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指导、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浦发银行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在上海举行。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风口投资主题论坛做题为“人民币脱锚与货币金融运行”的主题演讲表示，从货币本位的演进历史来看，货币价值的稳定往往需要一个“锚”。在金本位时代，黄金作为流通中的货币，是以其内在价值作为其外在价值的“锚”。金本位制后，无论是在“虚金本位制时代”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流通货币不再是黄金，但流通货币与黄金之间仍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兑换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兑换关系，而美元则与黄金保持可兑换关系），通过这种兑换关系，黄金仍然是货币价值赖以”锚“定的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黄金退出国际货币舞台，国际货币体系正式进入”信用本位“时代。货币价值与贵金属”脱锚“，一方面给了各国政府以更大的政策余地，为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奠定了货币制度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货币失去了内在价值基础，在货币纪律松弛之下，货币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超发成为普遍现象，通货膨胀一度成为西方世界难以摆脱的恶疾。在美国，直到沃尔克时代之后，中央银行独立性逐步增强，货币政策可信度提高，美元的信用本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从历史演来看，即使像美联储这样强大的中央银行，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最终确立起公众对美元的信心。对很多中小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或独立性较差的中央银行，让公众树立起对本国货币的信心，时间很难完成的工作。也正因为此，有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央行，通过固定汇率制（或货币局制度）来将本国货币与美元进行挂钩，换句话说，是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价值的“锚”，借助美元价值的稳定，来为本国货币提供价值支撑，并进而实现本国货币环境的稳定。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在过去也在一定程度上“锚定”了美元。”曾刚分析说，究其原因，1994年汇率改革以来，中国采取强制结售汇制度，人民币汇率开始盯住美元，尽管期间中国央行也曾调整过人民币汇率并逐步扩大汇率波动幅度，但总体上还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面，中国所有的超额外汇储备都会转化成人民币基础货币。银行体系则基于新增的基础货币来创造更多的货币。总体上看，中国此前的货币制度，通过汇率体系、汇率制度，形成了人民币供给供给的主要渠道，并与美元相挂钩。
“就这个意义而言，人民币是锚定美元的，因此美元流入额度、外汇储备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或货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指出。至今，这个机制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尽管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扩大，但波动幅度仍然受到美元汇率的较强影响。
“无可否认，这种货币政策制度存在双刃剑效应。”曾刚表示，坏处是中国央行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比如经济周期变动若和美国不同步，外汇储备变动或资本跨境进出流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干扰，目前市场特别能感受到这种冲击——美联储在加息，中国却在去杠杆，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处境。这可以看成“人民币挂钩美元”的锚定所付出的代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种锚定也有好处，就是给人民币基础货币和信用创造形成一个边界约束，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增长答题同步，即使出现偏离，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到，在1994年的汇改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发生的次数和通胀幅度明显下降。在长期高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基本没有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恶性通胀问题，某种程度与人民币锚定美元很有很大关系。通过这种锚定，为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可靠、稳定的货币环境。
2017年以后，由于外汇占款增速下降导致流动性的缺口，央行通过其他方式向市场体动流动性补充，因为这个时候外汇储备增长已赶不上基础货币增长需要，需要探索新的流动性投放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供给和外汇储备之间的“锚”定关系开始松动，
“过去数十年中国基础货币供给量增减，很大程度与外汇储备变动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由汇率制度和结售汇制度所决定的，这个制度的好处是物价平稳，坏处是丧失一定幅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比如当前美联储加息，资本外流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要想稳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如果坚持人民币挂钩美元的锚，相关部门可能没有办法维持现在汇率的稳定或者资本项目资金自由的流动。”曾刚指出。因此，需要重新寻找人民币价值的“锚”，而这一过程，对中国的货币金融运行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定，将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里需要平衡三个问题：一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导致货币政策宽松的情况下，在原有人民币锚定美元的机制下，需要更多的美元外汇储备才能释放更多人民币流动性，但当前全球贸易冲突等因素导致外汇储备增长难度加大，所以相关部门需要探讨新的货币投放途径，或者将人民币的锚，从挂钩美元转向挂钩一篮子货币。
二是如何稳定经济增长，现在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我们现在还有稳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主动减少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干扰，人民币需要“脱锚”（脱离挂钩美元）。
三是如何让人民币稳步脱锚，由于脱锚可能会带来人民币汇率下跌压力，以及资本流出压力增加，因此央行如何重新建立对货币汇率稳定预期重振公众的信心，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以及行之有效的措施。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脱锚之后（人民币脱离挂钩美元）后，中国货币供给机制将发生哪些变化？目前各种流动性便利工具，成本偏高，且期限较短，难以在长期内承担起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从国外的实践看，美联储主要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释进行货币投放，中国目前没有这么多国债，未来是否会增加国债（包括地方政府债）数量，并将其作为央行货币投放的主要路径？”曾刚表示，若央行需要寻找可持续的，能够替代当前外汇占款实现基础货币供给持续增加的新路径，需要哪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主导，还需要相关部门综合权衡。
此外，脱锚之后，如何建立起严格的货币纪律，以避免货币过度投放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重树美元价值的过程相当漫长，且经历了严重大通胀，在付出较为惨重的经济衰退代价之后，才最终稳定了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重新锚定了美元的价值之“锚”。中国货币发行在失去外汇储备兑换的支撑后，如何在满足经济增长合理需要的同时，确立起严格的货币纪律，或许同样需要漫长的过程。
“其实，1980年代之后，市场关于央行独立性、可信度方面的研究非常多，都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设定的，即怎样对央行进行约束，然后形成可靠的、可信的货币供给的体系。这些问题，未来我们同样有研究的必要”曾刚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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