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曾通过方国珍的哥哥方国璋牵线向元朝请降，获得了朝廷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的任命。但最后却出尔反尔，拒绝诏安，囚杀使者。
这究竟是肿么一回事呢？还要从龙凤政权的建立说起。
1355年（元至正15年）二月，刘福通于亳州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复国号曰宋，建元龙凤。利用民间“明王出世”的信仰，称韩林儿为“小明王”，意图号令全国的起义者。韩、刘的队伍并非唯一的反元力量，而且大多数“红巾军”与刘、韩势力其实并无实际组织联系。
“反元革命”发展到这时，军阀化的诸部 “起义军”与元朝政府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对抗。对这些实际的独立政权来说，保证自身利益方最大化才是最重要的。 承认“龙凤”政权、自立为王、乃至于名义上归降元廷都是为了保证各自的独立的适时之举。例如朱元璋最初便不欲承认韩宋政权，而是倾向于谋求不“受制于人”的自立，但考虑到“欲藉为声援”，还是选择奉其正朔。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军占领集庆（南京），七月，韩宋政权封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平章政事。但朱元璋势力却保持着“事皆不禀其节制”的实际独立：
杜遵道、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君，韩林儿造言宋苗裔也，群雄是其门弟子，皆从之。时滁阳王（郭子兴）方卒，归葬滁阳。未久，闻召谕造言门弟子孰先后之？创乱之功孰魁况？孙德崖以滁阳部将，意欲统滁阳之众。其子闻之，惧辨不能，以文召上代辨。上总兵于和阳，日与元战。诸战将谓张天祐曰：“公当自察，果能率众御胡，则朱往；不然，则公往。”张遂代往。上发兵及亲率将和阳西南民寨节次削乎。张自亳归，赍毫州杜遵道文凭，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张为右副，上为左副。（《皇明本纪》）......上初欲不受，曰： “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后以诸将议，欲藉为声援，从之。纪年称龙凤，然事皆不禀其节制。（高岱《鸿猷录》）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迹》）
选择接受元朝“招安”，奉其正朔，享其官爵的“群雄”也不在少数。例如张士诚、方国珍等都曾接受元政府的官职。张士诚在自立与归顺朝廷之间多次反复，接受朝廷太尉头衔后恢复了江南至北京的海运， 4年（1359-1363年）输粮达48万石，意义重大。方国珍一面名义从属于朱元璋，一面又是元朝的江浙行省左丞相，爵衢国公。
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也在与元政府有过招安接触的人物之列。
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兴兵保元的义军统帅察罕帖木儿利用红巾军分兵北伐的空档，挥军夺取宋政权的首都汴梁，“刘福通奉其伪主从数百骑出东门遁走。（官军）获伪后及贼妻子数万、伪官五千、符玺印章宝货无算。全居民二十万，军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献捷京师，欢声动中外。”（《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八》）
龙凤政权遭遇惨败之时，作为名义上的“大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朱元璋却采取观望姿态，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援助汴梁方面。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又在洛阳集结诸将，率官军大举东进，意在从红巾军手中收复山东。八月察罕致信劝降红巾军山东守将田丰成功，山东州县已志在必得，如此淮河河道以北将无红巾军的立足之地，“江南震动”。
在得到义军东进的消息后，从未真正归属过韩宋政权的朱元璋依旧没有选择援助北方的“抗元同袍”，而是主动向察罕帖木儿派去了通好的使者。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张士诚与陈友谅势力两面夹击，与察罕结盟——至少保持良好关系是朱元璋在当前险恶外部环境下能做的最好选择。更何况，有证据显示其他势力也在进行与察罕进行“道军旅之情，请期约之会，以遂夹辅之谋” 的外交努力。
太祖闻李察罕帖木儿下山东，江南震动，遣使通好。时陈友谅据上江，震扼安庆；张士诚据苏州，故有北方之好。（刘辰《国初事迹》，注： 刘辰是《明太祖实录》的编者之一，《国初事迹》是作者为《明太祖实录》做的资料底稿）
元朝政府与朱元璋集团之间的首次接触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听闻元军在山东进展顺利，势如破竹，朱元璋下一批使者所持的使命外交使命从“通好”升级为了“结援”！ 朱部使者汪河、钱桢二人成功到达察罕在山东的军营，似是完成了诱导朱-李（察罕帖木儿汉姓李，字廷瑞）结盟的使命。
八月己卯，大明遣使至汴梁，与元将察罕帖木儿通好。时察罕帖木儿用兵山东，招降东平田丰、乐安俞宝等，其势颇盛。太祖尝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儿兵威甚振，先遣杨宪往彼通好。”及是，察罕帖木儿下山东，又遣汪河往彼结援。（《国初群雄纪略》转引刘辰《国初事迹》）
太祖以都事汪河及钱桢往察罕军中结援，河至军中，议论称旨。（《国初群雄纪略》转引 《龙飞纪略》）
对于朱元璋来说，朱-李二集团盟约的完成让他获得了专心对付陈友谅、张士诚集团的有利环境，也许他的意图也仅限于获得安全的外部环境。而察罕等人似意不限此，有不少人认为，将朱元璋真正争取至朝廷一方，至少使朱元璋接受朝廷的册封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其中包括方氏集团的二号人物，方国珍二兄——时任元通奉大夫、防御运粮都元帅、衢州路总管的方国璋。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击败张士诚攻取婺州，趁威派主簿蔡元刚出使方国珍，使其降伏。方氏认为“江左号令严明，恐不能与抗。况为我敌者，西有吴，南有闽。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变。”（《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一》）表示服从朱元璋，同时方氏身上也还有元朝中央授予的官职。这时方国璋即产生了与做牵线人朱元璋接触使其接受朝廷册封的想法，并付诸行动。由晚清出土的《方国璋神道碑铭》可知：
朱元璋侵衡、婺，公计可使招来之，二年始得其情。 于是朝廷遣尚书张昶等来与公会议，至台，将由婺以趋集庆。
因为这铭碑的撰者与书丹都是元朝方面的官员（翰林学士承旨张隶撰,元中书参知政事危素书），立场也是元官方的立场，故说“使招来”。根据“得其情”可知，方国璋为朱元璋请封的牵线，一定在两年后获得了朱元璋方的某种肯定回答。否则方氏不会通知朝廷派出封使。由《神道碑铭》的其他部分得知，招降朱元璋的封使“尚书张昶等”到达方国珍势力的时间，大概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左右。元朝朝廷决定授予朱元璋的职位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元朝遣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奏差张琏赍龙衣、御酒、八宝顶帽，荣禄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宣命诰书。
朱元璋对于招降的肯定答复，也是出于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察罕军进入山东境内，连收东平、济宁、齐河、泰安等府县，围攻济南三月克城。察罕攻克济南的时间大致在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从时间上来看，济南匡复极有可能是朱元璋同意招安的直接诱因。元军在山东进展顺利，若察罕肃清北方，韩宋政权便走到了穷头陌路。可以预见，龙凤政权被消灭后，察罕的下一步必然是挥师南下。而东方的张士诚、方国珍势力均有朝廷的封官，自己的头衔却是龙凤政权的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西方的陈友谅则自称皇帝。此时加入朝廷一方，最次可以保全自己作为独立军阀的势力完整，而称帝的陈友谅就会成为所有人的靶子。
但是，作为一名沉稳的政治家，戒骄戒躁，明晰利害，时刻掌握主动是一项基本功。朱元璋所作出的每一步都不迟不晚恰到好处，济南落城使他同意招安，但使者却不能直接到达我境，只能由牵线人方国珍转送，我若闭门不迎，反而是他们陷入被动。故主动权依然在我。接受“册封”是朱元璋与方国珍集团、更重要的是与察罕帖木儿集团博弈的筹码。在朱元璋的计划中，真正接受“招安”的条件也许是察罕真正恢复山东全境。他现在正默默注视着山东随后的战局。
所向披靡的元军果然在益都（青州）的坚城下碰了钉子。元军全力围攻益都数月之久都没有看到落城的迹象。前景又变得不明朗起来，朱元璋决定对已到方国珍处的朝廷封使不理、不问。
昶等航海至方国珍处，及一年，国珍二次差人以其事达于太祖，不答。（ 刘辰《国初事迹》）
为招降朱元璋牵线的方国璋自然不会知道朱元璋的真实想法，朝廷的封使已经到达，“将由婺以趋集庆”，但婺州此时并不太平。驻守此地的“苗军”曾是一支南方少数民族地主武装势力，前首领杨完者。因派系矛盾同属元朝官军序列的张士诚部屠杀殆尽，遂转投朱元璋势力。 但是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苗军将领王保、刘震、蒋英突然叛变杀死明军统帅朱元璋的爱将胡大海，持其首级前往方国珍处避难。方国珍自然不敢接纳，方国璋明白，若处理不好这支苗军就会成为方-朱势力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而“招安之事”自然也就告吹了。
时苗军聚婺州，其将王保等杀渠帅出奔，过仙居，所过纵剽。 昶急与公谋。公曰：“今招安之事垂成而苗军忽变，必入吾境，则吾民必见害。而彼闻之，将疑我怀去就。我请往谕保等，庶乱可弭。” （《方国璋神道碑铭》）
国璋决定亲自与苗军首领见面， 二月二十一日却被怨恨方氏拒不接纳其入境的苗将袭击。 国璋持矛力战杀10余人，打得长矛折断，中箭而死，年46岁。元廷追封他为越国公，谥荣愍。因他为朱元璋的册封而死，元璋也遣使致祭。
已而苗帅蒋英等叛，杀胡大海，持首奔国珍，国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国璋守台，邀击之，为所败，被杀，太祖遣使吊祭。（《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一》）
封使就这样被晾在浙东，着急的人不止方国珍一人。晚明人钱谦益认为，察罕帖木儿在招降朱元璋的牵线中也扮演了角色， 钱氏坚信，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察罕致信朱元璋“通好”即与元朝中央的册封有关。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东，海内震动。我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书相答。已而，有张昶、马合谋至，察罕为之也。 太祖曰：“察罕书辞，欲以甘言啖我。”所谓“甘言啖我”者，即荣禄、平章之命也。 （《国初群雄事迹》）
钱谦益的判断其实不完全正确。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察罕致书朱元璋的目的大概是催促其接受滞留于方国珍处的封使，正式接受招安。书信中的“辞媚而婉”很有可能是向朱应许了新的条件，也许受任的官职不限于“荣禄、平章”了。对于察罕的口头应许，朱元璋的第一反应是质疑，其直接理由是“徒以书来，而不返我使者！” 朱元璋没能看到自己之前的使者（恐其被察罕扣押），只收到了察罕的口头答应，其不信也在情理之中，太祖判断察罕的底牌依然没有打出，“就封”依然是自己手中的一个重要的筹码。结合当时正忙于与张士诚、陈友谅、陈友定等势力的冲突，朱元璋做出了 :"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能看到的删订后的《明太祖实录》刻意隐去了察罕书信的重要内容，仅含糊地称其为“通好”。中间一段太祖关于天人原理“大元必丸”的阐述，可能也是“史官的创作”。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六月戊寅，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来通好。时察罕遣使致书于太祖，太祖谓左右曰：“予观察罕书，辞媚而婉，是欲啖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返我使者，其情伪可见。吾观天下事势，若天未厌元，而彼之所为有以厌服人心，则事未可知。今其所为，违天背理，岂能有成？且人谋不如天，从天与人，人不得违。人贪天，天必不与。我之所行，一听于天耳。夫天下犹器也，众人争之必裂，一人持之则完。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明太祖实录·卷十一》）
至正二十二年六月朱元璋接到的察罕书信其实是察罕对朱元璋的绝笔。就在六月，投降察罕的田丰因察罕“待朝廷使者甚简傲，又所施设多术数，无忠誠心。”大失所望，忿曰：“我以山东地降汝，又为汝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诚以汝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是汉室之曹操耳！”（《庚申外史》）遂于六月十四日设计刺杀察罕帖木儿，自天子至草民无不为之哗然。“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师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八》）
朱元璋自然也是哗然的天下人之一，他的第一反应也许是英雄相惜，毕竟他后来为察罕亲自撰写了祭文，其中包括各种呜呼哀哉的感慨。但作为一个极度成熟的政治家，朱元璋马上恢复了理智，马上派人以“买马”的名义调查虚实，核实察罕帖木儿的死讯。钱谦益注意到，在《明太祖实录》中，“买马”刺探军情的真实目的再一次被抹掉了。
不意未几田丰、王士诚刺杀察罕帖木儿，太祖遣千户王时等赍银三千两往方谷真，附海船 到大都体探元朝及李察罕、李思齐等军马事情。谷真差吴都事同去。既回，带到马十匹。（刘辰《国初事迹》。《实录》载在癸卯三月，但云令谷真市马。）
朱元璋必然认识到，察罕帖木儿的死代表中国政治形势的重新洗牌，旧有的势力对比已被打破。察罕的继承人王保保，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能否控制局面尚是一个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维护元朝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了。不出意外的话，出于对廓锅贴木耳能力的怀疑，北方各将也将陷入争夺权势的混战之中。钱谦益也认同察罕之死使朱元璋打消接受“招安”想法的决定性因素：
李察罕下山东，天下震动。太祖亦遣使通好。元遣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以江西行省平章授太祖。太祖闻察罕死，不受。马合谋不屈死。（《月山丛谈》，俞本《纪事录》作都事马木舌）
......元使以航海来，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问亦至矣。野史所谓太祖闻察罕死不受命者，是也。太祖闻察罕死，叹曰：“天下无人矣！”又曰：“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煽惑我民。”察罕之死关系岂不重哉！ 刘辰《国初事迹》大书其事，无所隐避；国史虽多微词，亦不尽没其实，参互之，可以考见。（《国初群雄事迹》）
滞留方国珍处的元朝封使张昶、马合谋等人，直到至正二十二年的十二月才得以与朱元璋相见，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朱元璋的羞辱、残杀：
昶等航海至方国珍处，及一年，国珍二次差人以其事达于太祖，不答。国珍以为若不置于他处，祸将及我。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燕欠不花差人往建昌，王溥平章达其情。溥忻然遣儒士饶某等到京，奏昶等在铅山界首等候。太祖命符玺郎刘宗启于广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启伴至衢州，械昶等到京外，裸其体入城。至省前，太祖赐各人衣冠。入见不拜，太祖怒曰：“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将出杀之，昶无一言，惟马合谋抗对，口出不逊之言。太祖令壮士缚之。至暮，留昶一人，以死囚代之，与马合谋、张琏出聚宝门外诛之，以三人首发福建界首示众，监刑官韩留亦诛之。数曰后，太祖谓刘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贤人与我，尔等可与之议论。”及出，乃张昶也。除行中书省都事，不久升参政。自知政，多合太祖，赏赐甚多，权豪震动。李文忠克杭州，执平章长寿、丑的管等官到京，太祖曰：“此等皆元朝大臣，给以脚力路粮，送至境上，任其还乡。”昶心怀旧主，以国事通。获其书，太祖令冯国胜、杨宪鞫之，处以极刑。太祖谓丞相李善长曰：“被他侮弄我这几年，碎其骨，投于水。”（《 刘辰《国初事迹》）
我们看到的《明太祖实录》又隐去了朝廷使者持宣命诰书来册封朱元璋的真正目的，再一次糊其词地称其为“欲通好于我”。然而，即使是对朝廷使者真实目的有所不知的人在阅读这条史料时也会有所怀疑，元朝派遣尚书级中央大员来宁，绝不可能是简单“通好”。必有其他目的。
（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壬辰）元遣户部尚书张昶航海至庆元，欲通好予我。方国珍遣检校燕敬来告，上不之答，敬还。国珍惧，乃送昶于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所。时左丞王溥在建昌闻之遣人报上上命溥招之来且命符玺郎刘绍先候之于广信溥招昶果至遂偕绍先赴建康昶见上问其所以来昶俛首无一言。上不欲穷诘，命中书馆之时召问，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留之。
随后朱元璋选择了继续观望，不接受元政府开出的条件，也不为“招安”一事与朝廷主动进行接触，但与察罕帖木儿-王保保集团继续保持关系。就在朱元璋斩杀朝廷来使的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王保保的使者带领之前朱方使者来到了集庆。
是月元将扩廓帖木儿遣尹焕章以书来献马。先是，其父察罕帖木儿驻兵汴梁，上常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书来聘。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扩廓帖木儿代领其众乃遣焕章送我使者自海道还，因以马来献。扩廓帖木儿者，察罕帖木儿甥也。本姓王氏，名保保，察罕养以为子。 （《明太祖实录·卷十一》）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癸卯春正月，朱元璋“遣中书省都事汪河送尹焕章归汴，以书报扩廓帖木儿”，表达了保持朱-王两集团间友善关系的意愿。
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庙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丧师者无刑，得志者方命，悠悠岁月，卒致土崩。合下先王奋起中原，英勇智谋过于群雄，闻而未识。是以前岁遣人直抵大梁，实欲纵观，未敢纳交也，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之厚贶，何慰如之，薄以文绮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史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 《明太祖实录·卷之十二》 ）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孛罗帖木儿集团占据京师，朱元璋更是摆出盟友的口气，对王保保表示了他的愤慨：“孛罗犯阙，古今大恶。”，表示如果若孛罗“侵寇不已”王氏即可遣使与他“渡江相约”，他必将出兵相助，“ 乱臣贼子，人得而讨之 ”。朱元璋承认他与王保保舅父察罕的军事同盟，在面对孛罗帖木儿时依然有效。
（ 甲辰 十二月）乙巳，上遣使以书与扩廓帖木儿曰在：“尝观英雄得志于天下也，何其难哉！立于始或沮于终，成于前或坠于后，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纲，中原大乱其命将出师罔有攸济者。阁下之先人頴川王以一军之卒，用于众败之余，仅得加兵于齐鲁，功未及成而祸婴不测。使一时豪杰莫不悼惜。阁下孝切于衷，勇发于义，鼓率愤旅，雪仇耻以成父志。方其临难不挠，意气慷慨，激励三军，虽李存勖之规略，莫是过頴川为不死矣。迩闻北庭多事，变生肘腋，控制河朔，挟令夷夏。孛罗犯阙，古今大恶。此正阁下正义明道不计功利之时也。夫以阁下雄才，待之有余，然常胜之家，意多轻敌，应变之术，不可不审。今阁下居河南四战之地，承頴川新造之业，边度未固，近郊多垒。其所以军民相附，邻与不窥者，诚以頴川存日能尽抚养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遽绝也。或孛罗侵寇不已，阁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约，予地虽不广，然春秋恤交之意常窃慕焉。且乱臣贼子，人得而讨之，又何彼此之分哉！况予近平伪汉，四境已安，正息兵养锐之时，岂不往助阁下乎？且英雄豪杰相与之际，正宜开心见诚，共际时艰。毋自猜阻，失此旧好。兹专人备道斯忱，惟阁下图之。 （《明太祖实录·卷之十五》）
朱元璋在“招降”事件中与察罕帖木儿、方国珍、国璋等人几次政治交锋，一直将主动权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处处达到利益最大化，唬的察罕、朝廷、方国珍、方国璋甚至王保保团团转。显示出这位卓越政治家沉稳、灵活并存的高明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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