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渡江戰役勝利後，國際大國使中國劃江而治的夢想破碎。這時，美國並不甘心因蔣介石政權失敗而丟了中國，開始想新的辦法。以司徒雷登為代表的一些美國政治文化界人士，考慮採取放棄國民黨、親近共產黨的政策，與中共政權建交悄然成為1949年春美國短暫的政策重心。
司徒雷登
美國大使留守南京等待解放軍入城的“玄機”
1949年南京即將解放前夕，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各國必須在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共和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之間做出選擇。4月23日上午，代總統李宗仁等撤離南京。中午，國民黨政府發言人在何應欽公館宣佈撤離南京。
毫無疑問，全世界都認為蘇聯會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共一邊，十月革命照亮中國革命道路，蘇聯大使也應該會留守古都南京城，表達對這個即將屹立在世界東方的紅色政權毫無保留的支持和企盼。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拒絕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部長葉公超要求他南下廣州的建議，堅持“滯留”南京，僅讓參贊劉易斯·克拉克以“代辦”名義去廣州應付。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仍未與新中國建交的梵蒂岡的代表，同樣也留在了南京。
其他各國駐華使節，包括蘇聯大使，都跟國民黨政府南下去了廣州。蘇聯使館留守南京的只是參贊史巴耶夫。當然，這是蘇聯的外交策略，並不是要與國民黨政權“從一而終”。
司徒雷登“滯留”南京，為的就是等待中共派員與他接洽。是有人聯繫了，但並沒有他希望的中美關係獲得突破之事發生，可謂有心栽花花不發，但已經顯露了美蘇兩國二戰後爭奪中國的明裡暗裡的“較勁”。
1949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謀劃二戰後與蘇聯在亞洲長期角力爭勝的策略，確定了美國的“當前目標”，即想盡一切辦法阻止中共領導、執政的新中國成為蘇聯力量“附庸”。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就是為了與中共高層接觸，看有沒有可能在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之中找到縫隙，使美國能夠繼續保持在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和戰略地位。
美國人認為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他們研究了國際共運的全過程和細節，研究了國際情報局的文件，也研究了斯大林、王明與毛澤東之間的恩怨。他們認為毛澤東選擇不做蘇聯的“鐵兄弟”並非毫無可能。
這年2月，讓美國駐華大使接近中共，使新中國不追隨蘇聯的政策，由杜魯門總統批准執行。美國政界稱之為擺脫蔣介石政權的“脫身”政策。3月10日，美國政府批准司徒雷登要求與中共高層接近的全盤計劃，於是司徒雷登在國民黨政權垮臺之前，就開始了一系列“親共”活動。
毛澤東非常清楚中美關係對新中國、對世界和平大格局的重要性。他指令周恩來調派天津外事處處長黃華趕赴南京，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的任務，一是為接收南京國民政府外交檔案做準備；二是利用其與司徒雷登的師生關係，與司徒雷登談判溝通，看看中美關係是否能夠在新的層面建立起來。
美國大使表示，願同新中國建立新關係
黃華是1932年到1936年作為流亡學生，在北平燕京大學認識司徒雷登的。
司徒雷登於1876年出生在中國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11歲時被送回美國上學，主修神學。1905年又被美國教會派到中國傳教。1919年到北京創辦燕京大學並任校長，治校頗有成就。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因拒絕與日軍合作，被關進集中營，直到日本投降後獲釋。1945年，獲釋後的司徒雷登繼續擔任燕京大學校長（後為校務長）。因他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經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推薦，1946年7月，他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黃華到達南京後，將中共南京外事處設置在原國民政府外交部院內。黃華根據周恩來副主席交代的任務，組建外事處，開始工作。一是接管舊政府外交部，安置留用人員，將大量檔案運往北京；二是著手打理留在南京的外國使館人員和僑民的工作；三是與蘇聯參贊史巴耶夫保持經常性聯繫，就一些國際法和外交慣例的問題向蘇聯同志請教。
就在黃華到南京之前，有幾名解放軍戰士全副武裝進入司徒雷登住處，引起一些外國使節的不安。後來，隨著與解放軍的接觸增多，他們才發現人民解放軍既是革命之師，又是文明之師。
反帝反封建，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任務。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之一就是“清理門戶，打掃屋子”。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南京軍管會宣佈，不承認國民黨時期任何外國駐華人員的外交身份和特權，對留在南京的各國原外交人員均按一般外僑看待；同時宣佈保護外僑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關於與新中國建交問題，軍管會聲明，按照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在實際工作中執行經過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政策。為了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黃華召集南京軍管會各單位的幹部開了一次會，傳達中央的對外政策，宣佈了幾項外事紀律和注意事項。
司徒雷登出任駐中華民國大使後，儘管也曾勸蔣介石停止內戰，但他的著眼點是援蔣壓共，維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1948年10月遼瀋戰役開始時，國民黨在東北的處境萬分危急，司徒雷登還頻頻致電美國國務院，推動加強軍事援助蔣介石。國務卿馬歇爾不願美國更深地捲入中國內戰，並沒有同意他的要求。後來看到國民黨敗局已定，司徒雷登才開始見風使舵，做接近中共的試探。國務卿艾奇遜於4月6日覆電，授權他與中共高層進行會談，但要他不要把話說得太肯定，並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風聲，遭人抨擊，引起國會中反對派的反對。
司徒雷登於5月6日派他的私人秘書、中國人傅涇波登門求見黃華。第二天，黃華接見了傅涇波。傅涇波為司徒雷登作了一番辯解，說司徒雷登一年來漸漸瞭解過去對國民黨的認識是錯誤的，美國已經停止軍事和金融援助蔣介石；國民黨撤退南京之前，何應欽希望司徒雷登去廣州，而司徒雷登決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國共產黨接觸，並已獲得國務卿艾奇遜同意。傅涇波進而說，司徒雷登甚盼與黃華及中共領導人會見，現在是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歷史關鍵時期，如果能在“老校長”手中完成這一轉變，比換另一個人好些。黃華告訴傅涇波，中共領導人會見司徒雷登的事待報告，由中共領導人考慮後再說。黃華還嚴肅指出，美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消滅中共的政策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極深創痛，美國現在尚未放下屠刀，沒有從蔣介石身後撤走，怎能期望中國人民恢復好感？！空言無用，需要美國首先做些對得起中國人民的實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
1949年5月13日晚上，黃華以私人身份拜訪了司徒雷登。對這次拜訪，中央要求黃華少說多聽，瞭解美國政府意向。拜訪進行了近兩個小時。黃華先問司徒雷登解放軍士兵進入其住宅的情況。司徒雷登對此事表現頗平靜，只說有幾個年輕士兵進來了，自己見到了他們，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說看一看，態度平和。黃華對司徒雷登說，在軍管期間，解放軍有權進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進行檢查，這是執政者的權力。在沒有同新中國建交之前，原外國使節在南京不再享有外交特權，但作為外僑，安全自會得到人民解放軍及警察部隊的保護，請他放心。
司徒雷登表示，美國政府是願同新中國建立新關係的。他話鋒一轉，說希望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政府能廣泛吸收民主人士參加，並說美國已停止援助蔣介石，不願參與中國內戰。他已建議將美國在上海的經濟合作分署儲存的原本要援助蔣介石的麵粉、棉花等物資，待上海解放後統統移交中共，以支援上海恢復生產。黃華當即表示，關於中國新政府的組成，中國人民有權自己決定，不需要美國方面干涉和提任何意見建議。中共不接受上海的糧食、棉花等物資—黃華清楚，華東野戰軍在陳毅領導下即將解放上海，可以從國民黨手中接收上海所有物資，包括美國援助蔣介石的物資，司徒雷登的所謂“移交”，完全是作秀和自找臺階。黃華正告司徒雷登，美國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就應該將美國駐青島等地的海軍艦隻和陸戰隊全部撤走，以免與人民解放軍發生武裝衝突。司徒雷登答應轉告有關方面。
黃華與司徒雷登深入接觸，探討建交可能性
這次會見之後，司徒雷登又派傅涇波來見過黃華兩次。
傅涇波除談有關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申請去滬的事情外，還說司徒雷登對上次所談軍事問題採取負責任態度，美國艦隊已於5月21日撤離青島，一部分駛往日本，一部分駛往其他地方。在解放軍進入上海之前，美國艦隊即行撤走。你們打到別的地方，美國艦隊也將自該處撤走。他還說，麥克阿瑟主張青島美艦不撤，國務院後來決定撤。現在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中心已不在中國，而移至日本。
黃華說，美國如願同中國人民重新交好，建立外交關係，首先必須撤走美國在華的一切武裝力量，斷絕和國民黨政府的官方關係及一切來往，放棄一切有損中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政策。
經請示中央，黃華於6月6日又約司徒雷登和傅涇波在軍管會外事處辦公室進行第二次會晤。這次會晤，核心是探討美國和新中國建交的可能性。
司徒雷登首先提出自己去上海和回美國問題。黃華告訴他可以按僑民身份來外事處申請護照。司徒雷登又說，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曾允許將臺灣交中國託管，待對日和約簽訂後歸還中國，但關於對日和約的會議，因種種原因，特別是因美蘇之間存在誤解，遲遲未召開，何時召開無法肯定。黃華說，臺灣歷來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甲午戰爭後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臺灣被日本侵佔，中國政府從未予以承認，中國人民也從未停止過鬥爭。二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作為戰勝國，臺灣已經歸還中國，中國政府在臺灣恢復了省政府建制、行政權力和駐軍。現在，我們絕不容許國民黨政府為了自己苟延殘喘而出賣臺灣，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或外國政府藉口合約問題對臺灣屬於中國的地位橫生枝節圖謀動搖，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企圖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陰謀和行動。
談到中美關係問題時，黃華表示，中美要建立新的國家關係，美國首先應停止援助並斷絕同國民黨政府的一切關係。司徒雷登說，我國使節留在南京，這就表示了對國民黨的態度。如今後國民黨政府再由廣州他遷，則可肯定美國代表也不擬隨往。但因目前尚無一個新政府成立，美國沒有承認對象，國共兩黨現在畢竟各佔據中國部分地區，都沒有完全控制中國，美國對許多地區的情況很不瞭解，按照國際法，美國尚不能斷絕與國民黨舊政府的官方關係。如果過去美國有所謂干涉內政的評論，今天美國則更應慎重從事，不能表明擁護或反對國共哪一方。故美國採取被動態度，等待產生了為中國人民所擁護的新政府，而這個新政府也證明了願意並有力量擔負起國際義務時，問題自然解決，中國新政府完全可以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至於對蔣介石的美援問題，現在所運來的已所剩無幾，今後再無援助。
黃華對他說，根據我個人觀察，中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可能不久就要召開，聯合政府將由新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產生。司徒雷登表示，中國問題不只是一個美中關係問題，而且也是關係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關係完善解決，對蘇美關係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貢獻。
最後，司徒雷登對黃華直言，只要中共不“一邊倒”向蘇聯，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保持一定獨立性，採取中間態度，不僅中美可以立即建交，還可獲得美國政府的經濟援助，用於恢復戰爭創傷，建國立業。
毛澤東說司徒雷登“會被作為許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歡迎”
還沒等中共研究好司徒雷登傳達的信息，出臺相關對策，美國卻徘徊猶疑起來，也沒有了重然諾的態度。
6月8日，傅涇波再次來見黃華，說經與司徒雷登研究，認為美國現在對新中國的關係上很難做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再做一系列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級領導人的意見，回去講話才有分量。
傅涇波問黃華同周恩來副主席有無聯繫，能否轉達意見。黃華告訴他有什麼話都可以談，不必顧慮。傅涇波說，馬歇爾、艾奇遜和司徒雷登同屬一派，對周恩來先生甚為敬重。司徒雷登近期接到副國務卿魏伯來電，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瞭解中共方面對中美關係的意見，返美活動更有力量，請黃華代為轉達。
黃華問有何具體考慮。傅涇波說，今年華北旱災，糧食棉花供應將有困難，司徒雷登希望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物資能運回中國。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進行貿易，對中國工業化會有幫助。黃華告訴他，美國在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上至今沒有正式表示，個人認為司徒雷登去北平並非簡單易事，鐵路在戰爭中被損壞嚴重，目前交通尚未恢復，旅途很不方便。傅涇波說，司徒雷登在南京明故宮機場有一小型飛機可用。黃華表示這事涉及領空主權，恐不可行。
美國在試探中共，中共也要了解美國的底牌。黃華將司徒雷登的新要求向中央作了彙報。當毛澤東得知司徒雷登提出到北京拜見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以便共同探討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時，欣然宣稱，他“會被作為許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歡迎”。
中央考慮通過非官方渠道同司徒雷登接觸較方便。6月16日，通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去信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以往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京大學過生日。陸志韋表示司徒雷登可以個人身份到北平參加燕大校慶，並在那裡過70壽辰。
6月27日，傅涇波再次到黃華辦公室拜訪，攜來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6月16日給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一封。信中說陸志韋已見過周恩來先生，周恩來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並說司徒雷登如要來北平，可獲中共同意。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希望通過黃華去電問明、證實北平的意見。經報告周恩來並獲得指示後，6月28日，黃華轉達了毛澤東、周恩來歡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的信息，還表示周恩來可能會與其一晤。
黃華表示，司徒雷登可在中共人員護送下乘汽車和火車北上，但不可以乘坐他自己的飛機。司徒雷登又有了反覆，他表示，獲此消息極為高興，但美國國會於7月底即將休會，時間恐怕來不及；同時國會內部派別錯綜複雜，此時去北平很容易引起一些抨擊，於事不利。他決定將此事再報艾奇遜，由艾奇遜決定。
司徒雷登請示國務卿艾奇遜，遭到堅決拒絕。美國政府的主流派因怕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提高新中國的威信並造成美國即將承認新中國政權的暗示，進而引發整個西方陣營的立場混亂，要求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
7月2日，傅涇波告訴黃華，艾奇遜來電指示司徒雷登於7月25日以前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作任何停留，並決定司徒雷登現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議論。
7月25日，司徒雷登為辦出境手續，又找黃華談了一次，問黃華對美國今後對華政策有何希望。黃華告訴他，現在首先需要美國放棄錯誤的中國政策，要用實際行動證明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有友好誠意。司徒雷登說，他認為美國政府現在也不能做什麼政策大轉變，過一個時期看中國的發展情形再談。他還說，中國內戰原非美國政府所願，他對毛澤東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和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評論說，前者容納各國，是美國政府願意看到的；後者偏於一方，美國政府不希望如此。因此，美國政府目前也頗為糾結，拿不定與中國關係的最後主意。
此外，司徒雷登還提出上海美僑問題。黃華回答說，我們對一切外國僑民同等看待，凡願意留在中國並遵守法律的，我們都保護其生命及財產安全。
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對亞洲的政策猶疑不決
司徒雷登在1949年時確實非常想到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為此，他多管齊下，在6月與黃華接觸的同時，還請去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陳銘樞和民主同盟領導人羅隆基，再次向中共領導人轉達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的看法。
司徒雷登要陳銘樞、羅隆基轉告，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與美國接近友善，美國可以一次性給新政府50億美元。這個數額是舉足輕重的，接近印度15年內從美國所獲得的貸款總額。
一開口就將政治與金錢放在一起談，這不是毛澤東喜歡的處事方式。而且，這分明是要中共擺脫蘇聯，站到美國一邊去，成為蔣介石之後美國在華利益代表的繼任者。
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之前，毛澤東五次向斯大林及蘇共中央提出欲去蘇聯請教治國方法，但因種種原因沒有成行。1949年6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專程秘密訪問莫斯科，聽取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對中共建立政權、創建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議。看到解放軍勢不可當，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已無懸念，斯大林親口答應，只要新中國建立，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必定在同一天給予外交承認。這樣，有了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更是順理成章。
羅隆基不敢把“50億美元援助換取保持中立之事”轉達給中共。只是在許多年後，他才將此事告訴周恩來。
陳銘樞則原原本本向毛澤東和周恩來轉達了司徒雷登的要求，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明確回答，請他函覆司徒雷登：“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
當時的美國，不僅在中共和國民黨中選擇盟友，也在中國和日本中選擇盟友。對其亞洲政策的中心和倚重點究竟是中國還是日本，美國當政者一直猶疑不決。最終，美國政界兩派激烈爭鬥的結果，擬將其在亞洲的重心放到日本。
8月2日早晨，司徒雷登在解放後的南京“坐著不動”100多天後，不得不離開。司徒雷登偕傅涇波一行8人，在南京軍管會派人到南京明故宮機場監督放行之下，乘美國運輸機按軍管會指定的出境航線返回美國。隨著司徒雷登飛機艙門的關閉，也關上了中美談判的大門，中美建交接觸戛然而止。8月18日，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別了，司徒雷登》，將司徒雷登作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到中國和美國高層再次接觸，即基辛格國務卿、尼克松總統先後訪問北京，已經是20多年之後的事了；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已經是30年後的1979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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