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和朋友，但同時又是柏拉圖思想的有力批判者。這件事，對亞里士多德說來不是十分輕鬆的，但畢竟真理控制了他。他曾說過這麼一段感人至深的話：
討論這個學說使我們感到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既是熱愛智慧的人，為了維護真理，即便推翻我們自己的主張也是應當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而勝於愛朋友了。(《尼各馬科斯倫理學》)
這段話濃縮以後，就成了那句千古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這是一個相當偉大的抉擇。
於是，柏拉圖的唯心主義，到了亞里士多德手中就變成了對客觀世界比較冷靜的思考和分析。
傳統的希臘哲學認為，詩和哲學有著不同的工作範疇和對象。詩描繪的是一個變化中的、五光十色的、哲學的思辨終將予以揚棄的世界，而哲學揭示的則是一個靜止的、永恆不變的、傳統詩人筆下的境界無法與之媲美的世界。
在哲學上，柏拉圖創立了一種以“形”論為核心的本體論。
在他看來，一座具體的房屋，一朵具體的鮮花，都不是完全的，都有不美的因素摻雜其間；只有一般的、空洞的所謂“房屋”、“鮮花”的理念，才有絕對純粹的意義；而世間一切美的事物則都是摹仿“美的理念”製造出來的摹本，是“美”這個概念的影子。
公元前五世紀末以來，詩與哲學處於抗爭的形勢下，此時，寄情於冥想中的“理想國”的哲學家柏拉圖，對詩展開了激烈的批評——
他認為，詩的性質是非理性的，詩人是“無知”的。詩人靠靈感寫詩，而靈感是神賦予的。詩人們完全聽憑於靈感的驅使和擺佈。
柏拉圖寄情於冥想中的“理想國”，並由此浸染到詩學思想、美學觀，致使他漠視客觀事物的具體性，一味地追慕抽象“理念”。 柏拉圖把現實世界看作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藝術又是現實世界的摹本，因此藝術變成了“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藝術模仿是對“形”的兩度離異。“形”論在高視闊步地行走，把卑微的詩遠遠拋在後面。
亞里士多德對老師的這種意見很不以為然，他說，“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似乎除了個別的房屋之外還有什麼一般的房屋”。日常生活中的美豐富多彩、有生有滅，假設出一個永恆不變的“美的理念”來，只能遁向虛幻。
亞里士多德的不以為然，脫離了柏拉圖的思想窠臼，於是，一個判然不同的美學結構由此而生：
柏拉圖把現實世界看作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藝術又是現實世界的摹本，因此藝術變成了“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亞里士多德既然已否定了那個至高無上的理念世界，於是只承認一個摹仿，就是藝術對於現實世界的摹仿，此其一；
既然亞里士多德認為現實世界不是什麼“摹本”和“影子”，而是真實的，於是摹仿現實世界的藝術也應具有客觀真實性，此其二；
既然亞里士多德認為把現實世界和理念世界分割開來是沒有意義的，“理”存於“事”中，於是也便承認現實世界所固有的“理”即普遍性和必然性，進而要求藝術在摹仿現實世界時也不能只是抄襲表面現象，此其三；
亞里士多德的美學思想和戲劇理論，就這樣對其師柏拉圖構成了“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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