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巴黎革命中誕生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年-1940年）其政治壽命長達70年，在這段時間裡，活躍在世界舞臺上的法國有兩大憂患，時至今日，時至今日，這兩大憂患仍然未消。憂患之一是德國，1871年德國打敗了法國，兼併了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憂患之二是擔心自己走向衰落。後一張憂患與前一種有關，但憂患的內容更廣，更難以名狀。這種憂患意識在法國政治家與文人的作品言論中隨處可見，並激發了像戴高樂這樣的年輕人的“憂患愛國主義”。法國自第三共和國以來採取的外交政策是一部錯綜複雜的歷史。它講述了法國領導人為了對付東面強大的鄰國以及威脅到法國世界地位的力量而奉行的戰略。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遇到的一個轉折點，戰後法國的形式既微妙，又險惡。這既是法國成為歐洲大陸頭號強國的最後希望，同時也因法國致命的劣勢而無一絲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法國是戰勝國，它報了在普法戰爭中慘敗的一箭之仇，收回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德國部分受到肢解，軍隊被遣散，政治上動盪不安。新獨立的波蘭成了法國的保護國，法國還與部分新成立的中歐和東南歐國家結成了同盟。它奪取了敘利亞、黎巴嫩以及前德帝國的部分地區，擴大了自己帝國的版圖。但這只是法國作為歐洲大陸霸主的最後輝煌。因為在另一方面，法國的勝利代價沉重，150萬法軍士兵在戰爭中陣亡，法國的人口狀況急劇惡化。法郎因戰爭的巨大消耗和戰後的重建而變得疲軟。法國人的兩大憂患並沒有從此消失。德國受到重創，但它沒有傷到不再對法國構成威脅的地步，而是發誓要一掃凡爾賽條約帶來的恥辱。甚至法國發現其外交環境還不如大戰爆發前的1912年或1913年。它失去了俄國這一盟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譴責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意大利是法國戰時的盟友，墨索里尼上臺後便加入了要求修改現狀國家的陣營。英國遵照一貫方針，玩弄平衡遊戲，他似乎更擔心法國獨霸歐洲，而不是德國有可能東山再起。法國唯一可信賴的盟友在東歐，然而這些國家更像是法國的戰略負擔。法國於是成了一個希望維持現狀的大國，然而維持現狀需要本錢，而法國已沒有了這種本錢。就國際體系而言，要遏制德國就必須要有一個同盟。而法國在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制度下拼湊不出這個同盟。最重要的是，影響法國行動的國際因素已不再對法國有利，事實上這些因素已變得十分不利。法國人因為戰爭的消耗和傷亡精疲力竭，退伍軍人協會喊出了“絕不再戰”的口號。而法國政府直到希特勒上臺為止，一直在兩種政策之間搖來擺去。一項政策以普安卡雷為代表，他主張遏制德國，把安全問題置於戰勝國裁軍議題之上，這項政策遇到兩大阻礙：其一得不到其他國家的響應；其二是德國以大蕭條為藉口，巧妙地抵制法國的要求。另一項政策的推行者是百里安。他主張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做出讓步，以實現與德國的和解，儘早撤出法國佔領的德國領土，迅速把薩爾地區還給德國。然而這項綏靖政策還得不到公眾的支持。百里安的戰略是以和解求得地位虛弱的法國的安全。而他的一些盟友，甚至願意把歐洲霸主地位讓給德國，如果這是避免又一場戰爭的代價的話。希特勒崛起後，德國公開追求復仇並廢除1918年後建立的歐洲秩序。而法國害怕打仗，更沒有了路易十四或拿破崙用戰劍描繪歐洲地圖的勇氣。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自1933年起法國國際地位的下降，轉折點是1936年德國重新佔領萊茵蘭地區。而1940年“奇異的潰敗”更是敲響了第三帝國的喪鐘。1940年7月維希法國成立，一直為法國自豪的法蘭西空間被納粹德國或直接佔領或間接統治，明確地宣告了法國已不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更談不上是一個能在歐洲舉足輕重，並在整個世界具有影響的大國。
儘管二戰之後法國的“大國夢”依然在延續，儘管法國在其漫長的興衰歷程中不乏在短暫的衰落後即迅速重新成為世界一流打過的先例，但法國已經不會再擁有同樣的幸運了。這並非是法國已不具備東山再起的願望和能力，而是因為在戰後世界的一流大國已是法國不可能成為的“超級大國”。事實上，雖然戴高樂等領導人為恢復法國的大國地位使出了渾身解數，而法國戰後在發展社會經濟方面出現的“輝煌的30年”，亦使法國的綜合國力較之以往大大增強，但對於一個戰後法國來說，重新成為世界一流大國始終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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