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抗日。消息傳出，外界譁然。
在這一影響中國未來走向的重大事件前後，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是什麼反應？今天，讓我們藉助檔案文獻，撥開歷史迷霧。
西安事變前夕的張學良與楊虎城
西北大聯合初現端倪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率領陝甘支隊第一縱隊到達陝西吳起鎮（今吳旗縣）。2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到這裡，成為反革命進攻的中心。敵人對於我們的追擊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現在是敵人‘圍剿’。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至此，中央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宣告勝利結束，陝北將作為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和新的出發點。
然而，中央紅軍所面臨的形勢仍然十分嚴峻。經歷了血與火的生死征戰，紅軍到達陝北時，已由瑞金出發的8萬人減員至數千人。當時，中央紅軍連同紅二十五、二十六軍，也僅有一萬人。與國民黨的兵力相比，僅駐紮在陝甘一帶的東北軍就達10餘萬人，還有17路軍和其他雜牌部隊，以及尾追而來的蔣系王均和毛炳文部的幾個師，合起來也有二三十萬人。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紅軍能在陝北立足存身嗎？
1935年10月，蔣介石宣佈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對陝北紅軍的“清剿”，交由代總司令張學良全權指揮。
張學良年少氣盛，以為不足萬人的紅軍本是疲憊之師，勞師遠征，立足未穩。與自己10倍於紅軍的東北軍相較，紅軍勢必不堪一擊，“剿共”理應旗開得勝。他沒曾想到，東北軍剛與紅軍交手，便被打得丟盔卸甲，望風而逃。110師被殲滅，師長何立中斃命，接著109師又大敗，師長牛元峰自殺。軍事連連失利，讓張學良警醒過來。他說：“這兩次可怕的失敗深創我心，這更增強我的信念，即傑出將領為內戰而喪身是令人遺憾的。同時我不願再輕視共軍的戰鬥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紅軍初到陝北，毛澤東即指示“避免同國民黨軍作戰”。11月26日，毛澤東致信東北軍第57軍軍長董英斌。信中說：“東北軍之與紅軍固屬中國境內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喪！”
就在與東北軍秘密接觸和談判的同時，毛澤東把眼光轉到西北軍。12月5日，毛澤東同時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楊虎城，另一封給西北軍總參議杜斌丞。他致信楊虎城說：“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日之人，不問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信中還以“重關百二，誰雲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雲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的語句，激發楊虎城的愛國熱情。毛澤東致信杜斌丞，是希望杜影響楊虎城，共建抗日反蔣統一戰線。
楊虎城深受觸動。他和張學良一樣，在民族危亡之際，極為不滿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認為這是蔣的慣用伎倆，是“借刀殺人”之術。當蔣介石的中央軍大舉進攻陝西時，楊虎城感到危機已經來臨，眼下只有與中共合作，打出“抗日反蔣”的旗號，才能走出窘境。
況且，西北接壤蘇聯和蒙古，從這裡可以尋求到蘇聯的幫助。“軍事上先打通國際路線”，不僅是張學良、楊虎城二人與中共合作的動機，也是西北各地方實力派共同的企望。蔣介石借刀殺人也罷，分化瓦解也罷，最終是蔣介石把西北的3股力量推到了一起，從而使西北大聯合初現端倪，中共與紅軍也因此而在陝北立足存身。
尺牘統戰外交
初到陝北，中共和紅軍需要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期待著與所有願意抗日的個人和團體聯合。為此，毛澤東頻頻致信國民黨和地方實力派上層人士，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卓有成效的尺牘統戰外交。
當時，國民黨第84師駐守陝北綏德、米脂、清澗地區，毛澤東致信第84師師長高桂滋，呼籲建立抗日聯合戰線，“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暴虎入門，懦夫奮臂，誰謂秦無人而曰甘受亡國奴之辱乎”？提出兩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相接濟所需物資；互派代表，訂立初步的抗日討賣國賊協定等。
毛澤東在此期間頻頻致信各地方實力派，以期實現聯合抗日的局面，如閻錫山、韓復榘、張自忠、傅作義、邵力子、李宗仁、馮玉祥……在這些書信中，毛澤東不厭其煩地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呼籲組成聯合抗日戰線。希望他們與中共“互派代表，速定大計，為救亡圖存而努力”，“兩黨兩軍之間，無膠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濟之責”，“尚祈致意蔣先生（指蔣介石），立即決策，國事猶可為也”。其拋嫌釋冤、比鄰而居、和睦相處、共禦外侮的願望，已溢於信件的字裡行間。
張學良與“義兄”蔣介石
反蔣、逼蔣、聯蔣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佈《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中國蘇維埃政府願意與任何武裝隊伍，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願意實際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蔣組織。”“抗日反蔣”的口號由此提出。
1936年2月28日，毛澤東在聽取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共秘密黨員董健吾、張子華彙報後，致電給與東北軍談判的李克農，電文說：“據談，蔣介石系陳果夫主張聯紅抗日，曾擴清主張聯日反紅，此外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並雲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
正是這個新的傾向，促使毛澤東調整對蔣方針。193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加緊對南京以外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我們改倒蔣為批蔣，改反蔣為聯蔣。”
據相關文獻記載，在西安事變之前，毛澤東曾兩次致電蔣介石等，一次是10月26日，一次是12月1日。在前一封信裡，毛澤東再提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尤其希望蔣先生毅然決然停止進攻紅軍的最後內戰，率領全中國的武裝部隊實行抗戰，復活黃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復國共合作時期反帝鬥爭的勇氣”。後一封信正值蔣介石調集260個團的重兵向陝北“圍剿”之際，“其勢洶洶，大有非消滅抗日紅軍蕩平蘇區不可之勢”。毛澤東在信中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希望蔣介石做“救國救民之豪傑”，不做“亡中國者”；奉勸蔣“放下屠刀，立地為佛。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
但蔣介石怎麼聽得進去，他十分自信可以在“最後五分鐘”解決中共問題。可他萬萬沒有想到，就在毛澤東來信的11天后，西安事變發生了，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蔣介石，在一夜之間竟成了階下囚。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到達西安時，張學良、楊虎城前往迎接。（左起：蔣介石、楊虎城、邵力子、張
西安事變善後
西安事變的當天，張學良即給毛澤東、周恩來發來電報，其主要內容是：“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毛澤東和周恩來即覆電張學良：“立即將東北軍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留少量紅軍，決不進佔寸土。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麒徵、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召開會議，專門討論西安事變的問題。毛澤東首先發言，肯定這次事變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在與會者發言後，毛澤東又說：“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並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起來。”
12月14日，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及紅軍各方面軍負責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提出如下方針：組織西北抗日援綏聯軍，張學良為總司令；成立聯軍軍政委員會，張學良為主席，楊虎城、朱德為副主席；集中主力於以西安、平涼為中心地區，與敵決戰，各個擊破，大大開展戰局。同日，毛澤東為中華軍委主席團起草指示電，其中就有“暫不公開反對南京政府，以便爭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態度十分強硬，以為南京對西安的討伐，可以解救他。有鑑於此，12月15日，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等紅軍將領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呼籲共謀國共合作，共赴國仇。希望他們“停止正在發動的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
12月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變致電國民黨中央，指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並呼籲國民黨，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將討伐陝北的中央軍增援晉綏抗日前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開放民主權利，釋放政治犯；實現孫中山的三大政策。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發表西安事變通電開會討論，研究力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同日，毛澤東致電與國民黨談判的潘漢年，明確指出：“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從西安事變發生到12月19日，僅僅7天時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明智地作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這一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大兵集結陝北，國民黨中樞各派藉機做文章，張、楊內部意見紛呈，爭論十分激烈，以至快到失控的程度。而紅軍力量微小，在陝北又立足剛穩。如此險惡的態勢，“殺蔣”肯定會引起天下大亂。縱觀諸種情勢，除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事變外，別無他途。毛澤東是個戰略家，對此明察秋毫。經過7天的深思熟慮，他毅然作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來電，電文如下：
既然發動已成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21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成立國內和平”的四項條件，這四項條件是中共的一貫主張，也基本是共產國際來電所列的“甲乙丙丁”。同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要他派人去蔣的嫡系胡宗南等處，告之“願與談判恢復蔣自由之條件”。
西安事變發生後，宋美齡、宋子文擔心蔣介石的安全，於12月22日偕蔣介石的顧問端納抵達西安。蔣介石授意宋美齡、宋子文與西安方面談判，端納作為調停人從中斡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出現了曙光。談判中，蔣介石對雙方商定好的條件，以“領袖”人格擔保，但不作書面保證，回南京後將逐條執行。
25日，張學良獨自一人護送蔣介石等飛洛陽。
26日，蔣介石、張學良等抵達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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