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的看門人“監守自盜”，或許是最不能讓人容忍的事情，特別是十幾年來一直打著捍衛民族榮譽的大公國際。
8月17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布公告稱，決定給予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嚴重警告處分，責令其限期整改，並暫停債務融資工具市場相關業務一年。
同一天，證監會亦發佈官方通報稱，將“暫停大公國際證券評級業務一年”。從評級機構的特殊性而言，停業一年，等於判了大公國際死刑。
根據公告，大公評級在為相關發行人提供信用評級服務的同時，直接向受評企業提供諮詢服務，收取高額費用。同時，在交易商協會業務調查和自律調查工作開展過程中，大公評級向協會提供的相關材料存在虛假表述和不實信息。
根據監管通報，大公資信在2017年年初所評AA+主體在1年期內向AAA級遷移的比率達18%，這些可能都是在“輔導”之後獲得評級提高的案例，而後者與信用事件頻頻發生的事實，存在極其鮮明的反差。
而此次大公國際“東窗事發”，主要是源於在債券凱迪生態等AA級別信用主體出現違約，而在違約事件出現之後，大公國際“馬後炮”對其信用評級連降四級，絲毫沒有完成預見信用評級風險的本職工作。
此外，大公國際的評級存在嚴重倒掛——既高評級違約事件頻出，低評級卻無違約事件。
根據媒體統計，大公國際評級從AA檔到A檔債券的違約率分別為1.14%、1.22%、0.65%及2.08%；而A檔以下，除了BB檔違約率為25%以外，其餘9檔債券違約率全部為0。
成名於下調美國主權評級，在鐵道部AAA評級中遭遇眾口鑠金，又似以陸金所“開刀”期望打開互金市場，常年打著民族自有評級之光的大公國際，如今已經瀕臨信用破產。
力戰美國
從1994年成立以來，大公國際一直在國內扮演著“掌握中國自主評級。彼時國際評級環境被三大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掌握，大公國際曲徑通幽，希望藉助全球金融危機，對其權威性發起挑戰。
大公國際對壘西方三大主權評級機構的“尚方寶劍”是兩個，一是，大公國際認為所有主權評級話語權全部都在債務國，其存在維護自身信用水平的道德風險；二是，大公國際認為海外主權評級過於強調“意識形態”問題，對東方國家的主權評級帶有色眼鏡。三是，大公國際認為，海外主權評級公司的商業模式是發行方付費評級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這一點也存在道德風險。大公國際真正在中國評級圈登堂入室，依靠的是08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對西方國家主權債務信用評級下調。2010年，2010年發佈的《2010年國家信用風險報告》和《50個國家信用等級報告》，其中將美國的信用評級確認為“AA+”。
不過，大公國際與美國的“恩怨”，早在2008年就結下了樑子。
或許是意識到了本土評級機構無法”當自己的裁判“，美國當年啟動了“國家認可統計評級機構”，以該項申請為基礎，得到認可的評級機構所給出的評級，可以作為主體評級依據，令後者在美國債券市場進行融資。
2008年7月，大公國際並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文件，而2010年，美國SEC以“無法履行對大公國際的監管”和“無法跨境監管為由”，拒絕其申請。
有意思的是，從2008年美國啟動該項申請之後，包括日本、歐洲等數十個“境外”評級機構，均獲得了美國SEC的認定，而大公國際被否，尚屬美國啟動該項申請以來的第一例。而此後SEC解釋的緣由，竟然是大公國際不將其方法論與評級過程交由SEC審閱。
此後，大公國際的“仇美”，一次又一次的被演繹在了其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認定上。
2013年10月17日，美國本、外幣主權信用等級由A下調至A-，評級展望負面。2013年後，大公對於美國本、外幣主權信用等級連續3次均維持A-不變，評級展望為穩定。直到2018年1月，在美國啟動1.5萬億稅改法案之後，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再次被下調至BBB+，接近“垃圾級”。
大公國際的評級體系下，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只能和秘魯、哥倫比亞以及土庫曼斯坦相提並論。
7·23動車事故與鐵道部AAA評級
大公國際另一次“走紅”，則是在2011年。
2011年7月23日，著名的“723動車事故”，留下了鐵道部發言人“我反正信了”的經典名言。
在鐵道部面臨信任危機後僅僅一個月後，鐵道部宣佈擬發行200億人民幣短融券。
而在此之後，大公國際宣佈維持鐵道部AAA評級，按大公國際評級標準，AAA級表示債務人具有非常強的還本付息能力。購買這類公司所發行的債券“幾乎沒有風險”。
根據當時鐵道部半年報，其截至2011年上半年的負債總計達到人民幣2.09萬億元，資產負債比率達到58.54%。
除了財務數據之外，大公國際評級遭到的最大質疑，來自與其AAA評級的方法論。
2008年，在反擊西方評級列強的過程中，大公國際提出非常具有個性的方法論，這些方法論不僅不同於西方信用評級體系，更切合中國當時的實際——大公國際提出了兩點，一是以現金流作為主體信用評級的關鍵指標；二是參考“背書原則”，既信用主體背後的“母體”的償付能力，來判斷主體實際償付能力。
這兩點在形成的邏輯自洽，在當時中國國營經濟仍然掌握半壁江山的情況下，給了大公國際非常自由的操作空間。但回想起來，這個方法論背後不過是兩個字——“剛兌”。
諷刺的是，在2011年7·23事件前後，大公國際為中國主權信用評級評定的等級為AA+，其低於鐵道部的AAA評級。
從業人士曾分享，即使國外評級機構對公司母體代償從來不計入主體信用評級，但子公司信用評級高於母公司的情況，“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在此之後，大公國際方法論的“混亂”，得到了第一次全民公示。當時處於輿論漩渦中的大公國際，曾遭到記者的暗訪，得到的回應是“只要項目有保障房，就能給打到A級以上”。
縱觀2011年，大公國際出具了150餘份主體信用評級，大部分則都是城投債，公司債等，評級是清一色的“AAA”。而在後續跟評中，大公國際幾乎從不調降主體信用評級，直到最近……
AAA的安邦和黑名單的陸金所
2015年以後，大公國際的評級，集中延伸到了本土民營金控。
2015年，大公國際首次對安邦人壽150億資本資本補充債券，進行了主體償付評級。毫無疑問，安邦的主體信用在當時評級被評到了AAA。
此後，大公國際對安邦人壽進行了10次跟評，其甚至在2017年6月29日的跟評中，依然給於安邦人壽維持AAA級別債券評級的判定。而在半個月前，安邦人壽已經公告其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因個人原因無法履職”。直到2017年8月，大公國際首次更新安邦的信用主權評級，下調安邦主體信用評級至AA——大公國際對評級的敏銳度，尚不如一個普通股民，甚至是一個關心財經的普通人。
無獨有偶，2015年底，大公國際曾對海航集團進行了主體信用評級，最終認定為“AAA”的資信評級。而如今的海航系債務危機，依然沒有全數得到化解。
在債券評級之外，2015年，P2P公司如雨後春筍搬出現，大公國際似乎看到了“互金評級“的蛋糕，發佈了大公國際版的266個網貸黑名單——其中，被認為最不可能出現問題的陸金所，竟然榜上有名。
而在這份報告中，大公國際的理由為，“繳出資額髮生較大變化。平臺所屬公司註冊資本83667萬元，認繳出資額4億元，實繳出資額由4億變更為8000萬元。”然而此後，陸金所回應稱其實繳資本已經在2018年全數到位，其在工商詳情資料中可以查閱，並回應：“如果連這些最基本的信息都搞錯，這不由得讓人要懷疑，你採取這些所謂評級的做法，你的方法是否有問題，你最後的結果是不是有問題。”
誰的大公國際？
種種大公國際的操作，會讓人產生一個錯覺——作為一個由中國人民銀行批覆成立，人民日報發佈開業通稿的企業，其多少帶有著國營的成分。
然而，大公國際卻是一個正兒八經的私人企業。
查詢工商資料顯示，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為大公國際集團，北京化行宏良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分別出資60%，40%成立。
大公國際集團的持股關係則更為複雜——其藉助北京德明弘鑫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明德華安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大公國際控股等法人實體，以及實際控制法人主體背後的自然人關鍵中、武燕、周文生、黃晉西四個股東“交叉持股”，實現對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的控股。
1992年，脫胎於航空航天工業部的審計室主任劉繼中和財務司處長受到南巡講話鼓舞，選擇下海經商，遠赴美國考察項目並加以探索實施。而由於歷史背景因素與當時較今日更為嚴重的中美摩擦問題，關建中牽頭的中航衛星、造紙項目均以失敗告終。
1992年，中誠信、上海新世紀兩大中國信用評級機構相繼成立。也許是看到了資信評估的風起，在關建中的運作下，劉繼忠帶著總經理助理王文靈相繼訪問了標準普爾和穆迪，並最終成為了大公國際成立的契機。
1994年，大公國際在上述兩人的牽頭下成立——然而好景不長，評級機構本應是個清水衙門，多年的虧損讓兩位創始人均遊離於大公國際與本職業務之間，大公國際找不到盈利手段，易主的節奏悄然到來。
1998年，在美國多年的關建中回國，出售位於北京的房屋，將大公國際從王文靈、劉繼忠手中私有化。從此以後，大公國際進入了關建中時代。
幾年前，社交平臺上出現過揭露大公國際的福利情況“博士生進去半年每個月工資6千”。關建中則被指責讓公司變成一言堂。
而大公內部的《大公集團運營管理手冊》則有類似描述，“關建中思想是是大公堅持走民族品牌國際化發展道路”，“關建中先生對世界評級理論和實踐的創造性發明，也是全體大公人智慧的結晶”，“必須堅持以關建中思想為指導方針"等等。
閱讀更多 環球老虎財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