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企業改革樣本的觀察和分析

前進道路

一個企業改革樣本的觀察和分析

對於中國來說,或許前進並不為人所知。因為它是中國無數相似的民族工業之一,無特殊之處。但是,從前進出發,卻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民族工業的滄桑鉅變。

——題記

引子

一個企業改革樣本的觀察和分析

黑火藥,古老而常見的火藥一種。

傳說,唐朝時期煉丹術士們將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本想煉出能讓人長生不老的神藥,結果卻煉出了火災,火藥就這麼戲劇般地誕生了。

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黑火藥代表了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經過發展到現代已經成了一種軍事、工業能源。然而儘管現代火炸藥鼻祖曾誕生在中國,但作為軍事和工業基礎的基礎,在近代幾百年的時間裡,中國的火炸藥技術卻遠遠落後於西方。

1846年,意大利化學家索佈雷首次製成硝化甘油,這是一種輕微震動即會爆炸的烈性液體炸藥。

1862年,瑞典化學家諾貝爾採用 “溫熱法”降服了硝化甘油,這個軍工裝備製造商和炸藥的發明者,將火炸藥廣泛應用於軍事、工業等各個領域。可以說,因他而改寫了人類戰爭史和工業史。

落後就要捱打。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帝國主義列強利用他們掌握的先進武器,用洋槍洋炮炸開了中國古老而封閉的“萬里長城”。中國被侵略、被瓜分、被欺凌。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在這10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被迫與列強簽訂了1182個不平等的條約。每一個不平等條約都是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沉重鐵鏈。

歷史的車輪已經進入20世紀,刀耕火種的蠻荒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但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叢林”的遊戲規則是弱肉強食。安享和平、保衛和平、震懾侵略,需要強大的“籌碼”,關係著民族興旺、國家安危、人民福祉,火炸藥已然成為世界列強逐鹿爭霸的“利器”。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國家老一輩領導人吸取歷史的教訓,奮發圖強,逐漸有了自己的火炸藥研製體系,但研究和生產十分落後,核心技術仍依靠蘇聯“老大哥”援建。

然而,隨著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全部援建專家。沒有了技術外援,也沒有先進的研究平臺,我國的火炸藥技術研究,一度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

英國首相丘吉爾說過,“贏得一切——不惜一切代價去贏得勝利,不畏艱難去贏得勝利,不管道路多麼漫長和艱難,還是要去贏得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沒有生存。”

“強國必強軍、強軍則國安。跟蹤仿製,永遠是被別人所制約的。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讓中國的火炸藥重新崛起、走在國際前列!” 這是國家頂層設計的邏輯起點。

為了贏得這場勝利,前進科化應勢而生。

如果說,火炸藥是中國力量無可替代的基石,那麼前進就是默默無聞地打造中國力量基石的基石。他們是國家的棟樑、民族的脊樑。

法國作家雨果曾說過,“歷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將來的回聲,是將來對過去的反映”。讓我們打開心靈的窗戶,聆聽從歷史的曠野,傳來的時間的腳步聲——

第一章 絕密報告

……

列車走過了一個山洞又過一個,忽明忽暗的車廂裡,一個不到3歲的小男孩睡著了。也不知走了多久,也分不清夢境還是現實,他影影綽綽中聽到父母在談話,用耳朵撿來了兩個詞,一個是“三線”,一個是“快到了”。

唯一一個座位歸母親,父親坐在行李包上,他被父親和母親輪流抱著。車窗處疾馳遠去的一座座大山,在黑黢黢的夜裡露出猙獰可怕的一面。第一次看到這些,小男孩嚇得直往媽媽懷裡縮……

在當時到三線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成千上萬老一輩三線人主動選擇的命運。而對於這個橫跨千里的抉擇,孩子們只是追隨者。

半個世紀前,從1964年到1978年,在中國中西部的13個省、自治區,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全面鋪開,史稱三線建設。

用今天的區域概念來說,涵蓋三線建設的地區,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古的中國中西部內地。它歷經我國三個五年計劃,投入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高峰時達400多萬,安排了1100個建設項目。

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略部署,對以後的國民經濟結構和佈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直被當做天大的秘密。

河南是國家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之一。作為重要的戰略大後方,據不完全統計,國家對豫西地區基本建設投資高達109億元,200多個大中型骨幹項目在河南落地生根。肩負著振興民族工業重任的河南前進科化集團正是從這時候走來。

時間會叫所有秘密揭開秘密的天窗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世上只有永遠解不開的秘密,沒有永遠不能解的秘密。走近前進,揭秘“三線”,讓我們激動不異。

一個企業改革樣本的觀察和分析

(1)“三線”戰略

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算得上是個多事之秋的年代。在960萬平方公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上,尚未完全擺脫國內三年困難時期的陰影,周邊局勢驟然激烈動盪起來——

在美帝國主義的軍事援助下,臺灣蔣介石當局趁大陸出現經濟困難局面,不斷進行軍事騷擾,企圖反攻大陸。就連香港的報紙上都幫著鼓吹,蔣介石準備要回南京做大壽呢。

在中印邊界上,印度軍隊不斷由東、西兩側入侵中國領土,進行無端挑釁。而在南邊,美國發動侵略越南戰爭,烽火硝煙直接燃燒瀰漫到了我國的南大門。

特別是中蘇關係惡化破裂,一向自稱“北極熊”的蘇聯老大哥派重兵進駐中蒙邊界地區,戰略導彈直指中國,使得對我國北方的軍事威脅陡然加大,萬一發生戰爭,東北地區許多靠近蘇聯的軍事工程都會暴露無遺,必須搬遷到安全地帶。

一時間,烽火連天,狼煙四起。

而此刻,國內正在加緊進行著社會主義大建設,一旦戰爭爆發,我國的經濟建設將又一次遭受新的考驗,民眾生活將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當時我國主要的工業及金融、民生機構絕大部分都分佈在沿海的大中城市,主要的機場及鐵路、公路等交通幹線也都分佈在這些地區。這些大中城市周邊還都有一些大型水庫,一旦發生戰爭,工業、金融,交通都將受到沉重打擊,共和國的建設與發展將會經受極大困難……

嚴峻的形勢和帝國主義的威脅,更成為中國加快三線建設的直接原因。

尤其是1964年8月2日夜,在北部灣,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與越南海軍魚雷艇發生激戰。時隔一天,美方悍然派出第七艦隊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猛烈的戰火迅速燃到中國的南大門。中越邊境地區、海南島和北部灣沿岸都落下了美國的炸彈和導彈,中國軍民倒在血泊之中。

戰爭爆發兩天後,中國政府發出抗議美國侵犯越南的聲明稿,毛澤東在此稿上批示,說“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

其實“這個行動”是指他老人家的一個多年宿願——騎馬沿黃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詩情驅動,又有現實的經濟目的。可惜,他這個願望就此中斷了。

越是有了困難,敵人就越來勁了,落井下石,企圖趁人之危,將新中國的軍事、工業扼殺在搖籃之中。對此,毛主席不無憂慮地對身邊人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

他還曾語重心長地對中央主管工業的負責人:“沿海搞這麼大,不搬家不行!……四川、雲南、貴州是‘三線’,都搬去嘛!”“中國也要搞一些原子彈。”

根據公開的檔案記載,1964年8月中、下旬,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

“全面重點抓好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正式確立。會議研究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聚全國人民之力,從中央到地方,一切重點圍繞“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第一線能搬遷的項目要搬,兩年內不能見效的項目一律縮小規模。

於是,調整後的“吃穿用+三線”的國家“三五”計劃的重心轉入備戰方面,決心要在10年至15年時間把三線建設起來。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當全球工業都按照煤鐵複合型、臨空型和臨海型的佈局原則,儘量向著交通發達,原材料和能源供應方便的地方集結時,中國的數以百計的大中型企業卻從中國東部和北部如同過江之鯽一般,紛紛遷往偏僻閉塞的西南和西北;當城市化進程在全球日益加速時,數以百萬計的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從大城市鑽進了山溝。

所謂三線,是從地理上劃分的。一般概念是:由沿海、邊疆地區向內地收縮劃分為三道線。一線指位於沿邊沿海的前線地區。二線指介於一、三線之間的中間地帶。三線是指中國的腹地,這個區域離海岸線最近點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約上千公里。包括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等西部省區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的後方地區,共涉及十三個省區。

三線又分“大三線”和“小三線”。其中川、貴、雲、陝、甘、寧俗稱為“大三線”;而一、二線的腹地及魯、晉、豫、湘、鄂、粵等地,俗稱“小三線”。

這些地區四周有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的山脈作為天然屏障,形成了保護中國工業的軟甲鋼殼。從這點說來,在那個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這些地區無疑是理想的戰略大後方。

根據毛主席“三線”建設的構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線”建設的企業,一是要適應現代戰爭需要,二是遠離大城市,分散佈點。做到即使在打核戰爭的情況下,“三線”建設的企業和項目也打不爛、炸不垮,成為能長期支持戰爭的牢固的後方基地。那時,毛主席的戰略指導思想是很明確的,就是一旦發生戰事,各省都有彈藥,都可以拿起武器投入戰鬥。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發展以建設軍工工程為核心的三線建設,自然成為當時國防工業佈局調整的重中之重。三線建設是毛主席親自抓的,他老人家曾說過,“搞不好三線,我睡不著覺”。可見他對三線的重視。從1964年開始,“要準備打仗”的指示,迅速在各省市縣有條不紊地落實……

翻開有關記載,關於“三線”建設時期的描述是這樣的:

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的規模宏大的三線建設,是歷史上繼“湖廣填四川”、“闖關東”之後,又一起影響中國的人類社會活動大事件、大遷徙,是人類工業史和城市史上一次史無前例之舉。從1964年至1980年,幾百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的民工建設者,南上北下,從各自的故鄉出發,來到三線軍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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