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爱宗」什么影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误差？

基金组织倾向对实施基金组织贷款支持项目的国家做出乐观经济预测，且这种效应在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预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一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立场越接近，其也越容易获得基金组织的乐观预测，但该国对基金组织的直接政治影响却对预测误差影响并不显著。提升成员数据的可得性有利于改善基金组织预测效果。基金组织对主要经济体的预测误差也会对一国的预测产生影响。

宏观经济预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下简称基金组织）监督行动的重要内容。对全球、区域和成员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是基金组织监测世界经济运行、识别可能的稳定性风险并提出建议、确保世界金融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准确的经济预测无论是对基金组织自身还是对成员而言都非常重要。从基金组织自身来看，准确的经济预测是基金组织提供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与基础，这既包括在经济危机之前或期间向成员提供资金救助安排，也包括在经济平稳期向成员提供的政策建议。从成员来看，基金组织的经济预测是其规划和决策的重要参考。此外，基金组织的预测对市场借贷主体、评级机构、媒体以及公众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基金组织的经济预测应当符合稳健、公平和优质的标准。

但是在实践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基金组织对成员经济状况的预测难免存在误差。图1展示了2003年至2015年基金组织对163个成员实际经济增长的预测误差。从图中可以看出，基金组织对成员经济增长的预测有的表现为高估（正值），有的表现为低估（负值）。总体平均情况来看，基金组织在2003年至2007年以及2010年低估了成员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以及2011年至2015年则出现高估。

预测误差来源于经济变量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偏离。探寻预测误差的影响因素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方法，即从经济变量的预测行为方程出发找出其与变量实际运行方程的差异，但这种方法的难点在于很难准确识别出变量的实际运行方程；二是间接方法，即从预测行为方程的影响因素出发寻找那些可能使预测行为方程偏离实际运行方程的因素。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以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成员国实际经济增长预测为检验案例，从预测方法、预测信息、政治因素这三个方面构建了影响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成员是否实施基金组织的贷款支持项目、与基金组织的政治关系、成员的经济数据可得性以及基金组织对主要经济体的预测误差都会影响基金组织对一国的预测。本文之后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通过分析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来源建立分析框架，第四部分为框架下的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文献综述

提供优质预测是国际经济组织在信息供给上的比较优势之一，但大部分文献都指出基金组织的经济预测存在偏差。从现有文献来看，是否接受基金组织的贷款项目、数据可得性、预测初始条件、政治因素和基金组织员工的预测能力等因素都被认为可能影响基金组织的预测。

第一，多数文献认为如果一国接受基金组织的贷款项目，那么基金组织会倾向于对该国做出乐观预测。有文献认为是否接受基金组织的贷款项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误差。威廉·毕奇（William W. Beach）等人就发现基金组织对西半球国家每增加10亿特别提款权贷款，其预测误差将会提高0.17个百分点。不过，基金组织独立评估办公室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贷款项目都会影响基金组织的预测。预测误差只是在通过“例外渠道（exceptional access）”获得基金组织资金的国家才表现比较明显，而且这种误差大都会在贷款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审查中得到纠正。

第二，成员的数据质量。部分文献指出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大小与一国是否采纳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标准有关。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的预测要好于发展中国家，这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不高，只能将贷款项目中的预测数据直接用作预测基础。或者是由于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之中，数据存在剧烈等。童晖（Hui Tong）分析了数据透明度标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宏观经济预测。其通过对16个国家1996年至2003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季度预测数据的研究发现，遵循透明度标准对改善基金组织的预测准确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米可·姆尔卡伊奇（Mico M. Mrkaic）研究了成员参与基金组织数据标准倡议（DSI）的状况对《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采纳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的成员的预测要普遍好于只采纳了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的成员以及那些没有参与数据标准倡议的成员。

第三，对初始假设条件因素与国际联系的考虑不足。高木真司和库柯通过分析基金组织对不同地区的宏观经济预测发现，预测偏差除了与基金组织的贷款项目相关外，还与对美国利率水平的预测误差有关，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和油价的预期外变化也对基金组织的预测造成了明显影响。阿伦·迪莫曼（Allan Timmermann）也通过研究基金组织1990年至2003年的宏观经济预测指出，对美国GDP增速的预测误差与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当年GDP增速的预测误差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与此同时，对德国GDP增速的预测误差也与对某些地区GDP增速的预测误差存在相关关系。此外，预测准确性也与产出缺口的假设有关。

第四，政治因素的影响。弗兰克-奥利弗·阿尔登霍夫（Frank-Oliver Aldenhoff）指出基金组织的经济预测经常遭到政治偏见（political bias）的扭曲。他提出了政治预测周期假说，认为基金组织会在一国大选之前对该国做出明显的乐观预测。通过考察基金组织对实际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预测，其指出基金组织对工业化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预测存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乐观偏差，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也存在明显的乐观偏差。不过除对美国外，并没有发现对其他工业化国家预测的乐观误差与其国内选举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阿克塞尔·德雷尔（Axel Dreher）等人对基金组织对157个国家在1999年至2005年的预测数据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了政治战略性假说。他们指出基金组织成员的政府会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对基金组织施力，促使基金组织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乐观预测。实证研究发现，一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倾向越一致，基金组织对其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就越低。

第五，基金组织员工的预测能力与经验。甘博文（Hans Genberg）和安德鲁·马丁内斯（Andrew Martinez）指出，基金组织的国别代表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预测过程中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因此每个国别代表所用的预测方法及其能力和经验就显得格外重要。他们通过分析149个国家在2007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基金组织员工的国别和一般预测的经验越多，就越有利于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单独或综合分析了各因素对基金组织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希望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影响基金组织预测的因素。本文将从预测方法、预测信息和政治因素这三个方面来识别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不同因素对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影响。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尝试将数据可得性和初始预测条件加入到分析框架中。在数据可得性方面，本文不但考察了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同时也利用世界银行的统计能力指标进一步证实了提高数据可得性对于降低预测误差的作用。在初始预测条件方面，本文根据阿伦·迪莫曼的分析，考察了基金组织对美国、德国、中国的预测误差与对其他国家的预测误差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证实了基金组织对主要经济体的预测将会显著影响对其他国家的预测。

本文借鉴了阿托扬等人和阿布杜哈迪·沙欣（Abdulhadi Sahin）的分析，假设基金组织的宏观经济预测行为方程如下：

（1）

其中，表示基金组织对国家i在t时期某一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值，

表示基金组织的预测模型或方法，

表示在t时期基金组织在预测国家i时所能获得的信息组合，

表示影响预测的政治因素。假设宏观经济实际值的行为方程如下：

（2）

其中，表示国家i在t时期该宏观经济变量的实际值，

（3）

根据（3）式，基金组织的预测误差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测误差来自预测模型或方法

与实际行为方程

的差异，这与基金组织的预测行为偏差相关。从基金组织来看，预测行为偏差所造成的预测模型与实际行为方程的差异可能来自多个方面。

一是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某些情况下，数据的可得性直接决定了基金组织会采用何种预测模型或方法。基金组织独立评估办公室指出，数据的可得性是影响国别代表选择何种预测模型的最重要因素。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较差，诸如结构性、向量自回归、简化式等统计模型在对低收入国家经济预测中发挥的作用要远低于发达国家。由于数据受限以及可资借鉴的外部预测资源不足，基金组织对低收入国家的预测不得不依赖于国别代表经济学家的判断。

二是基金组织自身职责所带来的预测行为偏差。鉴于基金组织的重要地位，其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其对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直接影响着市场对该国经济的看法。由于基金组织的重要职责是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因此基金组织存在天然的乐观预测倾向，以正面引导市场预期、促进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这在经济下行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提升经济预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经济下行风险的恶性循环与自我实现。从基金组织员工的角度看，他们也倾向低调处理风险，不愿承担由于强调风险而引发的金融危机传染的责任。然而，这种乐观倾向并不会发生在所有国家。考虑到国际经济的传递效应，基金组织的这种乐观倾向可能更多发生在对世界经济整体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预测上。

三是基金组织的贷款项目带来的预测行为偏差。多数文献认为基金组织倾向高估贷款项目的执行效果。基金组织之所以倾向乐观预测其给予贷款项目的国家，是因为这有利于证明其贷款支持政策的有效性，维护其国际金融稳定机制的声誉。从国别代表处的员工来看，其往往也会对接受贷款项目的成员做出乐观预测，这是因为他们一般都参与了对该国的贷款决策，乐观预测能够证明该国贷款项目决策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基金组织对贷款项目的乐观预测也有利于成员政府说服国内其他主体，使得贷款项目更容易被成员接受。此外，弗朗西斯科·卢娜（Francesco Luna）还从预测技术层面指出了基金组织倾向对贷款项目国做出乐观预测的两个原因。首先，基金组织对贷款项目国的预测是基于贷款项目附加的政策建议将会被实施，即预测是建立在贷款方案成功的基础上。因此一旦贷款项目的条件没有完全落实，预测就会显得过于乐观。其次，贷款项目接受国的数据质量往往不高。在危机时期基金组织的预测往往只能依赖少数可得数据，而这些数据往往会下调，这也容易造成基金组织的预测出现乐观偏差。

第二，预测过程中所能获得信息与实际信息

预测过程中所获信息与实际信息的差别一是来自数据的可得性。数据是宏观经济预测的基础，数据可得性除了影响上述提到的预测方法之外，还会直接影响预测质量。

预测过程中所获信息与实际信息的差别还来自初始条件假设中的误差。例如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就涉及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相关国内政策的初始条件假定，也会涉及对世界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大宗商品价格等国际因素的初始条件假定。如果这些初始条件假定出现误差，必然会对一国的经济预测产生影响。

预测过程中所获信息与实际信息的差别还可能来自政策的不可预知性。如果基金组织未能预料到成员的政策变化，那么其对该国的预测就会出现偏差。

第三，政治因素也会对预测造成影响。对经济变量的预测一般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基金组织涉及众多政治因素，这使得基金组织的预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一是成员对基金组织的直接政治影响，这包括成员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大小，该国人员担任基金组织高级管理职务的状况以及在执行董事会中的地位。基金组织员工在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指导下工作，各项业务活动不得不考虑主要股东国的偏好。因此，基金组织的主要股东国相比其他成员更容易令基金组织做出对本国有利的经济预测。

二是成员对基金组织的间接政治影响，如通过与基金组织主要股东（如美国）的紧密政治联系获得后者在基金组织预测上的支持，这也有利于基金组织做出对该国的乐观预测。大部分研究通过测度一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立场的一致性来确定这种间接政治联系。

表1汇总了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几个可能来源，以及各因素对预测的可能影响方向。实际上，不同的因素可能在不同方面对预测造成影响。例如数据的可得性既可能影响预测模型与方法的选择，同时又直接影响着预测质量。再比如贷款支持项目可能会使基金组织高估项目接受国经济预测，但也可能有利于基金组织员工更为深入地了解该国，从而提高对该国预测的准确性。

经验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我们构建以下模型：

（4）

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1）预测误差（）。

（2）成员国经济规模。为国家在时期现价GDP占世界GDP的比例。数据来自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3）基金组织贷款支持项目。为国家i在t时期接受基金组织贷款项目的金额占其当期GDP的比例。数据来自基金组织贷款安排监测数据库（Monitoring of Fund Arrangements Database）。

（4）成员对基金组织的直接政治影响（

（5）成员对基金组织的间接政治影响。为国家i在t时期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与美国的一致性。数据来自艾力克·韦登（Erik Voeten）等人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6）数据可得性（

（7）初始条件假定（、和

（二）经验结果分析

（1）全样本估计结果

我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4）式进行估计，然后根据稳健豪斯曼检验结果决定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我们共检验了两种不同的估计形式，即分别在和情形下各变量对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影响。除了全样本估计外，我们还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分样本估计，以考察基金组织对不同类型国家的预测行为差异。在全样本和分样本的估计中，我们首先考虑是否采用数据公布特殊标准对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影响，随后引入世界银行统计能力指标以进一步验证数据可得性对预测的影响。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第一，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基金组织倾向给予获得基金组织贷款支持项目的成员以乐观预测。成员获得基金组织的贷款数额越大，其获得乐观预测的概率就越高。

第二，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多数情况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GDP占比越大的国家越容易获得基金组织的乐观预测。这与预期一致。基金组织倾向给予占世界经济较大比重的国家以乐观经济预测，希望以此来引导对世界经济的预期，促进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

第三，从政治关系来看，无论是还是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表明成员与基金组织的直接政治关系对基金组织预测的影响并不明显。不过，成员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立场的相似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国与美国的政治立场越接近，其越容易获得基金组织的乐观预测。为什么成员与基金组织的直接政治关系对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影响不显著而成员与基金组织的间接政治关系的影响却十分显著呢？本文认为，只有基金组织主要股东才能影响基金组织的预测行为。例如马丁·斯坦旺德（MartinC. Steinwand）和 兰德尔·斯通（Randall W. Stone）通过文献总结指出，在基金组织贷款活动的各个阶段，只有基金组织的主要股东才能发挥明显作用。因此，基金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并不能通过自身在基金组织中的地位来影响基金组织决策，而是通过与主要股东特别是美国协调政治立场来争取基金组织对自身有利的决策。

第四，从数据可得性角度来看，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如果一国采纳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有利于降低基金组织的预测误差，提高基金组织的预测准确性。加入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表明一国通过了“良好统计做法”的检验，承诺在数据覆盖面、公布频率和时效性，公众获取数据的渠道，数据真实性和数据质量这四个方面遵守良好实践。这为基金组织的预测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数据基础。

第五，基金组织对主要经济体的预测误差也会对预测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基金组织对美国、德国、中国的预测误差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表明如果基金组织对这些国家的预测出现误差，那么将会放大对其他国家的预测误差。这说明对主要经济体的预测在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从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对中国、德国的预测误差的系数较为显著，表明这两个国家的预测准确性尤为重要。

（2）分样本估计结果

为了考察基金组织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预测的不同倾向，我们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分组估计（表3）。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类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总体上，分组估计结果与总体结果类似，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发现。

第一，从基金组织贷款支持项目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接受基金组织贷款支持项目的国家都更容易获得乐观预测，这与总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但发达经济体的估计系数要明显高于发展中经济体，且更为显著，这表明相比发展中经济体接受基金组织贷款支持项目的发达经济体更容易获得基金组织的乐观预测。基金组织的这一预测偏向性可能有多个原因。一是发达经济体整体上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投票权和发言权，且这种权力较为集中，更容易对基金组织的预测活动产生影响。二是相比发展中经济体，基金组织更迫切地需要通过高估来证明其对发达经济体的贷款支持项目的有效性与正当性。这是因为对发达经济体的贷款支持项目往往需要更大的资金规模。

第二，估计系数为正，与总样本估计结果类似。其中发展中经济体的估计系数较为显著，而发达经济体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

第三，从成员与基金组织的直接政治关系来看，分组估计结果与总样本估计结果类似。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和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表明成员与基金组织的直接政治关系对基金组织预测的影响并不明显。

第四，从成员与基金组织的间接政治关系来看，发展中经济体与美国在联合国投票立场的相似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总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发展中经济体与美国的政治立场越接近，其越容易获得基金组织的乐观预测。但发达经济体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发达经济体与美国政治立场的相似度并不会造成基金组织高估发达经济体。这种估计系数的差异表明，在基金组织的预测活动中，基金组织的重要股东美国更为看重发展中经济体是否与其政治立场一致。

第五，从数据可得性角度来看，估计结果也存在差异。其中发达经济体的估计系数仍为负，这与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但估计系数均变得不显著。而发展中经济体的估计系数则为正，同时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这可能与分组估计的样本有关。例如在分样本考察期内，在作为样本的129个发展中经济体中，采纳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国家从22个增加到36个，采纳比例只有17.1%-27.9%；而在作为样本的31个发达经济体中，采纳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国家则从27个增加到30个，采纳比例为87.1%-96.8%。这种数据分布的不平衡性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差异。为进一步评估数据可得性对预测误差的影响，本文随后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能力指标做进一步估计。

第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基金组织对美国、德国、中国预测误差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这与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从估计系数显著性的角度来看，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对德国预测误差和对中国预测误差的系数均较为显著，表明对发达经济体的预测受对德国预测误差和对中国预测误差的影响更大。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只有对德国预测误差的系数较为显著，表明对德国经济的预测误差对预测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更为显著。

（

为进一步验证数据可得性对预测误差的影响，我们用世界银行评估各国统计能力的统计能力指标来替代一国是否采纳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来重新对（4）式进行估计。世界银行的统计能力指标是对一国统计系统的综合评分，其基于统计方法、数据来源、统计周期这3个维度设置了25个具体指标，每年对全球1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进行评估。相比，有两个不同的统计特征：一是其数值范围分布在0-100之间，而不像只是0或1的虚拟变量；二是所刻画的一国统计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下波动。而如果根据一国是否采纳数据公布特殊标准，除非遭遇特殊情况，一国不会退出该标准，即只会刻画0到1的过程，而不会有1到0的情况出现。因此，通过用替代进行估计有利于进一步验证估计的稳健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估计的所选样本为120个，均为发展中国家，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5年。

表4展示了替代后的估计结果。从的估计系数来看，其显著为负，表明一国统计能力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基金组织的预测误差，提高基金组织的预测准确性。这进一步确认了本文此前的假设。不过，基金组织贷款支持项目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在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预测中，贷款支持项目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分样本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本文此前估计也基本一致。如果一国在联合国大会中与美国政治立场越接近，其越容易获得基金组织的乐观预测。基金组织对主要经济体的预测误差对关于其他经济体的预测误差仍有正向影响。这验证了本文估计的稳健性。

结论

本文从预测方法、预测信息、政治因素这三个方面构建了影响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并以实际经济增长指标为例，通过对2003年至2015年160个基金组织成员的实证分析，检验了不同因素对基金组织预测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接受基金组织贷款支持项目的成员更容易获得基金组织的乐观经济预测。分样本估计显示，相比发展中经济体，接受贷款支持项目的发达经济体将会获得基金组织更为乐观的预测。

第二，政治因素对基金组织的预测误差具有显著影响。如果一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立场越接近，其越容易获得基金组织的乐观预测。但成员与基金组织的直接政治关系（成员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以及是否拥有执行董事席位）对基金组织预测误差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提高成员数据的可得性有利于改善基金组织的预测效果。从总体样本估计看，如果成员采纳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有利于降低基金组织的预测误差。但在分样本估计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为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统计能力指标进行了再检验。估计结果显示，统计能力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基金组织的预测误差，进一步验证了数据可得性在基金组织预测中的作用。

第四，对其他条件的假定也会影响基金组织的预测效果。基金组织对主要国家（美国、德国、中国）的预测误差将会放大对其他国家的预测误差。不过，这种影响对不同国家却不尽相同。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对德国和中国的预测误差的系数较为显著。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则只有对德国经济预测误差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表明提升这两个国家的预测准确性尤为重要。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改善基金组织的预测质量，提出以下建议。其一，基金组织应建立更为独立的预测程序，避免内外部因素的干扰。基金组织要使自己的预测更为可信，就需要降低政治因素、组织偏好对经济预测的影响。为此，基金组织可引入外部机制加强对预测活动的监督与研究，通过外部机制来约束基金组织的内部行为。其二，继续改善预测数据质量。可通过双边监督、技术能力支持进一步规范成员的数据报告标准，帮助成员提高数据统计能力和数据报告质量。其三，进一步提升对主要经济体的预测准确性。通过加强对主要经济体国别研究人员的配备与培训，提升国别代表处的预测能力。同时就预测加强与成员政府以及私人部门的沟通，降低对主要经济体的预测误差。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本号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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