的人，劉裕不任用，他就一直堅持推薦，他很有底氣的向人宣稱：“雖然我不能像古代賢人那樣每推薦一個都是賢士，但我也絕不推薦沒有才能的人。”在他的努力之下，劉裕的軍府迅速充實了一大批優秀的庶人寒士，各項行政職能部門初具規模，這使得劉裕完成了從軍閥到權臣的基本過渡。劉裕對劉穆之的信賴也越發加深，遇到大事，特別是政治方面的，都向劉穆之諮詢。
東晉末年隨著士族逐步腐化，當軸的顯貴基本喪失了行政能力，對人口流失和隱匿、土地兼併、財源萎縮等尖銳的矛盾既不會也不想如何解決，只是一味加重對民眾的壓榨，隨之出現了一系列法治鬆弛、朝令夕改等政治亂象。桓玄篡位原本也是打著革除亂政的旗號，但是桓玄的政策很糟糕，在沒有緩解矛盾的基礎上，增加了繁重的條規，把原本限於政府和民眾的矛盾擴大為全社會對桓玄集團的矛盾，所以他迅速失敗了。
劉穆之深諳亂世必須簡政的道理，他一方面建議劉裕完全廢止桓玄的苛政，在劉裕的支持下改革東晉的弊政，代之以簡而不寬的制度，百姓對此非常歡迎。另一方面重點打擊為非作歹的高門大族，他勸說劉裕找個藉口殺了江東大族王愉父子。原本還歧視劉裕出身的高門大族被震懾住，不得不俯首帖耳地聽從劉裕的命令，揚州一帶的風氣迅速好轉。
歷來權臣崛起不光靠軍事力量，政治手段的好壞更能決定其成敗。劉裕殺了王愉後，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與士族的矛盾，儘管這種矛盾在劉裕的強力壓制之下還沒有表現出來。東晉近百年的大族共治不會朝夕之間就會消亡，劉裕和他的決策集團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劉裕沒有進一步擴大打擊面，而是相繼任命了一批王氏顯貴人物，例如他建議讓王謐出任揚州刺史，以表示劉裕對江東大族並無敵意。王謐是王氏領軍人物，在桓玄篡位時他還逼迫晉安帝交出璽紱。眼見揹負貳臣之名都能繼續執掌重權，江東的人心隨即穩定下來。
劉裕這一手段用得非常妙，但當王謐去世，東晉中央選擇揚州刺史繼任者時，缺乏政治經驗的劉裕差點犯下大錯。東晉中央懼怕劉裕的權威，決意讓劉裕集團的人繼任揚州刺史。揚州建康縣是東晉京師，擔任州刺史也就意味著能直接控制中央。王謐在任期間，由於手中無兵，基本都處在劉裕的遙控之中。關於繼任人選的問題，劉裕集團內部出現了分歧，以劉毅為首的結盟諸將建議讓謝混接任，劉裕則繼續在京口遙控。劉穆之看出這件事的微妙之處，他向劉裕分析了當前的形勢。他認為，劉毅、孟昶等人作為一同結盟起義的元勳，對劉裕本來就是一個合作支持的態度，並不是真正認同劉裕的首領地位。之所以反對劉裕去揚州當刺史，就是考慮到這樣一來，劉裕的地位就此鞏固，劉、孟諸人就徹底喪失了爭奪權力的機會。王謐以外人身份當刺史只是特殊時期的權宜之策，揚州根本重地的權柄千萬不能再隨意授予外人。劉裕恍然大悟，於是果斷入京赴任，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領袖地位。
劉穆之因此而更受信任，劉裕配給他的佐吏人員也越來越多，最多時竟然達到兩萬多人。隨著孟昶、諸葛長民、何無忌、劉毅等核心骨幹相繼戰死或被殺，劉穆之逐步從幕後走向臺前，成為劉裕手下頭號重臣和唯一智囊。
注意，是唯一，而不是之一！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問題，這對於一個政治集團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
南北朝時代政治制度尚處在由漢魏向隋唐過渡的時期，政府職能體系不完備，分工也不細緻，隋唐近世以來世界通行的職業文官式政治沒有形成規模，很多時候政府部門職能過於寬泛，很容易出現越權交叉現象。魏晉、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時代，出現很多一能全能、一官全兼的人物，如蜀中四相，吳之陸遜、諸葛恪，前秦之王猛，東晉之謝安，既管政事，又管打仗。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尚不成熟，另一方面是皇帝的用人套路出現失誤，對強力人物過度依賴，忽視了對整個國家政治運作機制的建設，這是典型的人治觀念作祟。這種現象的危害是真正的腹心之患，一旦發作，傷根動本。
史載劉穆之病逝是因為劉裕一個不經意的舉動。劉裕消滅後秦後，隨著威望空前提高，政治慾望也迅速膨脹，他派王弘從前線回到建康向皇帝上表，請求授予劉裕九錫。九錫是九樣儀仗用品，歷來大臣被授予九錫，都是皇帝將禪位的象徵。這也是劉裕在向世人昭示，他不久便要接受禪位當皇帝了。這本來與劉穆之沒有關係，但他對劉裕派來上表的人選非常糾結。他自視是劉裕的頭號心腹，又是坐鎮大本營的重臣，這種事理當由他來領銜上表，但劉裕事先沒有跟他通氣，本性高傲自負的劉穆之心裡很不痛快，竟然因此發病而死。
這只是後人揣測的一個原因。事實上劉穆之本身的健康問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史載劉穆之當上尚書僕射後，工作非常勞累，因為要管的事情太多，他經常一坐就是一天，批閱海量公文，協調大量朝政和前方軍隊供應的事務。稍有閒暇，他還手不釋卷，翻閱校點古籍，長期高強度的工作摧毀了他的身體，導致他經不起這樣的精神打擊。
劉穆之死後，劉裕一下慌了神。他在北伐出征時安排的留守班子，並未考慮到劉穆之的死。事實上這也是劉裕持續十餘年的習慣，他從未安排一個類似於劉穆之副手式的備份人選，所有政務都絕對依靠劉穆之。雖然劉穆之也投桃報李，把內政大事安排的井井有條，但這個不正常的行政模式經不起任何一次意外。劉穆之死了，建康的局面無人能撐起來。遠在關中的劉裕生怕東晉皇帝的勢力乘機奪權，便匆匆丟下北伐的大事，率軍南撤。劉裕讓自己年僅13歲的兒子劉義真負責留守，以王鎮惡、沈田子、王修等大將輔佐。諸將互相不服氣，劉義真又完全沒有控制局面的能力，關中很快陷入一片混亂，王鎮惡、王修等人都死於內訌。盤踞在陝北的大夏國皇帝赫連勃勃看準時機，率軍殺進關中，關中晉軍迅速崩盤，幾乎全軍覆沒。南宋辛棄疾稱讚劉裕北伐“氣吞萬里如虎”，然而結果卻如此令人扼腕，箇中教訓，不得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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