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胡先骕逝世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国人对其人其事知之不多，胡先骕是一个被历史遗忘之人，然而他又是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也曾是中国植物学界令人高山仰止的一座丰碑。
胡先骕是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植物学之父”，他缔造了中国近现代植物学王国，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其历史贡献不可磨灭，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撼动的。
胡先骕
胡先骕（1894—1968），江西新建人。1894年5月24日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官宦之家，父亲胡承弼，曾官至内阁中书，母亲陈彩芝，通经史，谙诗词，胡先骕自幼受到母亲良好的影响和教育，被乡邻视为“神童”，但胡先骕8岁时遭遇丧父之痛，家道也开始中落。
1905年春，胡先骕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痒生，次年又入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启蒙教育。
1909年9月，胡先骕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三年之后回南昌参加了江西省的公费留学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留美官费生。
1913年2月，胡先骕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森林植物学，并于1916年11月获得农学学士学位。1917年回国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他对庐山丰富的植物资源进行了全面考察，这也奠定了他日后在庐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设想。
1918年7月，胡先骕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科植物学教授，胡先骕在“五四时期”发表了《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提出质疑和批评。
胡先骕和胡适的“二胡”之争，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文化史上一场重要的论战，从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测到胡先骕的独立思想和不畏权贵的人格。
胡先骕与胡适合影
1919年秋，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胡先骕与邹秉文等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植物资源和采集植物标本的活动，采集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标本，胡先骕是继著名植物学家钟观光之后，进行大规模野外调查和采集的第二位学者。
1921年至1922年间，胡先骕相继写出了《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崇安县植物）和《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并陆续在“中国科学社”社刊《科学》杂志上发表。
1922年，胡先骕与秉志、钱崇澍、陈桢等人在南京共同筹建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生物学的科研机构，胡先骕担任植物部主任，领导和主持了华东和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调查和植物采集及研究工作。
为了适应中国国情教学，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三位植物学家共同编著了中国大学生物系使用的中文版教材《高等植物学》，该教材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462页，插图306幅，书后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教材内容新颖，符合中国国情，随即成为国内各大学生物系的主打教材，在教育界影响很大，也结束了生物系主要使用外国教材的历史。
1923年，胡先骕出任东南大学农林科植物学教授并兼任生物学系主任，同年秋天，胡先骕再次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仅用一年时间即获得硕士学位。
胡先骕将哈佛大学阿诺德森林植物园从中国西部和中部采集并运走的植物标本，以及国外各期刊中登载的有关中国植物科属种类，进行检索、记录和收集，整理编写成了一部《中国有花植物属志》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这部书稿成为植物学者学习研究植物分类的必备文献。
1925年7月，胡先骕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当年秋天回到南京，仍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并继续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担任主任，在教学和科研之余，他经常撰写时论文章发表。
1926年4月，胡先骕妻子王蓉玢不幸去世，他又经历了中年丧妻之痛，这对胡先骕的打击很大，并曾因悲伤过度而数次休克。
1928年，胡先骕和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北平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先骕出任植物部主任。
胡先骕（前排右二）与调查所同仁合影
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先生主持创立的“尚志学会”资助了15万银元，而后又依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而持续发展，而之所以以“静生”冠之所名，就是为了纪念1927年底去世的范源濂（字静生）先生。
胡先骕在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工作的同时，还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聘请，在这两所大学讲授植物学，他特别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蔡希陶和俞德浚就是其中佼佼者，二人深得胡先骕的器重。
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就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园艺家甚至商贩将成千上万的植物标本大摇大摆地采走，陈列在标本馆、博物馆或大学标本室收藏。
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植物最丰富，而中国的植物又以云南省最丰富，正是由于胡先骕的引导、鼓励和支持，才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云南从事植物调查和研究的事业。
1930年秋，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的植物学家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
1932年，胡先骕出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并兼植物部主任，此时的调查所已经迁址新建的楼房，内设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陈列室、图书室和动物实验室，科研人员也从最初的10余人发展到50多人，成为国内外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静生生物调查所大楼
为了创建中国自己的植物园，在胡先骕的倡导和亲自运作之下，“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省立农学院联合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
1934年，园址最终确定建在含鄱口北麓，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最理想的园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植物园，园区内不仅又天然林、人工经济林、也有风景林和生态区，是研究植物学的理想基地。
胡先骕聘秦仁昌担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并亲自主持了“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盛典，竺可桢、梅贻琦、辛树帜等100多位著名学者参加了盛典仪式，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均派代表到会祝贺。
胡先骕还及时派遣陈封怀赴英国进修，回国后担任庐山植物园艺技师，经过秦仁昌和陈封怀的苦心经营，庐山森林植物园成为中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植物领域科技人员。
1933年8月20日，在胡先骕、辛树帜、钱崇澍、陈焕镛、张景钺等19名植物学者的倡议之下，中国植物学会在重庆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植物学会章程》和出版植物学季刊等提案，大会选举钱崇澍为会长，陈焕镛为副会长，胡先骕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总编辑，并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辞”。
1934年8月21日至27日，中国植物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江西庐山莲花谷召开，会议改选胡先骕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二任会长，在这次年会上，胡先骕首次提出应该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编纂《中国植物志》。
1935年，胡先骕开始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评议员由32名著名学者组成，都是由国内各个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担任，从1935年至1948年，胡先骕曾连续担任第一届至第三届评议员。
1936年，胡先骕与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在山东共同研究中国山旺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时，证明距今1200万年前山东区域植物与现代长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开拓了中国古植物研究的新领域，二人合作发表了《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一文并配有精确的图版，为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37年底，在日军的扶持之下，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伪临时政府，胡先骕的连襟与王克敏素有交情而出任伪职，有人出面说服胡先骕，希望胡先骕能为临时政府工作，被胡先骕严词拒绝。
日本人也想利用胡先骕与日本天皇裕仁曾是哈佛大学同学的关系，再三邀请胡先骕到北平伪临时政府任职，时任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院院长中井猛之教授，也是胡先骕学术界多年的老朋友，甚至专程从东京飞临北平说服胡先骕，希望胡先骕能为日本人做事，不但被胡先骕拒绝，而且还放出豪言：“日本没什么了不起，日本天皇就是我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不如我。”
但“静生生物调查所”大楼却被日军盯上了，被征用作为后方医院使用，在此种情形之下，胡先骕急派蔡希陶等人赴云南寻找和组织后方基地，在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资助下，在昆明黑龙潭创建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胡先骕兼任所长，由于胡先骕的远见卓识，为国家和民族保留了一支造诣很深的科研队伍以及一大批珍贵的图书、标本和科研资料。
1940年，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江西兴办了“国立中正大学”，希望由本省籍德高望重的学者出任校长，经江西籍学者吴有训、程孝刚等人的再三劝荐，胡先骕于1940年10月赶赴江西省泰和县杏岭就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全校设有政治、文学艺术、理、工、农五个学院11个学系和行政、师范、税务三个专修科。
胡先骕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其办学宗旨：“本校所负任务为阐扬三民主义之真谛，并针对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授诸生以实务中必需之知识，力行以求知。”
国立中正大学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之中，校名取“大中至正”之意，也契合当时抗日领袖蒋介石的名字，校长胡先骕在“名人名校”的构想之下，面向全国招贤纳才，以其人格魅力和学术影响力，吸引了许多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教授来校任教，尤其是江西省籍的学者和教授，纷纷放弃原有的优越工作条件，应聘到国立中正大学任教，以报桑梓养育之情。
国立中正大学校门
1944年4月，胡先骕辞职离任时，国立中正大学可与国内诸多名校相媲美，此时校本部已拥有专职教师203人，其中教授46人，副教授39人，讲师58人，助教23人，中正大学已经跻身一流学府的行列，成为全国19所国立大学之一。
胡先骕的继任者是肖蘧，肖蘧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当时中正大学学生曾发起“留胡倒肖”签名活动，被胡先骕训话制止。
国立中正大学从1940年建校到1949年消亡，存世不足10年，历经两任校长，1949年以后，这所在抗日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江西最高学府被拆分。
1946年7月，胡先骕赴庐山参加江西教师暑期学术讲习会，主讲了《生命的意义》、《思想之改造》、《教育之改造》、《政治之改造》及《诗的技术与内容》等讲座，上述讲座内容皆出自胡先骕《中华民族之改造》一书，这本书是胡先骕愤政治之颓败、道德之沦丧，哀社会之黑暗、世风之日衰而作，从思想、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阐述改造之内容。
适逢蒋介石也在庐山，欲召见胡先骕共商高等教育之事，胡先骕闻之，遂提前下山，以躲避蒋介石的召见，胡先骕能够婉拒一国领袖之召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十分罕见的行为，这也足以表明胡先骕不媚权贵的傲骨。
1947年10月，胡先骕带领部分原“静生生物研究所”职员迁返北平，致力于恢复“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工作，胡先骕四处奔波交涉，才逐渐收回被散失的仪器、图书、标本和办公等物品，经过重新整顿之后，“静生生物调查所”才恢复战前的状态。
1947年底，时任中央大学教授兼森林系主任郑万钧，给胡先骕寄来一不知名植物的枝叶、球花和幼球果，请老师帮助查阅文献进行鉴定。
胡先骕根据标本反复研究并核查文献，从文献中发现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三木茂博士在日本第三纪地层中发现的化石种形态相同，应属同一种植物。
胡先骕和郑万钧共同深入研究之后，将这些植物标本命名为“水杉”，并将“水杉”的发现过程、考证依据等撰写成论文《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发表，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被认为是世界植物学界的重大发现之一，是中国科学家对世界的伟大贡献。
水杉
水杉是中国珍稀孑遗树种，树势高大挺拔，树姿优美，适应性很强，除不耐干旱外，适合生长于温带气候和土壤且生长迅速，由于水杉在植物分类系统上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故在植物学上另立“水杉科”。
1948年3月，胡先骕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而他所创立和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已经整整经历了20个春秋了，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研究所，也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科研机构，馆藏的动植物标本达20余万号，发表论文280余篇，出版了《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学术专著，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造诣深厚的植物学家。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胡先骕选择留在了北平和他亲自创建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而时任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之所以能够选择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胡先骕在其中也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1950年，“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由著名植物学家钱崇澍担任所长，胡先骕则被聘为一级研究员。
胡先骕根据多年的积累和研究，撰写并发表了学术专著《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他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革新，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变更，他的这部学术专著，弥补了中国植物学史上的一项空白。
1951年，胡先骕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授植物分类学之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上，并努力使教学和科研相结合。胡先骕根据对近代植物学、解剖学和分类学的研究，创建了多元植物分类系统，先后编写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中国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著作。
1952年，胡先骕奔赴朝鲜战场，调查和收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经过他的调查取证，美军投放的沾有病菌的松树枝叶等植物均分布于南朝鲜境内，而不是分布于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东北境内的植物。
由于胡先骕对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造诣很深，在国际学术界素负重望，各国科学家和政界人物都认定胡先骕的鉴定结论绝对真实可靠，胡先骕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链，揭露了美军在朝鲜境内所实施的细菌战，致使美军无法抵赖。
1952年暑期，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胡先骕结束了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授课，也就此告别了他数十年的教育和教学生活，开始专心致力于科研工作。
195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先骕编写的《植物分类学简编》，该教材内容详实，并附有164幅精美插图，是一部比较理想的植物分类学教科书。
但《植物分类学简编》的出版，却引来了对胡先骕的一场批判，因为书中有胡先骕对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建解》一书的评论，胡先骕针对李森科的“小麦变黑麦”的论点进行了科学的批判，指出李森科的论点是伪科学，是不符合现代遗传学理论的。
在当时向苏联“一面倒”的政治形势之下，胡先骕被上纲上线批判，但倔强而傲骨的胡先骕对所有一切批判之词置之不理，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任何错误，但胡先骕的一级研究员却被降为三级研究员。
1955年和1957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学部委员时，胡先骕曾两次被提名，但最终结果却都落选了，素有“中国植物学之父”声誉和宗师地位的胡先骕，没能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应该不是胡先骕的不幸，而是中国科学界的耻辱，因为无论胡先骕当选学部委员与否，他在中国植物学界的历史地位都是不可动摇和磨灭的。
1956年初，胡先骕上书中央，建议在全国高等院校恢复讲授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学派理论，1956年下半年，胡先骕应邀列席了中央政府最高国务会议，听取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毛主席说：“谈家祯、胡先骕关于在大学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建议，有利于学术上贯彻‘双百’方针。”很快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或开设了摩尔根学说的讲授。
1956年9月，胡先骕应复旦大学邀请在生物系举办摩尔根理论学说的专题讲座。这一年，胡先骕由三级研究员又被恢复为一级研究员。
1957年，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一次讲话中说了一句：“胡先骕应是不用戴帽的右派。”仅凭这一句话，胡先骕的文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国内期刊发表。
1959年，中国科学院开始组织《中国植物志》的编写，这是胡先骕二十多年的夙愿，为此他投入极大的热情，亲自主编《桦木科》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
1960年5月25日，胡先骕将一生所写诗稿，集为《忏庵诗稿》发表，胡先骕的诗文功底深厚，其文史学养丝毫不逊色于文史大家，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对胡先骕的诗极为赞赏，评价是“意、理、气、格俱胜”。
1961年初，胡先骕为纪念植物活化石“水杉”的发现，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500余字的科学诗——《水杉歌》，他将科学研究成果与诗的艺术境界融为一体，尽管这是一首颇具特色的科学诗，但没有报刊敢于刊登发表。
有人建议他寄给陈毅校正，陈毅在阅读诗稿之后，将诗稿推荐给了《人民日报》，196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水杉歌》和陈毅的“读后记。胡先骕与陈毅这一段诗坛佳话，曾一度改善了胡先骕的政治待遇。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胡先骕全家就从一幢近300平米的住宅被驱赶到一间约10平米的斗室，其一生所收藏的图书、资料以及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统统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损毁，胡先骕的身心遭受巨大打击。
已过古稀之年的胡先骕，经常被各类造反派揪出批斗或陪斗，被肆意人身攻击和羞辱，其人生面临一种绝望境地，每天都处于一种忧愤和恐惧的之中，最终因突发心肌梗塞，于1968年7月16日晨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在胡先骕逝世11年之后，中国科学院及植物研究所于1979年5月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胡先骕的一生。
1984年，中国科学院、江西省科委和庐山植物园在庐山植物园的松柏区水杉林内，建造了胡先骕陵墓，并于当年7月10日举行了胡先骕骨灰安放仪式，在外漂泊一生的胡先骕，终回故里安息。
胡先骕之墓
20世纪的江西产生了两位学术大师，一个是陈寅恪，另一位就是胡先骕，陈寅恪仅比胡先骕年长4岁，他们是同时代的风云人物，二人性格相似，人生命运也近乎相同，最终也都归宿于“庐山植物园”这一风水宝地，所不同的就是，陈寅恪是国人家喻户晓的国学大师，而胡先骕则是一个被历史和岁月遗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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