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胡先驌逝世50週年，半個世紀過去了，國人對其人其事知之不多，胡先驌是一個被歷史遺忘之人，然而他又是真實地存在於歷史之中，也曾是中國植物學界令人高山仰止的一座豐碑。
胡先驌是中國著名的植物學家、教育家，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被譽為“中國植物學之父”，他締造了中國近現代植物學王國，其學術成就有目共睹，其歷史貢獻不可磨滅，在中國近現代科學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撼動的。
胡先驌
胡先驌（1894—1968），江西新建人。1894年5月24日出生於江西南昌一個官宦之家，父親胡承弼，曾官至內閣中書，母親陳彩芝，通經史，諳詩詞，胡先驌自幼受到母親良好的影響和教育，被鄉鄰視為“神童”，但胡先驌8歲時遭遇喪父之痛，家道也開始中落。
1905年春，胡先驌遵母命赴南昌府學考試，被錄取為府學癢生，次年又入洪都中學堂學習，開始接受現代自然科學啟蒙教育。
1909年9月，胡先驌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三年之後回南昌參加了江西省的公費留學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為留美官費生。
1913年2月，胡先驌入加利福尼亞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學習森林植物學，並於1916年11月獲得農學學士學位。1917年回國受聘為江西省廬山森林局副局長，他對廬山豐富的植物資源進行了全面考察，這也奠定了他日後在廬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設想。
1918年7月，胡先驌受聘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林專科植物學教授，胡先驌在“五四時期”發表了《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對陳獨秀、胡適等人倡導的新文化運動提出質疑和批評。
胡先驌和胡適的“二胡”之爭，是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文化史上一場重要的論戰，從胡先驌《中國文學改良論》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窺測到胡先驌的獨立思想和不畏權貴的人格。
胡先驌與胡適合影
1919年秋，為了合理開發和利用中國豐富的植物資源，胡先驌與鄒秉文等人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植物資源和採集植物標本的活動，採集了數以萬計的植物標本，胡先驌是繼著名植物學家鍾觀光之後，進行大規模野外調查和採集的第二位學者。
1921年至1922年間，胡先驌相繼寫出了《浙江植物名錄》、《江西植物名錄》（附福建崇安縣植物）和《江西、浙江植物標本鑑定名錶》，並陸續在“中國科學社”社刊《科學》雜誌上發表。
1922年，胡先驌與秉志、錢崇澍、陳楨等人在南京共同籌建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這是中國第一個研究生物學的科研機構，胡先驌擔任植物部主任，領導和主持了華東和長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調查和植物採集及研究工作。
為了適應中國國情教學，胡先驌與鄒秉文、錢崇澍三位植物學家共同編著了中國大學生物系使用的中文版教材《高等植物學》，該教材於192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462頁，插圖306幅，書後附有英漢名詞對照表，教材內容新穎，符合中國國情，隨即成為國內各大學生物系的主打教材，在教育界影響很大，也結束了生物系主要使用外國教材的歷史。
1923年，胡先驌出任東南大學農林科植物學教授併兼任生物學系主任，同年秋天，胡先驌再次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學攻讀植物分類學，僅用一年時間即獲得碩士學位。
胡先驌將哈佛大學阿諾德森林植物園從中國西部和中部採集並運走的植物標本，以及國外各期刊中登載的有關中國植物科屬種類，進行檢索、記錄和收集，整理編寫成了一部《中國有花植物屬志》並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這部書稿成為植物學者學習研究植物分類的必備文獻。
1925年7月，胡先驌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於當年秋天回到南京，仍執教於國立東南大學，並繼續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擔任主任，在教學和科研之餘，他經常撰寫時論文章發表。
1926年4月，胡先驌妻子王蓉玢不幸去世，他又經歷了中年喪妻之痛，這對胡先驌的打擊很大，並曾因悲傷過度而數次休克。
1928年，胡先驌和秉志等人在“尚志學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在北平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胡先驌出任植物部主任。
胡先驌（前排右二）與調查所同仁合影
著名教育家範源濂先生主持創立的“尚志學會”資助了15萬銀元，而後又依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而持續發展，而之所以以“靜生”冠之所名，就是為了紀念1927年底去世的範源濂（字靜生）先生。
胡先驌在主持“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工作的同時，還接受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聘請，在這兩所大學講授植物學，他特別善於發現和培養人才，蔡希陶和俞德浚就是其中佼佼者，二人深得胡先驌的器重。
自17世紀以來，中國的植物就不斷被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俄羅斯的傳教士、探險家、專業採集隊、園藝家甚至商販將成千上萬的植物標本大搖大擺地採走，陳列在標本館、博物館或大學標本室收藏。
世界上只有中國的植物最豐富，而中國的植物又以雲南省最豐富，正是由於胡先驌的引導、鼓勵和支持，才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雲南從事植物調查和研究的事業。
1930年秋，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來自中國的植物學家胡先驌、陳煥鏞、史德尉被選為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委員會的委員。
1932年，胡先驌出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併兼植物部主任，此時的調查所已經遷址新建的樓房，內設動物標本室、植物標本室、陳列室、圖書室和動物實驗室，科研人員也從最初的10餘人發展到50多人，成為國內外較有聲譽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之一。
靜生生物調查所大樓
為了創建中國自己的植物園，在胡先驌的倡導和親自運作之下，“靜生生物調查所”與江西省立農學院聯合創辦了“廬山森林植物園”。
1934年，園址最終確定建在含鄱口北麓，佔地面積近萬畝，為亞熱帶山地最理想的園地，也是中國最大的植物園，園區內不僅又天然林、人工經濟林、也有風景林和生態區，是研究植物學的理想基地。
胡先驌聘秦仁昌擔任“廬山森林植物園”主任，並親自主持了“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盛典，竺可楨、梅貽琦、辛樹幟等100多位著名學者參加了盛典儀式，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均派代表到會祝賀。
胡先驌還及時派遣陳封懷赴英國進修，回國後擔任廬山植物園藝技師，經過秦仁昌和陳封懷的苦心經營，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為中國研究園林植物的重要基地，並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植物領域科技人員。
1933年8月20日，在胡先驌、辛樹幟、錢崇澍、陳煥鏞、張景鉞等19名植物學者的倡議之下，中國植物學會在重慶召開了成立大會，通過了《中國植物學會章程》和出版植物學季刊等提案，大會選舉錢崇澍為會長，陳煥鏞為副會長，胡先驌被選為《中國植物學雜誌》總編輯，併為《中國植物學雜誌》創刊號撰寫了“發刊辭”。
1934年8月21日至27日，中國植物學會第一屆年會在江西廬山蓮花谷召開，會議改選胡先驌為中國植物學會第二任會長，在這次年會上，胡先驌首次提出應該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編纂《中國植物誌》。
1935年，胡先驌開始擔任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員，評議員由32名著名學者組成，都是由國內各個專業領域的領軍人物擔任，從1935年至1948年，胡先驌曾連續擔任第一屆至第三屆評議員。
1936年，胡先驌與美國古植物學家R.W.錢耐（Chaney）在山東共同研究中國山旺新生代第三紀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時，證明距今1200萬年前山東區域植物與現代長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開拓了中國古植物研究的新領域，二人合作發表了《中國山東中新世植物群》一文並配有精確的圖版，為中國古植物學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1937年底，在日軍的扶持之下，成立了以王克敏為首的華北偽臨時政府，胡先驌的連襟與王克敏素有交情而出任偽職，有人出面說服胡先驌，希望胡先驌能為臨時政府工作，被胡先驌嚴詞拒絕。
日本人也想利用胡先驌與日本天皇裕仁曾是哈佛大學同學的關係，再三邀請胡先驌到北平偽臨時政府任職，時任日本東京大學理學院院長中井猛之教授，也是胡先驌學術界多年的老朋友，甚至專程從東京飛臨北平說服胡先驌，希望胡先驌能為日本人做事，不但被胡先驌拒絕，而且還放出豪言：“日本沒什麼了不起，日本天皇就是我的同學，他的學習成績不如我。”
但“靜生生物調查所”大樓卻被日軍盯上了，被徵用作為後方醫院使用，在此種情形之下，胡先驌急派蔡希陶等人赴雲南尋找和組織後方基地，在雲南省政府教育廳的資助下，在昆明黑龍潭創建了“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胡先驌兼任所長，由於胡先驌的遠見卓識，為國家和民族保留了一支造詣很深的科研隊伍以及一大批珍貴的圖書、標本和科研資料。
1940年，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在江西興辦了“國立中正大學”，希望由本省籍德高望重的學者出任校長，經江西籍學者吳有訓、程孝剛等人的再三勸薦，胡先驌於1940年10月趕赴江西省泰和縣杏嶺就任國立中正大學首任校長，全校設有政治、文學藝術、理、工、農五個學院11個學系和行政、師範、稅務三個專修科。
胡先驌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其辦學宗旨：“本校所負任務為闡揚三民主義之真諦，並針對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要授諸生以實務中必需之知識，力行以求知。”
國立中正大學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硝煙和炮火之中，校名取“大中至正”之意，也契合當時抗日領袖蔣介石的名字，校長鬍先驌在“名人名校”的構想之下，面向全國招賢納才，以其人格魅力和學術影響力，吸引了許多德高望重、學富五車的教授來校任教，尤其是江西省籍的學者和教授，紛紛放棄原有的優越工作條件，應聘到國立中正大學任教，以報桑梓養育之情。
國立中正大學校門
1944年4月，胡先驌辭職離任時，國立中正大學可與國內諸多名校相媲美，此時校本部已擁有專職教師203人，其中教授46人，副教授39人，講師58人，助教23人，中正大學已經躋身一流學府的行列，成為全國19所國立大學之一。
胡先驌的繼任者是肖蘧，肖蘧畢業於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曾任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教授，當時中正大學學生曾發起“留胡倒肖”簽名活動，被胡先驌訓話制止。
國立中正大學從1940年建校到1949年消亡，存世不足10年，歷經兩任校長，1949年以後，這所在抗日戰火中成長起來的江西最高學府被拆分。
1946年7月，胡先驌赴廬山參加江西教師暑期學術講習會，主講了《生命的意義》、《思想之改造》、《教育之改造》、《政治之改造》及《詩的技術與內容》等講座，上述講座內容皆出自胡先驌《中華民族之改造》一書，這本書是胡先驌憤政治之頹敗、道德之淪喪，哀社會之黑暗、世風之日衰而作，從思想、政治、教育、經濟等方面闡述改造之內容。
適逢蔣介石也在廬山，欲召見胡先驌共商高等教育之事，胡先驌聞之，遂提前下山，以躲避蔣介石的召見，胡先驌能夠婉拒一國領袖之召見，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十分罕見的行為，這也足以表明胡先驌不媚權貴的傲骨。
1947年10月，胡先驌帶領部分原“靜生生物研究所”職員遷返北平，致力於恢復“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工作，胡先驌四處奔波交涉，才逐漸收回被散失的儀器、圖書、標本和辦公等物品，經過重新整頓之後，“靜生生物調查所”才恢復戰前的狀態。
1947年底，時任中央大學教授兼森林系主任鄭萬鈞，給胡先驌寄來一不知名植物的枝葉、球花和幼球果，請老師幫助查閱文獻進行鑑定。
胡先驌根據標本反覆研究並核查文獻，從文獻中發現與日本大阪大學古植物學家三木茂博士在日本第三紀地層中發現的化石種形態相同，應屬同一種植物。
胡先驌和鄭萬鈞共同深入研究之後，將這些植物標本命名為“水杉”，並將“水杉”的發現過程、考證依據等撰寫成論文《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發表，立即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被認為是世界植物學界的重大發現之一，是中國科學家對世界的偉大貢獻。
水杉
水杉是中國珍稀孑遺樹種，樹勢高大挺拔，樹姿優美，適應性很強，除不耐乾旱外，適合生長於溫帶氣候和土壤且生長迅速，由於水杉在植物分類系統上介於杉科和柏科之間，故在植物學上另立“水杉科”。
1948年3月，胡先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而他所創立和領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已經整整經歷了20個春秋了，這是一個在國際上享有聲譽的研究所，也是一個頗具規模的科研機構，館藏的動植物標本達20餘萬號，發表論文280餘篇，出版了《中國森林樹木圖志》、《中國植物圖譜》、《中國蕨類圖譜》等學術專著，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造詣深厚的植物學家。
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轉折之年，胡先驌選擇留在了北平和他親自創建的“靜生生物調查所”。而時任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將軍之所以能夠選擇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胡先驌在其中也曾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1950年，“靜生生物調查所”與“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併，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由著名植物學家錢崇澍擔任所長，胡先驌則被聘為一級研究員。
胡先驌根據多年的積累和研究，撰寫並發表了學術專著《被子植物分類的一個多元系統》，他對被子植物的親緣關係作了重要革新，在目與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變更，他的這部學術專著，彌補了中國植物學史上的一項空白。
1951年，胡先驌繼續在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兼授植物分類學之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類學的研究上，並努力使教學和科研相結合。胡先驌根據對近代植物學、解剖學和分類學的研究，創建了多元植物分類系統，先後編寫了《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中國植物分類學》、《經濟植物學》等著作。
1952年，胡先驌奔赴朝鮮戰場，調查和收集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證據，經過他的調查取證，美軍投放的沾有病菌的松樹枝葉等植物均分佈於南朝鮮境內，而不是分佈於朝鮮北部地區和中國東北境內的植物。
由於胡先驌對植物分類與植物地理學造詣很深，在國際學術界素負重望，各國科學家和政界人物都認定胡先驌的鑑定結論絕對真實可靠，胡先驌以大量的事實和證據鏈，揭露了美軍在朝鮮境內所實施的細菌戰，致使美軍無法抵賴。
1952年暑期，全國高等院校進行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胡先驌結束了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授課，也就此告別了他數十年的教育和教學生活，開始專心致力於科研工作。
195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先驌編寫的《植物分類學簡編》，該教材內容詳實，並附有164幅精美插圖，是一部比較理想的植物分類學教科書。
但《植物分類學簡編》的出版，卻引來了對胡先驌的一場批判，因為書中有胡先驌對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關於生物學種的新建解》一書的評論，胡先驌針對李森科的“小麥變黑麥”的論點進行了科學的批判，指出李森科的論點是偽科學，是不符合現代遺傳學理論的。
在當時向蘇聯“一面倒”的政治形勢之下，胡先驌被上綱上線批判，但倔強而傲骨的胡先驌對所有一切批判之詞置之不理，始終不承認自己的學術觀點有任何錯誤，但胡先驌的一級研究員卻被降為三級研究員。
1955年和1957年，中國科學院評選學部委員時，胡先驌曾兩次被提名，但最終結果卻都落選了，素有“中國植物學之父”聲譽和宗師地位的胡先驌，沒能入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應該不是胡先驌的不幸，而是中國科學界的恥辱，因為無論胡先驌當選學部委員與否，他在中國植物學界的歷史地位都是不可動搖和磨滅的。
1956年初，胡先驌上書中央，建議在全國高等院校恢復講授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摩爾根學派理論，1956年下半年，胡先驌應邀列席了中央政府最高國務會議，聽取了毛主席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毛主席說：“談家禎、胡先驌關於在大學恢復講授摩爾根學說的建議，有利於學術上貫徹‘雙百’方針。”很快全國高等院校恢復或開設了摩爾根學說的講授。
1956年9月，胡先驌應復旦大學邀請在生物系舉辦摩爾根理論學說的專題講座。這一年，胡先驌由三級研究員又被恢復為一級研究員。
1957年，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一次講話中說了一句：“胡先驌應是不用戴帽的右派。”僅憑這一句話，胡先驌的文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被國內期刊發表。
1959年，中國科學院開始組織《中國植物誌》的編寫，這是胡先驌二十多年的夙願，為此他投入極大的熱情，親自主編《樺木科》和《山茶科》的編寫工作。
1960年5月25日，胡先驌將一生所寫詩稿，集為《懺庵詩稿》發表，胡先驌的詩文功底深厚，其文史學養絲毫不遜色於文史大家，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對胡先驌的詩極為讚賞，評價是“意、理、氣、格俱勝”。
1961年初，胡先驌為紀念植物活化石“水杉”的發現，滿懷激情地寫了一首500餘字的科學詩——《水杉歌》，他將科學研究成果與詩的藝術境界融為一體，儘管這是一首頗具特色的科學詩，但沒有報刊敢於刊登發表。
有人建議他寄給陳毅校正，陳毅在閱讀詩稿之後，將詩稿推薦給了《人民日報》，1962年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水杉歌》和陳毅的“讀後記。胡先驌與陳毅這一段詩壇佳話，曾一度改善了胡先驌的政治待遇。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胡先驌全家就從一幢近300平米的住宅被驅趕到一間約10平米的斗室，其一生所收藏的圖書、資料以及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統統被作為封資修的東西損毀，胡先驌的身心遭受巨大打擊。
已過古稀之年的胡先驌，經常被各類造反派揪出批鬥或陪鬥，被肆意人身攻擊和羞辱，其人生面臨一種絕望境地，每天都處於一種憂憤和恐懼的之中，最終因突發心肌梗塞，於1968年7月16日晨在北京逝世，享年74歲。
在胡先驌逝世11年之後，中國科學院及植物研究所於1979年5月15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實事求是地評價了胡先驌的一生。
1984年，中國科學院、江西省科委和廬山植物園在廬山植物園的松柏區水杉林內，建造了胡先驌陵墓，並於當年7月10日舉行了胡先驌骨灰安放儀式，在外漂泊一生的胡先驌，終回故里安息。
胡先驌之墓
20世紀的江西產生了兩位學術大師，一個是陳寅恪，另一位就是胡先驌，陳寅恪僅比胡先驌年長4歲，他們是同時代的風雲人物，二人性格相似，人生命運也近乎相同，最終也都歸宿於“廬山植物園”這一風水寶地，所不同的就是，陳寅恪是國人家喻戶曉的國學大師，而胡先驌則是一個被歷史和歲月遺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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