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生仵三源
历史问题，大都很复杂，不是一个对错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的。司马迁为什么会为李陵辩护，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说的很清楚。从他自己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两方面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个人性格使然，二是学术思想的影响。明白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就会觉得，事情本身的对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是必然的。司马迁必然会为李陵辩护，而他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先从性格方面分析。司马迁本质上是个文人，或者是个学究天人的学者。但他不是一个在关键时刻能够临机决断，做出对自己最有利决策的政治家。既然是文人，则必然会有文人的通病，或者说文人的弱点，这就是感情用事，会在许多时候感情战胜理智，使出不合时宜的事情来。苏东坡的侍妾朝云女士曾评价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此评为东坡所信服，流传后世。什么是不合时宜？当大家都认为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他却偏偏要这样做。付出代价，也就理所当然了。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一是正直重情，感情用事，二是不合时宜。他与李陵虽说同朝为官，是同事，可是他们之间“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他们没有私人交往。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是：“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就是李陵这样的一个人，“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于是，司马迁为李陵做如下辩护：“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司马迁不愧是超一流的文学家，李陵作战的情况他当然是没看见的，可是，他只用百余字就把李陵血战匈奴的情形写的如在眼前，让人看了血脉贲张。
李陵的战绩，当然是事实，但是，李陵被俘降敌，也是事实。如果李陵战死，对大汉王朝来说，虽然是军事上的失败，但不影响李陵成为英雄烈士，但现在李陵投降了。这无疑给大汉王朝的军事和政治上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站在汉武帝的角度上，是不可能讨论李陵之功的。
电视剧《亮剑》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李云龙的妻子秀芹被鬼子俘虏了。鬼子拿秀芹要挟李云龙停止攻城。最后，李云龙亲自下令向自己的妻子和城上的鬼子开炮。
秀芹和李陵的遭遇是一样的。当他们自己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产生冲突的时候，李陵选择了保全自己，秀芹与李云龙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
李陵的被俘，就算不用付出生命，其实还有另外的选择，就是象苏武一样，坚决不投降。可是，李陵做不到。他自己在《答苏武书》中虽有解释，但面对苏武，他还是不能不有所愧悔。
李陵既然已经走上这一步，之前的所有功劳，自然是无法再提起了。这时候，骂李陵就成了正确的选择。于是，举朝之上，人人骂李陵。看到这种情况，司马迁文人的同情心油然而生。对那些落井下石之人充满鄙视，于是，便出面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这样说的目的也很明白“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既是说，在人人痛骂李陵的时候，司马迁想告诉汉武帝，李陵虽然有过，但也有功，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全面的公正的。这样的想法，体现了他文人的天真。如果汉武帝真的功是功，过是过的评价李陵，如果消除李陵投降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呢？所以，真话不是什么时间都可以说的。那些落井下石的小人也并不是不知道李陵的功劳，只是他们比司马迁“聪明”，而司马迁这时冒出来，正是所谓的不合时宜。至于“沮贰师”之类的罪名不过是一个说词而已。
对于为李陵功过，司马迁当然是明白的，并不是说他为李陵辩护了，就认为李陵没有罪过了。他自己也说：“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以上所说是司马迁性格的原因，下面再从学术思想上找点原因。从司马迁父亲的《论六家要指》可见，司马谈的思想近于道家，这与汉初黄老之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现实相符合。司马迁的思想，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也是偏于道家。道家与儒家有个很大的不同是，儒家更加强调个人对群体的道德义务。在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毫不犹豫的牺牲个人利益，成全国家利益。所以，儒家推崇英雄烈士，注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道家更加注重个体的价值，讲求顺其自然。全性褒真。不认为个人应该为了国家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在李陵之事发生的时候，已经到了汉武帝的后半期，此时儒家思想已经取代道家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汉武帝处理此事时，体现出儒家的价值取向，而司马迁评价此事的标准，体现出道家的价值取向。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谁对谁错？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答案。看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汉武帝和司马迁都是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他们之间因为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可能会有矛盾，我们做为后人，在评价历史的时候，不必采取非此既彼的态度。一定要给出个结论，哪方错了。可能他们都没错！
七月流火140400643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话，是在《汉书 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中提到：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主要的信息有：
1、司马迁和李陵虽然早就认识，但彼此并不是好朋友（素非相善），也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趣舍异路），交情一般（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
2、司马迁举荐李陵，这也是他被下罪的直接原因。即：“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司马迁举荐李陵是因为李陵“有国士之风”。
3、李陵之败前后的朝廷风气迥异：败之前，大臣个个祝贺；败之后，汉武帝食不甘味，大臣各个不敢为李陵辩护。
4、司马迁上书的直接原因是看见汉武帝心情不好，想要开导让汉武帝心情好转：“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
5、司马迁是在汉武帝召见对答时为李陵辩护的，不是写书辩护：“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
6、司马迁对答汉文帝时的观点是：李陵军事能力还是很好的（能得人之死力）、虽然战败投降但心里还是效忠汉朝（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投降是迫不得已（事已无可奈何）、总归是功罪相抵（攻亦足以暴于天下）
7、汉武帝对司马迁对答的理解是：司马迁把李陵战败的责任推给李广利，推给汉武帝自己。正是因为汉武帝或李广利没有发兵救援李陵，才导致李陵战败投降。
现在简单总结司马迁关于李陵的这些信息：
我和李陵并不熟悉，我之所以举荐李陵是因为我觉他是个国士；李陵战败投降之后，汉武帝心情很差，大臣各个都小心翼翼的怕触犯到；我是因为要开导汉武帝，才有给李陵辩护的想法；碰巧汉武帝召见并问我，于是我就把我的意见和他说了。我对他说李陵这个能力还是可以的，也是效忠大汉的，虽然投降匈奴，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总归是功过相抵；汉武帝认为我这样说是把李陵战败的责任推给他和李广利，于是将我下狱！！！！！！悲夫！！悲夫！！！
因此，综合史料，司马迁被汉武帝下狱原因有三：
1、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在写《史记》，汉武帝自然就要拿来看，结果发现《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中竟然有贬损自己和父亲的记录，于是勃然大怒，让人削去这些文字，并把这些书简给仍掉了。这是导火线！
2、司马迁举荐李陵。按照汉法，司马迁是要受到连坐之罪的。
3、司马迁在对答时认为李陵战败是因为没有救兵。没有救兵的原因不就是因为汉武帝不发救兵？这才是因为汉武帝发怒的原因。司马迁认为自己是陈述客观事实，汉武帝则认为他是指桑骂槐。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话语，在客观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出于汉武帝角度来说，非常的不舒服。和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相同的例子，我想起了鲁迅文章中的一个说法：
一个小孩出生摆满月酒，个个都说这小孩聪明伶俐、生龙活虎、日后升官发财等话语，显然都不能算真话——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小孩将来真能如此，但有一个人说了百分之百的实话，却让主人家勃然大怒：
“这个小孩一定会死！”
有时候，真话很难听！所以大家多想想司马迁和汉武帝不同的角度来提议他们的感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