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出兵北伐，顺利地消灭了北方的后秦。积弱的东晋在百余年间的北伐战争中从未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占领长安后，刘裕整顿兵马，准备进攻北魏，实现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就在这时，后方传来消息，坐镇建康总领朝政的刘穆之病逝了。刘裕闻讯大惊，马上下令停止北伐，匆匆班师还朝。
刘穆之是谁，为何他对刘裕产生这么大影响？我们且慢慢道来。
刘穆之是南朝刘宋开国时最重要的大臣，他生活在东晋末年，少年时与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相识。刘裕结盟起兵讨伐桓玄时，迫切需要一个懂军务的参谋人员，刘穆之毛遂自荐，被任命为主薄。因为才能过人，刘穆之被委以重任，军国大事无不让其参与，刘裕带兵外出征战，刘穆之则居中留守，位高权重一时无两。
刘穆之祖籍是东晋琅琊国（今山东临沂、日照一带）人，他曾在琅琊刺史府内担任主薄，积累了很丰富的行政经验，而且他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具备了过硬的功底。在刘裕起兵时他40多岁，正是人生智慧和经验的巅峰时期。所以一旦走进权力核心圈，刘穆之立刻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刘裕部下大多是军官出身，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刘穆之不仅要负责主薄基本的文书、机要、参赞、度支等事务，在刘裕军府初立的情况下，还要承担政治机构的组建工作，为刘裕夺取政权提供人事、组织基础。刘穆之出色的识人用人能力在这一段时间发挥了极大功效，凡是他举荐的人，刘裕不任用，他就一直坚持推荐，他很有底气的向人宣称：“虽然我不能像古代贤人那样每推荐一个都是贤士，但我也绝不推荐没有才能的人。”在他的努力之下，刘裕的军府迅速充实了一大批优秀的庶人寒士，各项行政职能部门初具规模，这使得刘裕完成了从军阀到权臣的基本过渡。刘裕对刘穆之的信赖也越发加深，遇到大事，特别是政治方面的，都向刘穆之咨询。
东晋末年随着士族逐步腐化，当轴的显贵基本丧失了行政能力，对人口流失和隐匿、土地兼并、财源萎缩等尖锐的矛盾既不会也不想如何解决，只是一味加重对民众的压榨，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法治松弛、朝令夕改等政治乱象。桓玄篡位原本也是打着革除乱政的旗号，但是桓玄的政策很糟糕，在没有缓解矛盾的基础上，增加了繁重的条规，把原本限于政府和民众的矛盾扩大为全社会对桓玄集团的矛盾，所以他迅速失败了。
刘穆之深谙乱世必须简政的道理，他一方面建议刘裕完全废止桓玄的苛政，在刘裕的支持下改革东晋的弊政，代之以简而不宽的制度，百姓对此非常欢迎。另一方面重点打击为非作歹的高门大族，他劝说刘裕找个借口杀了江东大族王愉父子。原本还歧视刘裕出身的高门大族被震慑住，不得不俯首帖耳地听从刘裕的命令，扬州一带的风气迅速好转。
历来权臣崛起不光靠军事力量，政治手段的好坏更能决定其成败。刘裕杀了王愉后，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与士族的矛盾，尽管这种矛盾在刘裕的强力压制之下还没有表现出来。东晋近百年的大族共治不会朝夕之间就会消亡，刘裕和他的决策集团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刘裕没有进一步扩大打击面，而是相继任命了一批王氏显贵人物，例如他建议让王谧出任扬州刺史，以表示刘裕对江东大族并无敌意。王谧是王氏领军人物，在桓玄篡位时他还逼迫晋安帝交出玺绂。眼见背负贰臣之名都能继续执掌重权，江东的人心随即稳定下来。
刘裕这一手段用得非常妙，但当王谧去世，东晋中央选择扬州刺史继任者时，缺乏政治经验的刘裕差点犯下大错。东晋中央惧怕刘裕的权威，决意让刘裕集团的人继任扬州刺史。扬州建康县是东晋京师，担任州刺史也就意味着能直接控制中央。王谧在任期间，由于手中无兵，基本都处在刘裕的遥控之中。关于继任人选的问题，刘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以刘毅为首的结盟诸将建议让谢混接任，刘裕则继续在京口遥控。刘穆之看出这件事的微妙之处，他向刘裕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认为，刘毅、孟昶等人作为一同结盟起义的元勋，对刘裕本来就是一个合作支持的态度，并不是真正认同刘裕的首领地位。之所以反对刘裕去扬州当刺史，就是考虑到这样一来，刘裕的地位就此巩固，刘、孟诸人就彻底丧失了争夺权力的机会。王谧以外人身份当刺史只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策，扬州根本重地的权柄千万不能再随意授予外人。刘裕恍然大悟，于是果断入京赴任，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刘穆之因此而更受信任，刘裕配给他的佐吏人员也越来越多，最多时竟然达到两万多人。随着孟昶、诸葛长民、何无忌、刘毅等核心骨干相继战死或被杀，刘穆之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刘裕手下头号重臣和唯一智囊。
注意，是唯一，而不是之一！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这对于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南北朝时代政治制度尚处在由汉魏向隋唐过渡的时期，政府职能体系不完备，分工也不细致，隋唐近世以来世界通行的职业文官式政治没有形成规模，很多时候政府部门职能过于宽泛，很容易出现越权交叉现象。魏晋、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出现很多一能全能、一官全兼的人物，如蜀中四相，吴之陆逊、诸葛恪，前秦之王猛，东晋之谢安，既管政事，又管打仗。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尚不成熟，另一方面是皇帝的用人套路出现失误，对强力人物过度依赖，忽视了对整个国家政治运作机制的建设，这是典型的人治观念作祟。这种现象的危害是真正的腹心之患，一旦发作，伤根动本。
史载刘穆之病逝是因为刘裕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刘裕消灭后秦后，随着威望空前提高，政治欲望也迅速膨胀，他派王弘从前线回到建康向皇帝上表，请求授予刘裕九锡。九锡是九样仪仗用品，历来大臣被授予九锡，都是皇帝将禅位的象征。这也是刘裕在向世人昭示，他不久便要接受禅位当皇帝了。这本来与刘穆之没有关系，但他对刘裕派来上表的人选非常纠结。他自视是刘裕的头号心腹，又是坐镇大本营的重臣，这种事理当由他来领衔上表，但刘裕事先没有跟他通气，本性高傲自负的刘穆之心里很不痛快，竟然因此发病而死。
这只是后人揣测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刘穆之本身的健康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史载刘穆之当上尚书仆射后，工作非常劳累，因为要管的事情太多，他经常一坐就是一天，批阅海量公文，协调大量朝政和前方军队供应的事务。稍有闲暇，他还手不释卷，翻阅校点古籍，长期高强度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导致他经不起这样的精神打击。
刘穆之死后，刘裕一下慌了神。他在北伐出征时安排的留守班子，并未考虑到刘穆之的死。事实上这也是刘裕持续十余年的习惯，他从未安排一个类似于刘穆之副手式的备份人选，所有政务都绝对依靠刘穆之。虽然刘穆之也投桃报李，把内政大事安排的井井有条，但这个不正常的行政模式经不起任何一次意外。刘穆之死了，建康的局面无人能撑起来。远在关中的刘裕生怕东晋皇帝的势力乘机夺权，便匆匆丢下北伐的大事，率军南撤。刘裕让自己年仅13岁的儿子刘义真负责留守，以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大将辅佐。诸将互相不服气，刘义真又完全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关中很快陷入一片混乱，王镇恶、王修等人都死于内讧。盘踞在陕北的大夏国皇帝赫连勃勃看准时机，率军杀进关中，关中晋军迅速崩盘，几乎全军覆没。南宋辛弃疾称赞刘裕北伐“气吞万里如虎”，然而结果却如此令人扼腕，个中教训，不得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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