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
五代董源的《平林霽色圖》；
宋徽宗趙佶《五色鸚鵡圖》；
宋摹張萱《搗練圖》；
趙令穰《湖莊清夏圖》；
李公麟《華嚴變相圖》；
南宋陳容《九龍圖》；
元人吳鎮《草亭詩意圖》；
……
這些在中國繪畫史上堪稱百代標程式的作品，如今悉數收藏於美國馬塞諸塞州的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美術史家楊仁愷先生曾將其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並稱“中國畫收藏研究中心”，王世襄先生則更直白地斥其為“美帝蒐括我國文物的七大中心”之首。
多達十個展廳的中國書畫、雕塑、陶瓷、銅器，是如何遠涉重洋來到美國，又如何進入這座1870年成立的博物館呢？按照該館亞洲部主任、藝術史學家白鈴安（Nancy Berliner）的說法，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大部分鎮館級別中國文物的入藏經歷，都繞不開一個日本人——岡倉覺三（Okakura Kakuzo）。
中國夢境
圖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收藏的油畫《新項鍊》，作者為美國畫家William Paxton。畫面正中的女子身著綺麗的中式上衣，背後以日本屏風為飾。攝影/動脈影
波士頓的橄欖枝
岡倉覺三，又名岡倉天心，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美術家、美術評論家，也是日本近代文明啟蒙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譽為“明治奇才”。
1879年，岡倉順利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在這裡，他遇到了一個來自波士頓的美國人——恩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此前一年，25歲的費諾羅薩剛剛創立了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講授哲學、邏輯學、社會學等課程。很快，岡倉成為費諾羅薩的學生和助手。他在同費氏的交往中深度接觸了西方藝術，形成對東方藝術，尤其是日本傳統藝術強烈的自我認同。而這些，恰恰與明治初期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識背道而馳。
和蒸蒸日上的歐美比起來，東亞各國的一蹶不振，似乎印證了西方對亞洲的一貫看法——呆滯、愚昧、落後。急於改變現狀甚至脫亞入歐的日本人，矯枉過正地視民族歷史為敝帚，認為日本的過去對未來毫無幫助。傳統的文化和藝術，也在潰然崩塌的社會鉅變中，被棄之一旁。這慌亂又荒唐的現實，對岡倉來說，是不堪忍受的煎熬。
“我一直是自己生活在理想主義的氛圍中，卻一次又一次眼見我的這些理想一個接一個地破滅。”岡倉在寫給女兒的信裡，坦然承認了自己與現狀的格格不入。1898年，他終於被日本美術界排擠，出走赴美。此時的費諾羅薩已經回到美國，成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剛剛成立的日本部主任。出於對中國美術的關注，1903年，該部改名為“日本中國美術部”，後來又變更成“東方部”。1904年，經費諾羅薩推薦，館方正式聘請岡倉，擔任日本中國美術部的顧問，並以書信的形式做出表態：“只要是為博物館，你可以全權處理。購買美術品的基金當然有限制，但對你，卻可以盡最大可能提供方便。”
裝點展廳的藝術品
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亨廷頓大街465號，是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所在地。進入正門，一道寬闊的樓梯通向二樓各個展廳， 圖中右手邊的位置即為中國廳。樓梯兩側擺放著來自中國的陶瓷藝術品， 周邊無任何防護措施。攝影/動脈影
岡倉有足夠的能力對得起這份信任。他到館後經常往返於美國和日本之間，為館內蒐羅了大量日本文物。一段時間後，岡倉敏銳地意識到，日本藝術品的徵集工作已經陷入瓶頸，那些較以往更有研究價值的寶物，無論是發現線索，還是帶離出境，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於是，他另闢戰場，將視線瞄準了日本的近鄰——中國。
買，買，買！
中國並不陌生。在岡倉以往的研究框架裡，亞洲藝術是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的，中國與印度皆是研究日本傳統文化藝術的參照。1893年夏，他曾利用幾個月的時間，先後考察了天津、北京、保定、鄭州、洛陽、西安、寶雞、鳳州、漢中、劍州、新都、敘州、重慶、宜昌、武漢、南京、上海等地的古代遺存。這讓他對母國日本的文化愈加自信。用他的話說，“儘管王朝更迭的動盪、韃靼人的入侵、眼紅的烏合之眾的屠殺和毀壞，一次次地衝擊了日本，但都沒有使日本從亞洲大陸接收的文明消逝。而同樣的事件，卻使中國文明的偉績消失殆盡，只留下文學和廢墟，供人們憑弔唐的輝煌和宋的精緻。”
中國的輝煌與精緻當然不僅可供其憑弔。1906年10月，岡倉專程來華為波士頓購買藝術品。他目的明確，直奔主題——先到北京琉璃廠，再赴西安、洛陽等地。此時的中國政局動盪，積貧積弱，文物管理更是無從談起。從岡倉的旅行日誌中可以得知，這一趟他所獲不菲：書畫47件、銅鏡66件、銅器3件、漢玉1件。其中珍品包括藍瑛《嵩山圖》、仇英《明皇聞雞圖》以及唐寅的《松下雙鶴》……
金村銅人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加拿大人懷履光、美國人華爾納夥同中國古董商等人，在洛陽金村盜掘東周王陵時所獲。1931年，由瑪麗婭·安託奈特·埃文斯基金會捐贈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館方給出的命名是： “帶有商代玉鳥的戰國時期青年立像”，中國學者則習慣稱其為“女雜技俑”。研究表明，此像為戰國時期所制， 而兩根竿上的玉鳥， 則是商代的舊物。
六年後，岡倉再赴天津和北京，大批中國古董商圍其左右，或直接販賣，或居間引線。尤其得意的是，從北京古董商的手中，他買到了舊藏於圓明園的宋人《摹張萱搗練圖》。這是一幅工筆重彩設色畫，表現貴族婦女搗練縫衣的場景。
“練”是一種絲織品，剛剛織成時質地堅硬，必須經沸煮、漂白、杵搗，才能變得柔軟潔白。這幅長卷上一共有十二個人物，按勞動工序分成搗練、織線、熨燙三組畫面。第一組是四人以木杵搗練；第二組畫兩人，一人坐在地氈上理線，一人坐於凳上縫紉，構成了織線的場景；第三組上，幾人正面對面持布熨燙，一個小女孩淘氣地在布底下竄來竄去。
畫家運用散點透視的方法，將搗練的整個過程分作三部分，同時呈現在讀者面前。他不單純圖解勞動的程序步驟，而是注重對人物細小動作和細微情緒的刻畫，似乎是為了更好地展示畫中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動。搗練中的挽袖，縫衣時靈巧的理線，扯練時微微著力的後退，一個女孩在煽火時以袖遮面，另一個則出神地望著大人們手上的鐵熨斗……畫面中的人與景真實生動，充滿溫情。
《搗練圖》原本是唐代開元年間畫家張萱所作，真跡今已無存。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收藏的這幅作品，為宋代摹本，甚至有不少人相信，其作者正是宋徽宗趙佶。另據檔案顯示，原賣主是一位前清貴族，具體姓名無從考證。
宋人《摹張萱搗練圖》
此畫原為清宮舊藏，1912年由時任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的日本人岡倉，從一位晚清貴族手中購得。供圖/TPG
1912年的中國之行，發生在岡倉去世前一年。也是在這一年，他在某次演講中大談收藏訣竅，其間還提到了中國不久前剛剛發生的辛亥革命。
岡倉敏銳地意識到，沒落的清朝貴族往往缺乏自制力。失去了稅收來源後，他們轉戰拍賣，以便將家中珍寶變成大筆金錢，維持一貫的享樂生活。辛亥革命正是獲得中國藝術珍品的絕佳良機。在這個時候，只要給予足夠的吸引力，就能得到真正有價值的各種美術作品。他明確表示，只購買中國文物中“利於展開藏品研究，能填補藏品空白和今後逐步累積的作品”。
如今在中國雕塑展廳的中心位置，安放著一座隋代（一說為北周）持蓮子觀音像。這尊造像連同臺座約有三米多高。上方是大尺度的天窗，天朗氣清時，自然光灑下來，柔中帶剛，與觀音的典雅、莊重融為一體。80多年前，梁思成在參觀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時，對這尊觀音的讚歎有加，並詳盡寫入《中國雕塑史》：
“菩薩為觀音，立蓮花上，四獅子蹲坐四隅拱衛。菩薩左執蓮蓬，右手下垂，持物已毀。衣褶流暢，全身環珮極多。肩上袈裟，自兩旁下垂，飄及於地。寶冠亦以珠環作飾，頂有小佛像。企立資勢頗自然，首微向前伸，腰微轉側。秀媚之中，隱有剛強之表示……”
有學者稱，這尊觀音像為岡倉的學生早崎梗吉（Hayasaki Kokichi）於1909年在西安附近一座古寺覓得，後經岡倉聯繫，在1915年正式入藏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並被該館列為鎮館之寶。早崎梗吉長期在華活動，幫岡倉張羅藝術品買賣的網絡、渠道，徵集、購進各類文物。現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所藏的多尊古代佛像，都與之有關。
端方遺珍
晚清金石學家端方收藏的一件隋代鎏金佛像， 著錄於《陶齋吉金錄》。雙層佛床上共有一佛、二菩薩、二聲聞、二緣覺、二力士，一鋪九尊， 被歐美學者稱為“端方祭壇”。該像在1911年端方被殺後由其家人售出， 先藏於日本， 後於1922年入藏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攝影/動脈影
除了佛教造像以外，岡倉對中國的道教美術也頗為留意。該館展廳中的北魏、北周、隋唐直至宋明時期的道教造像，據中國學者劉連香統計共有11件，大部分為石質，僅明代一件為瓷質。許多造像上附有題記銘文和發願文。館方檔案顯示，它們多是在1907-1910年間從中國各地購買得來，而這一時期日本中國部的掌門人正是岡倉。其身邊人透露，他經常穿著道袍踱來踱去，手握一部道家經典，並沉浸其中。
波士頓美術館館藏的道教造像，有許多是中國國內也難得一見的珍品。譬如“北周保定四年姚道珎造老君像造像碑”，僅見於《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三冊。羅振玉在《海外貞珉錄》一書中對此像進行過詳細著錄。該碑正是岡倉在1906年利用其建立的“中國·日本特別基金”，從中國買來，並於次年11月21日正式進館。
1913年，岡倉去世，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專門為其建立了紀念展室，該館董事會理事鄧曼·羅斯（Denman Waldo Ross）更是出資捐贈了一尊購自法國的東魏菩薩像，來表達對岡倉的追念。因為它是岡倉當年在河南洛陽白馬寺考察時“求之卻不能得”的遺憾。
美國收藏家弗利爾曾經說：“我認識到他（岡倉）在喚回人們對東方藝術的興趣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將始終對他身上的一些特點心懷敬仰。”然而，岡倉對東方藝術的評價，始終帶有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他雖激賞唐風宋韻，但卻堅信日本才是亞洲文化唯一的繼承人，理所應當成為亞洲文明的代表和領軍。其“亞洲一體”的思想，更是在若干年後，被日本軍國主義用做“聖戰”、“大東亞共榮”的理論依據。誰能想到，一個東方文化的追隨者，居然會在死後，為毀滅東方文明的行徑背書。
岡倉去世之後，約翰·伊勒頓·羅吉（John Ellerton Lodge）接替了他的職位。此人同日本古董商“山中商會”過從甚密。山中商會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倫敦、巴黎等地皆開有分店，如日中天，幾乎壟斷了東方藝術品在歐美等地的銷售市場。1917年，羅吉以25000美元的價格，從山中商會購入了南宋陳容的作品《九龍圖》。
九龍圖
這是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從日本山中商會購買的南宋陳容《九龍圖》的細節圖。陳容所繪墨龍堪稱中國繪畫龍魚畫科的百代標程。畫中九條猛龍在險山雲霧和湍急潮水中游走， 身形矯健， 勢不可擋。攝影/動脈影
陳容是一位相當有個性的中國畫家。據說他喜歡在酩酊大醉時，脫下頭巾蘸墨，信手在絹上塗抹出龍形，繼而以墨筆勾勒。日人曾稱頌陳容畫龍達到了“人類描繪的最高水平”。畫面上的這九條巨龍，在雲霧潮水中攫珠、嬉戲，狂放奇詭，的確有一種駭人的氣魄。
這裡要說明的是，陳容另一幅作品《六龍圖》，曾於2017年3月15日在佳士得紐約亞洲藝術周“宗器寶繪——藤田美術館藏中國古代藝術珍品”拍賣專場上短暫露面，最終以4350萬美元的高價落槌，加上佣金，摺合人民幣約3.4億元。《六龍圖》與《九龍圖》皆著錄於清宮《石渠寶笈》，是乾隆皇帝的心頭之好，後來被賜入恭王府。1912年，襲恭親王爵位的溥偉，因欲復辟帝制而籌措資金，遂將府中大量文物變賣，日本古董商趁機將其收入囊中。
另闢蹊徑
羅吉在購入《九龍圖》後不久，轉往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任職。30歲的日本研究員富田幸次郎（Tomita Kojiro）隨即於1920年開始主持東方部的工作，並在11年後正式接任東方部主任的職位。富田16歲時被日本政府公派到美國留學，次年被岡倉招入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他一直在這裡工作到1963年，是迄今為止該館任職時間最長的部門主管。
與羅吉不同，富田試圖在山中商會的壟斷體系之外另闢蹊徑，建立新的中國藝術品徵集渠道。而他找到的第一個合作伙伴，就是大名鼎鼎的浙江湖州人盧芹齋(C·T·L00)。
盧芹齋是二十世紀初聞名世界的文物販子，或者叫“古董商”。他把包括唐太宗昭陵六駿中“颯露紫”和“拳毛騧（guā）”在內的中華瑰寶，盜運出境，用西方買家支付的鈔票，換得了一生榮華富貴。他也讓歐美收藏者學會欣賞中國墓葬壁畫、雕刻、陪葬古玉、陶俑，天才般的文物鑑定和推廣能力，使他經手的很多古董由死變活，由冷變熱，在行內的地位可謂是呼風喚雨。
在盧芹齋出售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文物清單中，有一組漢墓壁畫，如今陳列在該館中國漢堂藝術展廳的玻璃櫃裡，人們習慣上稱之為《上林苑中馴獸圖》。
河南洛陽八里臺漢墓的彩繪人物畫像磚《上林苑中馴獸圖》，1916年由古董商劉鼎方主持盜掘出土，後輾轉至上海、巴黎，最終在1924年，經盧芹齋之手， 賣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攝影/動脈影
上林苑是秦漢時期宮廷中的一個機構，為滿足皇帝與貴族娛樂需求，上林苑會安排專職馴獸人員馴養珍禽異獸，並有專業的馬戲表演。這幅壁畫高73.8釐米, 長240.7釐米, 畫面呈梯型，是漢墓墓室入口處的楣額和上方的山牆，西方學者認為畫中描繪的是上林苑的馴獸場景（有中國學者認為是攤戲表演的場景），全畫筆意精煉，故事情節佈局飽滿，線條流暢，人物表情也是栩栩如生。對於研究漢代藝術、生活具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該館官方網站上將其列為“中國喪葬藝術”部分的最精華藏品（Highlights）,可見館方對這幅壁畫的重視程度。
常任俠先生在編纂《漢代繪畫選集》時，把此畫的兩幅局部照片收入書中,並識作“貴族生活圖”。洛陽學者蘇健也曾對壁畫的流散情況進行過專門的調查。根據他掌握的信息，這件文物出自河南洛陽八里臺發現的一座西漢壁畫墓，主持盜掘該墓的是古董商劉鼎方。
劉氏監督當地農民掘開此墓，將壁畫拆卸下來，賣與一位上海商人。此後又幾經周折，由上海運美國，再由美國輾轉至法國巴黎,最終在1924年,經巴黎古董商盧芹齋之手，拍賣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南宋畫家周季常、林庭珪所繪百幅《五百羅漢圖》中的一件，系1894年日本大德寺攜卷參加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宋代佛教繪畫展”時售出，為該館收藏早期中國繪畫的開始。
除《上林苑馴獸圖》之外，富田任內徵集的另一件重要藏品，叫《五色鸚鵡圖卷》，是那位糟糕的皇帝、偉大的花鳥畫家——宋徽宗趙佶數一數二的代表作。皇帝在光滑而柔軟的絹上，用細勁工緻的筆觸，描繪了兩枝綻放的杏花，枝頭棲立著一隻五色鸚鵡，設色濃麗，卻有清靈之感。畫面右側是徽宗標誌性的瘦金體題詩。經楊仁愷先生反覆比對，確認該圖乃是宋徽宗“親筆”所作。
這幅作品同系清宮內府舊藏，大約在同治或光緒年間，由皇帝賜於恭親王奕訢，後來又同樣被溥偉變賣出府。據民國時期著名畫家於非闇（àn）所述，該圖先是被賣給了琉璃廠的古董商人，後轉賣給日本人江藤濤雄。
水月觀音
這件宋代彩繪木雕水月觀音的入藏時間是1920年。館方檔案顯示， 它購自於日本山中商會。木雕背後的文字說明， 這尊觀音像原本屬於山西省稷山縣，大約在明代，當地官員曾出資修復，如今觀音面部還殘留著金漆。宋代木雕彩繪佛像存世量稀少， 世界各大博物館有證可考的僅20餘件。
江藤主要收藏敦煌文物、古碑帖和書畫，銷往日本或歐美，與張大千是摯友。但是《五色鸚鵡圖卷》並沒有被江藤賣給白人，而是轉給了另一位日本藏家山本悌二郎。20世紀50年代，山本過世後，其後人將此圖賣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當時代表該館收購的正是東方部主任富田。
由此可見，富田與日本收藏界一直頗有交往。事實上，他和張大千也是好朋友。二人間發生過一段軼事。1957年，由富田經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從張大千處購入了一批中國古畫，其中有五代時期著名山水畫家關仝的《岸曲醉吟圖》。次年，又買進一幅6世紀的《無垢菩薩》，得此畫時，博物館上下一片歡騰，認為從這個中國畫家手上獲得了傳世最古的絹本佛像。然而20年後卻出現了一個重大反轉：經科學檢測，以上兩圖的顏料成分皆是20世紀的產物，屬於贗品，並懷疑制贗者就是張大千。為此，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專門在2008年舉辦了一個題為“張大千：畫家、收藏家、制贗者”的小規模展覽，對張某人的“欺詐”行為加以揭露。旅美畫家、策展人劉漢昌先生曾在文章中詳述此事。
在富田任內入藏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名作，還有傳為唐人閻立本的《北齊校書圖》、北宋趙令穰《湖莊消夏圖》卷、南宋魯宗貴《吉祥多子圖》方頁等。他主持出版了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中國古畫的完整著錄數據。1963年他退休後，日本人執掌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文物收藏的歷史，終於告一段落。
瘦骨清像
這件身形纖瘦的圓雕菩薩坐像高近兩米，1903年出土於洛陽白馬寺中庭，岡倉到訪中國時曾有意收購此像，被寺方拒絕。幾年以後， 它又出現在法國巴黎的文物商店。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董事會理事鄧曼·羅斯及時出手買下該像，1913年岡倉去世時， 羅斯將其捐贈給博物館， 以表達對岡倉的紀念。難道冥冥之中，真有所謂“天意”？
可以說，日本學者為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收藏中國文物的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1948-1949年間，王世襄先生親赴該館10箇中國展廳考察，1955年回憶此事時，下筆仍難掩憤懣之情：“出資開辦博物館的美國財閥們，僱傭日本人來為他們服務，用心是非常惡毒的。由於日本人對東方文物比較熟悉，正可以利用他們進行劫盜，因此對中國文物的蒐括不遺餘力，這就使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時常無恥地向人誇耀，‘我們的東方文物收藏在全美居第一位’。”
也有另一種聲音，比如著名畫家吳昌碩。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藝術史博士瞿煉，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吳昌碩在岡倉來華期間，應邀用篆書寫就“與古為徒”四字，刻在漆匾上，贈給了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在匾額上，他特意寫下一段跋語：“波士敦府博物館藏吾國古銅器及名書畫甚多，巨觀也。好古之心中外一致，由此以推，仁義道德豈有異哉？故摘此四字題之。”這塊漆匾至今仍然掛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中國展室裡，作為岡倉訪華的見證。
從岡倉到富田，從日本中國部到東方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中國收藏，長期由日人操控。是機緣巧合？還是刻意而為？好古之心難道真的不分國界？博物館收藏又是否可以超越仁義道德的標尺？時間雖然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這些問題似乎仍然沒有統一的答案。
圖文資料來源《中華遺產》雜誌2017年08期，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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