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武漢會戰期間，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如同中國的官場，結構複雜而臃腫。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戰後總結說：“中間指揮單位過多，就是歷次會戰失敗的一大原因。這一痛苦教訓，我們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漢會戰時，中間單位不但沒有減少，反倒更加多了。師上有軍、軍團、集團軍、兵團，以至戰區長官部，真是極疊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誤事機又如何可能？”
拖著如此“疊床架屋”的沉重的指揮機構，同時各指揮官又有根深蒂固的派系之見，於是給中國軍隊帶來了另一個致命的痼疾：沒有協同意識。
武漢會戰中，僅第九戰區部隊最多時有七十多個師，但是量的優勢未能發揮即被質的劣勢所抵消，沒有任何協同意識的部隊堆積在戰場上，除了被對手各個擊破外幾乎起不到兵力充足的作用，以至於日軍的結論是中國陸軍“只有一個師”，意思是中國軍隊只會一個師一個師地單獨作戰。
單獨作戰的表現是：協同作戰不講聯絡，友軍危急不去相救，奉命增援敷衍了事，兩軍銜接推倭扯皮造成空隙。協同作戰，乃至聯合作戰，是現代戰爭的特質。
殊不知，對於同一戰場、同一戰役、乃至同一戰爭中的每一支部隊而言，“榮辱生死、勝敗存亡”是緊密相關的，是互為因果的，是要共同承擔的。“昧於利害，不辨是非，因而觀望友軍，懷疑友軍，甚至規避責任，推倭責任，妄想貪生自私，而其結果，不僅貽誤軍機，害了友軍，害了國家，而且適以自害，終必自取敗亡”。
關於武漢會戰中的協同問題，最明顯的實例莫過於日軍沿長江進攻武漢時，位於日軍側背的中國第三戰區的所有部隊均按兵不動，既沒有向日軍的後方或側翼進行有力攻擊以牽制敵人，也沒有對日軍的後方聯絡線採取任何有效的襲擾。
這到底是中國第三戰區長官的“自私”，還是中國軍隊高層在戰略佈局上根本沒有協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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