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中軸之痛:四百年歷史的地方,爲何說還就改?

西安中軸之痛:四百年曆史的地方,為何說還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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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滌非


西安中軸之痛:四百年曆史的地方,為何說還就改?

前言 | Preface

“一二三,上南關,南關有個張老漢。張老漢,張老漢,頓頓吃飯把門關。有一次,門沒關,蒼蠅進來一河灘……”南關正街上空的童謠,你知道嗎?

流淌在歷史長河裡的南關正街,已消失在我門的生活中了。在2012-2013年,由於一系列原因,西安註銷南關正街的名字,將這條四百多年曆史的古道併入南側的長安北路。南關正街的名字,至此消失!

本文作者,當年呼籲保留這個擁有四百多年曆史的地名,前後撰寫了好幾萬字。五年過去了,擷取部分以看曾經西安的過往。

西安“稍門”是怎麼來的?| HISTORY

它名字叫「南關正街」,有四百多年曆史。就在2012-2013年被“消失”。至此,西安城門外,獨缺“南關正街”。

1911年,南關正街畔的教堂發生了外國傳教士遇害的事件。受西方列強的施壓,清政府處死了包括平民在內的很多人——這便是震驚世界的“西安南關教案”。隨後,陝西省對於晚清政府的鬱結迅速爆發,最終井勿幕帶領西安市民在安遠門革命。西安打響了辛亥革命北方首義第一槍,標誌著全中國人民的全面覺醒。

四四方方的明清西安城,是中國古代城池的代表。如今眾多的地名、路名均是這座城市久遠歷史與規整格局的見證。西、南城牆建成於隋代,北、東城牆建成於明代。因此,西南城角為元代改建的蒙古式樣的原型角樓,其他三座角樓則是漢族式樣的方形。

西安中軸之痛:四百年曆史的地方,為何說還就改?

▲陝西省城圖,可清晰看到當年城門情況

南、西和北哨門的規劃

作為一座省城,西安城每面僅開一道城門——因為長安東南部為漢族聚居區,因此東門得名“長樂”、南門得名“永寧”;而為了開疆徵土,北門得名“安遠”、西門得名“安定”;四座城門各取一個字,即為“長安永定”。

在每道城門外是第二道防禦工事——甕城,可以將敵人“甕中捉鱉”,之上高大的門樓稱作“箭樓”;甕城外的第三道防禦工事彷彿新月一樣拱衛著甕城,稱作“月城”,之上的小樓是為了收放吊橋的,稱之為“閘樓”。

明末,為防止李自成攻佔西安,陝西巡撫孫傳庭命人又在月城之外修築了第四道防禦工事——關城。其中,西關、南關、北關均為在月城外加建的小城郭,正對著閘樓修建了哨門來放哨。而東關城早在明初就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片大的居民區,因此東關城就不甚規則,且遠大於其他三關,還設有眾多城門,得名至今的有南郭門、北郭門等。東關在長樂坊的頂頭也設置東哨門,但隨著文革後期東關城的拆毀,東哨門的名稱已經消失在了歷史的煙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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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望著殘缺,昨日的城樓。吼一句秦腔,你熱淚縱橫。

除東關以外,從城門出發到哨門,這中間直對著的道路被稱之為城關正街(西關-西門至西哨門為西關正街、北關-北門到北哨門為北關正街、南關-南門到南哨門為南關正街)。從東門出發的東關正街沒多遠便北拐,然後通過長樂坊出東哨門,那個拐彎便是雞市拐。

據西安城牆管委會介紹,不似東關正街兩旁是聚居區,非常繁華;就像甕城、月城中央的道路都不會很寬一樣,西關正街、南關正街、北關正街也僅是一條筆直的夯土窄路,路旁有一些老的宅院和馬車店。雖然除東關外的三個關比較小,主要功能也是抵禦攻擊,但是南關由於靠近關中書院,書卷氣息濃厚,還是西安冬天供應木炭的集散地。

辛亥革命前後,南關正街畔的教堂發生了市民暴亂、殺害多名外國傳教士的慘案,這便是震驚世界的“西安南關教案”。

“南關正街”為什麼要改名?| WHY

通過以上介紹,大家便知道所謂的“東關”、“南關”等稱呼,實際上指“東關城”、“南關城”。(針對相關部門對改名的答覆)我要提出幾個疑問,如下:

1、政府的回覆“關”有“關卡”的意思,而且讓人聯想到郊區。首先,把“關”理解為“關卡”是否太過望文生義?其次,將“關”這一古代附屬軍事城堡聯想為郊區,是否太過孤陋寡聞?而且僅將南關正街這條“不長且有歧義”的路名更改,卻保留了東關、西關、北關正街,使得這條的回覆實在是站不住腳!

2、政府的回覆:“將南關正街改為長安北路是為招商引資方便”,我不知道南關正街難以招商引資、統一叫長安北路就非常適合招商引資這一依據是什麼?

3、很多市民都在質疑是否是南關正街西南側,靠近南稍門(南哨門)的某家大型地產商向政府提出了註銷南關正街的要求,政府從未予以證實或者否認,能否當面澄清呢?因為商業原因更改業已傳承百年的地名,是否不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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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稍門某建築實景拍攝

西安城記還將陸續推出“毀容建築”系列解讀

4、民政局回覆說“不一定每條路名的更改都徵求市民意見”,可是南關正街並不是一條小街巷,而是南北中軸線的一段,還是歷史地名,如此重大的道路名稱更改、如此涉及多數市民切身利益的地名更改,說註銷就註銷是否不妥?而且哪些路名需要徵求公眾意見、哪些不需要,如何判斷、誰來判斷?

去年記者採訪時,民政局曾表示是否更改還不一定,還在等待西安市政府會議紀要,之後任憑《華商報》、《三秦都市報》屢次報道,陝西廣播電視臺都市熱線、第一新聞的多次關注,有關部門卻一直悄無聲息地操作,到現在已經不給任何的轉圜餘地。難道沒有看到多數市民的反對意見嗎?為何非要如此強硬地推動改名工作呢?難道這麼一個本來應該存在於市民、學者之間爭論的路名更改話題,已經變成了強制執行公權力的犧牲品?

有人說,“南關正街”的名字不好聽,不能反映“國際化大都市”的氣魄。請問什麼地名才好聽呢?這個判斷的標準又是什麼?東關、西關、南關、北關從名稱、格局上的對應,不能體現西安的大氣和規整嗎?是不是未來有一天,我們西安的地名都改為東方大道、西安香榭麗舍大街、玄武大道、貞觀大街、新中環大道、新銀座大街這樣的名字才顯得“洋氣”、才上“檔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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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偉壯觀的西安中軸

這裡面,隱藏多少令人不知的故事(圖/西安發佈)

有人說,整個中軸線從北到南被命名為“未央路-北關正街-北大街-南關正街-長安路”十分混亂,很難辨識,這個理由也很難說通。

首先,我若是從市圖書館出發,到達電視塔,我需要記住我走的中途路分別叫什麼名字嗎?我只用記住我是從未央路走的,到達了長安南路啊!至於中間的路名叫啥,對於需要出行的人有什麼影響呢?坐火車從西安去上海,需要記住路上經過的中途站嗎?

況且,如果我現在地處南門小學等人,我如何講所處的方位?到底是“我現在在南關正街東側等你”容易讓大家辨識還是“我現在在長安北路的南門到南稍門段等你”容易辨識?

還有,好端端的“南門”、“南稍門”中間橫亙出一條“北路”出來,這不是製造混亂是幹什麼?

眼看他樓塌了 | PATHOS

西安城牆正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講述得很清楚,文化遺產的申報不僅僅考慮遺產本身,還要考慮其附屬結構、周邊環境等。我們改造順城巷、提升護城河景區,就是為了重現明清兩代長安城內外其樂融融的古風。

而四座關城與月城、甕城一樣,作為明清長安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也應該屬於與城牆相關聯的部分。我們為什麼不去反對紡織城北路改名長樂東路、不去反對東元路改名金花北路?我為何還建議灃惠南路與唐延路路名統一,卻一直如此反對南關正街改名?就是因為這條路名改不得,它這一路名涉及到整個西安城防體系的具體方位啊!

因為文化遺產不能再生,也不是自生自存自興的,它要靠積累傳承,靠栽培保護,否則再輝煌的文明也會死亡!

西安中軸之痛:四百年曆史的地方,為何說還就改?

▲現在的西安,有東關、西關和北關正街

獨缺“南關正街”

南關正街改名後,它便再也不是百姓心中茶餘飯後聊天的話題,曾經在這條路上發生的事件、傳唱的民謠也就從此消失了、也再沒人關注四座關城的由來了,

南稍門也將成為孤懸於南門外一個很彆扭的地名,隨著歷史逐漸消失掉。

沒有歷史的民族是悲劇的民族,因為任何現代文明都不是架空存在的。記得我為南關正街更名的事找過西安地名專家葛慧,他說他也不贊成四關改名,但是有關方面負責人說是它守舊,說美國人沒有任何歷史包袱,這才成了世界第一強國。難道,美國人真的是因為“沒有歷史包袱”才成就了今天的成就嗎?

今天隨著南關消失的,不僅是一段歷史、不僅是古長安包羅萬象的精神,更是一種濃濃的故鄉情懷。因為道路名稱和地名一樣,都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只有綜合起來保護,而不是厚此薄彼,我們這座城市的文明,才能真正找到它的棲身之所啊!

在和葛慧先生聊天的過程中,我得知城西北的永安路即將更名,原因是“只有死人才永安”,這個名稱“不吉利”。永全路、永興路、永新路、永安路……這是城西北片區在幾十年前即命名的一批道路,名稱統一且方位感極強,幾代市民在此生活都沒有提出異議,現在卻因為如此狗血的原因而更名,實在是令人詫異,而且將破壞這一地區延續幾十年的方位辨識。我不知道“永安”的不吉利到底是誰提出的?照此說法南門名為“永寧”門、和平門外的“安西”街,乃至西安市“長安”區、甚至“西安”市本身,是否都是兇名呢?

“俺曾見,金陵玉樹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過風流覺,把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西安中軸之痛:四百年曆史的地方,為何說還就改?

我們用了一年的時間,為了這條街、為了守護西安的文化,我們已經盡力了。有記者問我:“如果南關正街真的還是沒能保住,你會是什麼感受?”正當我寫下這篇文章時,南關的背影真的已經在身後開始一點點淡去、一點點淡去。

我們也不過是大千世界中的滄海一粟。但是我想,在年輕的歲月中,我們曾經努力過、為了守護祖先留下來的、屬於我們這座城市的共同記憶,當未來某天翻出曾經寫過的這些文章,也許會遺憾,但是一定不會後悔自己為了這個城市所做的一切。

文=王滌非

作者為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海外華語傳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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