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相：清末武威农民暴动始末
武威文史专家：李元辉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武威农民数千人拥进县城，砸烂巡警岗楼，攻人县署衙门，要求豁免花税（鸦片税）和契据税。这是武威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农民暴动。那么，这场农民暴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来龙去脉又是如何？
一
清末的武威，苛捐杂税繁多，再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末，凉州府县衙门设有经征处经营征收各种赋税，除田赋、盐税、酒税、煤炭税外，又增加烟税、糖税、当税、牙税、肉厘（屠宰税）、油梁磨捐、驼捐、厘金、担头捐、印花税、房捐等十多种。此外，凉州还设有统捐局收统捐银，凡举办地方事业，除上级指定要办的事由上级拨款外，其他属于当地要办的事都由地方捐款集资，捐派费名目繁多，“举凡厘金、捐输、新税、抽租、预借、军面、脚运、骡价等，无所不用。”地方官员、土豪劣绅借此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光绪三十四年（1908），凉州统捐局收百货统捐银六千零一十七两一钱四分五厘。《甘宁青史略正编》记载道：“苛捐杂税相继繁兴，民力既竭无以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骨髓以取之。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武威广大人民深受贪官污吏、苛捐杂税之苦，怨声载道。
捐税繁多，天灾也不断。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宣统元年），甘肃连续多年干旱，至1909年夏间，旱情发展到顶峰，持续995天不雨，发生了特大旱灾。有资料记载道：“今岁全省皆未得雨，旱干更甚，麦秋已至，不独无粮，且更无水，竟有人食人之慨”，“粒谷皆无，且饮水亦至枯竭，今竟呈析骸相食之现象”。大旱之下，武威及河西各地呈现“粮价踊贵，比户枵空……民无所得食，饿殍满道，鸿雁哀鸣”的凄惨景象。为此，同盟会员高旭曾写了《甘肃大旱灾感赋》一文，文中说“天既灾于前，官复厄于后。贪官与污吏，无地而蔑有。官心狠豺狼，民命贱鸡狗。四看饿殍余，百不存八九。”但官府依旧横征暴敛，对农民“吸骨敲髓，征粮派款，动辄千万，苛捐杂税，任意诛求。”
当时，武威县知事梅树楠与总缙绅（负责警察事务的绅士）王佐才、永昌区缙绅李特生等，上下勾结，巧立名目，摊粮派捐，欺榨百姓。田赋、粮捐、房捐、契税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多如牛毛，正所谓：“业之至秽至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羊一豕，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之物，莫不有捐。”凉州贤孝《鞭杆记》中，对当时苛捐杂税的情况，也有真实的描写：“红月捐，白月捐，这些个捐税要掏钱。娶妻嫁女也要捐，死人丧葬也要捐。佃田卖地也要捐，置田置地也要捐。经营牲口也要捐，生儿育女也要捐。娃娃们交的是‘爬爬捐’，老汉们交的是‘拐棍捐’。女人们交的是‘脂粉捐’，男人们交的是‘力气捐’。苛捐杂税就这么的多，凉州的百姓实在没法活。”
连年旱灾，再加上苛政重税，贪官污吏，终于在武威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
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八月，以哥老会会员为骨干的武威农民大暴动终于爆发了。
哥老会是清末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秘密会党之一，一说由四川地区啯噜演变而来，如左宗棠曾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又道：“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一说原为天地会，起自元末明初。清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反清起义，左宗棠奉命率湘军入甘镇压。由于清朝军营中的哥老会成员众多，湘军将领杨占鳌、陶世贵、周达武等又先后任甘肃提督，驻军河西，于是，哥老会便在甘肃河西地区发展起来，在河西很多地方把哥老会俗称为“旮旯会”。
同治年间，河西处于战乱之中，人民生活无保障，加入哥老会者甚多，人们以参加哥老会后大家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为荣。据保守估计，除军队中的哥老会外，地方老百姓参加哥老会的数以十万计。左宗棠回朝后，清朝曾派兵对哥老会进行了镇压，哥老会活动一度受挫。光绪年间，武威境内的哥老会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武威哥老会也称老吆会（哥老会在民国期间仍在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哥老会被逐渐取缔）。
当时领导这次暴动的正是武威哥老会首领齐振鹭、陆富基、李飞虎、于成林等人。齐振鹭（1868-1911），字飞卿，今武威凉州区双城镇北安村人，光绪年间武秀才。陆富基（1865-1910），今武威凉州区永昌镇刘沛村人。武威农民在他们的领导下，以鸡毛传单传递信息，约定了暴动的日期、行进路线以及目的要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八月十六日，齐振鹭、陆富基等人组织数千农民来到武威县衙，要求减免花税和契据税。
当时的花税，是指鸦片税。鸦片种植，自乾隆年间已由内地传播到武威，道光末年始，武威等地陆续广种罂粟，所谓“一望荼毒，直谓之无地可也。”1860年，清政府下令在甘肃开始征收鸦片税，种植罂粟在甘肃取得了合法地位。《古浪县志》记载道，古浪县“全县山川曾广种鸦片，每当收烟季节，商户云集近千家，或坐地收购，或长途贩运，鼎盛一时”。武威“为西路鸦片之集中地，每届烟会，商贾云集，戏班、妓女，连袂而来，为西路所未有”。通常种罂粟要比种其他作物多交一倍以上的赋税，实际上武威地方乡绅官吏向烟农索取赋税时，逼迫烟民交“三倍的赋税”，百姓不堪重负，怨声四起，终于导致民变。
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十六日，但数千农民围聚至武威县衙时，知县梅树楠早已察知此事，故意避匿不见。四乡农民等候多时，不见知县出来商谈，事先又没有制定好对策，只好散去，第一次抗税运动无果而终。此后，齐振鹭、陆富基等人又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在八月二十七日举行暴动。八月二十六日，他们率领数千农民手持农具，在当日夜晚秘密聚集在东城外大光明寺内。八月二十七日早晨，城门一开，大队农民便浩浩荡荡，蜂拥而入，径直围攻县衙。知县梅树楠为拖延时间，决定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派人与农民领导人谈判，并假意答应农民要求，一面暗中派人去调动军警围捕暴动群众。农民对官吏的敷衍应付、一再拖延忍无可忍，他们愤然而起，推倒了设在四街的巡警岗楼，捣毁了总警绅王佐才的房屋，并打伤了捕厅张傅林。知县梅树楠见状，吓得越墙而逃。在乡间的农民也遥相呼应，捣毁了勾结官府的劣绅蔡履中、李特生、王子清的庄园。
但与此同时，衙署军警已暗中出动，开始镇压乡民。乡民因为缺乏组织与训练，手中武器又多是农具，无法抵挡军警的快枪马刀，不久便被冲散得七零八落，李飞虎、于成林等起义组织者被捕遇害。在乡民的掩护下，陆富基逃往武威南山，齐振鹭化装逃出县城。
官府为抓到陆富基和齐振鹭，陆续逮捕了许多农民，并扬言要杀害这些农民。陆富基为了保护齐振鹭，也为了不牵连被捕的诸多农民，便主动向武威官府自首，承认自己是农民暴动的组织者。陆富基被捕后，被押往兰州受审，于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遇害于肖家坪，时年四十六岁。齐振鹭、陆富基领导的武威农民第一次暴动以失败告终。
四
齐振鹭逃出武威城后，先在永昌下十堡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又逃到内蒙古河套地区，此后转徙南方各省。在逃亡期间，齐振鹭陆续接触了一些革命志士，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
宣统二年（1910）秋，齐振鹭秘密潜回武威，继续进行反清活动。他组织武威的哥老会，暗中筹措武器，积极准备暴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武威哥老会在齐振鹭的领导下，再次进行暴动。但由于准备不周，力量薄弱，缺乏得力的组织领导，这次暴动很快被陕甘总督长庚派兵镇压。齐振鹭在乡民掩护下准备去西藏避难，不料却被族弟齐振海出卖，被捕入狱。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在狱中的齐振鹭得知消息，便积极策划起事。他原计划在狱中联络城内外哥老会党，买通狱卒，放出囚犯，然后打开城门，会合南仓沟乡民到齐家沟当铺取武器，在南乡高兴寺集合四乡六渠乡民，聚集人马，杀官劫库，响应革命，其计划正如老百姓所言：“十月二十五，先杀凉州府，马踏上古城，捎带张义堡。”
但由于用人不当，起事密令鸡毛传单被凉州知府王步瀛侦破。王步瀛为扑灭起义，决定处死齐振鹭。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凌晨三时许，齐振鹭被杀害在武威城大什字，年仅四十三岁。
当时武威县上古城（今武威市古城村）老母宫正在演唱哥老会会戏，凉州哥老会众以头戴金边帽、手拿长杆烟袋为标志，正借此机会聚会于上古城，商讨起义事宜。此事被凉州总兵岳登龙侦知，立即派把总刘作铭带兵包围老母宫，不分青红皂白，将头戴金边帽、手拿长烟袋的观众l00多人（包括哥老会首领4人及会众）抓获，就在上古城山沟挖好三个大坑，将所抓的100多人全部活埋。就这样，最后一次暴动尚未开始便被剿灭。
武威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是武威历史上人民抗暴斗争的一次壮举，有力的配合了全国各地的反清革命运动。一百多年来，武威人民没有忘记在清末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齐振鹭、陆富基的事迹至今仍被艺人们编成凉州贤孝《鞭杆记》，在民间广为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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