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對外交往活力是連接城市對外交往能量與其在國際社會實際對外交往影響力的中觀概念和中間變量，體現在社會、文化、經貿及外事四個領域。太和智庫研究員、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長於宏源組織研究撰寫本報告，在考察了全球具有影響力的主流城市評價體系，概述了城市對外交往理論和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研究相關指標體系後，建立了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創新性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標體系，測量了中國內地49個主要城市（直轄市、省會城市、沿海開放城市、計劃單列市、特區、GDP排名靠前的城市等）的對外交往活力情況並以指數的形式呈現。報告最後得出結論，城市對外交往活力與城市發展程度有密切關係，我國內地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東西差距相較於南北差距更為明顯，在不同城市群之間呈現出中心突出、差距懸殊和各具特色的特點。

目錄

一、概述

二、研究結論

三、理論框架體系

（一）全球城市指標體系

（二）城市對外交往理論和城市指數

四、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的構建

（一）構建城市對外交往活力的概念

（二）指標構建

（三）數據來源和計算

一、概述

隨著中國與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化，中國的對外交往模式正經歷著深刻的轉型。這一轉型的特徵可體現為對外交往行為主體正逐步地從國家單一行為體向“國家——社會”多元行為體轉變，對外交往維度從單純的政治外交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多重維度轉變。在這一進程中，城市的對外交往也逐步從過去的幕後走向前臺，成為中國對外交流中的新常態，也成為影響中國與世界整體互動的關鍵變量。在城市對外交流日益複雜多元的當下，單純的概念和對城市對外交往的簡單質性描述無疑與城市對外交往的研究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對外交流的研究亟需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協助，從而產生科學性、客觀性和精確性的研究成果。

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既是城市一系列活動最後產生的效應，也是城市對外交往產生的結果。中國城市正在全球城市網絡中不斷升級和延伸自己的功能。與已經發展成熟的國際大都市相比，中國城市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還在不斷演進中。城市的對外交往活力體現在社會、文化、經貿及外事四個領域。為了進一步豐富發展城市對外交往研究的科學內涵，為深入研究打下堅實的方法論基礎，本研究以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為基礎，使用新的測量方式，構建出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並以此指數分析了中國內地49個主要城市(直轄市、省會城市、沿海開放城市、GDP排名在全國前20位城市等)的對外交往情況，以期為未來城市規劃設計以及均衡發展研究提供科學依據。

二、研究結論

通過研究，中國內地49個主要城市的對外交往活力情況以指數形式呈現並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城市對外交往活力與城市發展程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二，每個子區域中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呈現出中心突出、差異懸殊、獨具特色的特徵。首先，所謂的中心突出是指每個區域都存在一個對外交往活力中心，例如東北地區的大連、華南地區的廣州、華東地區的上海、西北地區的西安等。這些城市往往在對外交往上具有明顯的領先地位，是這一地區與外部世界交流的樞紐和窗口。其次，每個區域內不同城市之間的對外交往活力差距懸殊，例如，華北地區的北京與其臨近的石家莊和太原之間的對外交流活力差距非常大，這一方面與每個城市自身的發展程度有關，但中心城市在對外交往活力上的虹吸效應也值得關注。最後，每個城市的對外交往活力在不同方面各具特色，如福州在經濟交流上並不發達，但在文化交流上卻很活躍。

第三，內地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東西差距較為明顯，但南北差距不太明顯。東西差距除了經濟發展程度的原因，還可以從地理和環境兩方面進行解釋。一方面，西部城市地理上位於內陸，缺乏東部沿海的便利的交通條件，故而其與外部世界的溝通相對阻礙更多；另一方面，就環境而言，西部地區環境普遍不及東部地區，故而環境因素也導致了許多外國機構和外國公民不願進入此地區開展長期的業務與交流，限制了此地區對外交往的開展。

第四，要加強構建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標體系。指標體系的構建實質是用量化方式回答中國城市對外交往的內涵以及衡量形式。不同城市的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為這些城市是否需要提高和如何提高對外交往能力提供了軟性的政策指導路徑。依據指數進行的排名是我國城市對外交往地理空間的分佈和地方特色的體現，為研究我國城市對外交往情況提供了基礎性的研究支持。同一指標下城市排名的改變，能對中國城市對外交往活力的變化提供及時的反映。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標體系有助於準確把握城市發展方向、確保目標實現，為未來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提供科學的依據和指導。

第五，對49個內地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排名情況及地域分析的綜述。

1.整體情況分析

本研究選取了中國內地49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這49個城市及入選理由如表1所示：

表1：49個研究對象城市的選擇及理由

本研究將中國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按照不同城市在四個指標上的相近程度，分成如下幾類：

第一類：北京、上海。這一類屬於我國當前的特大型城市，又兼具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地位。因此其既有的國際化程度和對外交往資源都較多，並且這些城市的居民無論是經濟水平還是教育水平也都排名在我國前列，故而也有較強的意願走出國門，瞭解世界。這一系列的主客觀因素使北京和上海成為了中國當前最具對外交往活力的兩大城市。

第二類：成都、西安、昆明、廣州、杭州、重慶、武漢、天津、深圳。這一類城市大多屬於城市交往活力中的二線城市，是在統計中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最具有對外交往活力的城市。這一部分城市由三個類型組成：首先是如天津、重慶這一類直轄市。由於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近年來高速增長的經濟，使其也具備了較高的對外交往基礎，成為具有較高對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其次是如成都、西安、昆明、廣州、杭州、武漢等省會城市。需要注意到的是這些省會城市中既有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的省會，如廣州、杭州等，也有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省份的省會，如成都、西安、昆明。這充分反映了我國城市對外交往活力的發展態勢就如同我經濟發展一樣，呈現出了從東部向中西部輻射的波浪式效應。伴隨著近年來西部大開發和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加速，我國發展格局和全民科學文化素質和視野眼界開始出現全面的提升。同時，我國基礎設施的大發展和全覆蓋也使得中西部地區出現了一批具有較強對外交往活力的城市。第三種是如深圳這樣毗鄰香港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非省會性城市。

第三類：寧波、青島、哈爾濱、廈門、南京、大連、海口、長沙、南寧。這一類城市主要由東部沿海的非省會城市和一些中西部省會城市組成。這些城市近年來發展速度較快，但其發展程度與之前的兩類城市還有一定的差距，故而其對外交往活力屬於中等區間。

第四類：煙臺、長春、南昌、珠海、呼和浩特、溫州、威海、瀋陽、濟南、太原、鄭州、合肥、福州。這一類城市屬於東部沿海的非省會城市和一部分北部和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這一部分城市近年來都遇到了經濟結構轉型的瓶頸期，其對外交往基礎較薄弱，故而無法開展較為活躍的城市對外交往。

第五類：銀川、汕頭、北海、拉薩、連雲港、貴陽、石家莊、湛江、烏魯木齊、貴陽、西寧、南通、蘭州。這一批城市相對而言，對外交往活力較一般。分析這些城市的構成，可以發現主要集中在西部邊陲、內陸和東部的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由於整體發展程度不夠好，故而城市整體對外交往活力不足。

根據對49個內地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的分析，其排名結果按照四類指標權重相等的計算方法得出。其對外交往活力綜合排名及在社會、文化、經貿、外事四個領域對外交往活力排名如表2——表6所示：

表2：:中國內地49個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綜合排名

表3：中國內地49個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社會領域排名

表4：中國內地49個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文化領域排名

表5：中國內地49個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經貿領域排名

表6：中國內地49個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外事領域排名

為了更進一步分析發展程度與城市交往活力的關係，本研究還建立了一個簡單的二元迴歸模型，將被統計城市201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其對外交往活力進行迴歸分析，根據此分析也可清晰看出，經濟發展程度是決定對外交往活力的關鍵變量。

表7：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與經濟發展程度

2. 地域比較研究

除了對調查城市整體進行分類評估外，我們還將這些城市按照“東西南北”[1]進行了大類區分，並對區域間和區域內不同城市的對外交往活力指數進行比較研究。

為了確保比較的效度，我們除了將東部和西部城市整體進行比較之外，還專門將兩個地區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城市進行比較。

圖1：西部與東部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比較

圖2：北部與南部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比較[2]

根據以上圖表可以看出，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無論在城市整體比較，還是在直轄市/省會或者非直轄市非省會專門比較上，都沒有明顯差距。相對而言，南方城市的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略高於北方城市，但整體而言，依然沒有明顯差距。

3. 區域內城市比較研究

在進行了“東西南北”跨區域比較之後，本研究還將東北、西北、華北、華南、華東、華中、西南[3]等區域內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進行了比較。比較的結果如圖3——圖10所示：

圖3：東北四座城市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

圖4：華北六座城市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

由於此次調研的華東城市共有十四座，所以分為六座省會城市（直轄市）和八座非省會城市進行比較。

圖5：華東六座省會城市（直轄市）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

圖6：華東九座非省會城市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

圖7：華中四座城市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

圖8：華南十座城市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

圖9：西南五座城市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

圖10：西北五座城市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

4. 一級指標相關性分析

在進行城市之間的比較之後，接下來本研究還對城市對外交往活力四個指標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利用相關性檢測的方式，可以發現這四項指標呈現出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關係。

表8：城市對外交往活力四個指標之間的相關性

從上表可看出，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在不同維度間呈現出高度相關性。這意味著一個城市在某單項領域具有較高的對外交往活力，也往往可以對其他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產生較大的影響。相比而言，外事對外交往活力與經濟對外交往活力之間的相關係數較高，達到0.7。這可能是因為外事對外交往活力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各地區的省會及中心城市，這些城市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故而擁有較高的外事對外交往活力，同時其作為區域中心城市也往往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其對外經濟交往水平也相應較高，從而塑造出了政治對外交往活力與對外經濟交往活力的高相關性。同時，文化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與經濟交往活力、政治交往活力的相關係數相對較低。這說明了一個城市雖然擁有較強的外向型經濟，其文化對外交往活力不一定同步提升，而一些擁有較多文化資源，但相對經濟發展程度不高的城市卻可以藉助其自身資源在世界範圍內打造其影響力，並獲得較高的文化交往活力。

三、理論框架體系

（一）全球城市指標體系

城市是人類生活的重要載體，在現代人類文明中佔據了中心位置，因而人類愈發注重對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分析、評估和反思。晚近以來，全球多個機構先後建立起了覆蓋全球或某一地區的綜合性城市評價體系，其中有部分評價體系因指標覆蓋全面、數據權威翔實、評價客觀公允而被廣泛參考和引用，為城市的規劃者和管理者提供了重要參考。[4]當前，主流的全球城市評價體系可以按照其指標構成和關注領域被分為兩類：

一類是涵蓋多個領域的綜合性城市評價體系。此類城市評價體系的指標體系較為龐雜，往往包括數個“一級指標”和數十個“二級指標”，對經濟、研發、文化交流、環境、宜居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考察，進而力求得出全面的城市評價結果。較具有代表性的有《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聯合芝加哥城市委員會（Chicago Council）與科爾尼公司（A.T.Kearney）共同發佈的“全球城市指數”、國際研究協會有限公司（AIRINC）的“全球150城市指數”、日本森紀念財團（Mori Memorial Foundation）發佈的“全球城市實力指數”以及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開展的“城市指標項目”。

上述城市評價體系均具有“領域全”“指標細”“城市多”三個特點。具體來說，“全球城市指數”基於商業活動、人力資本、信息交換、文化經驗以及政治參與這五個方面對全球128個城市進行了比較。[5]“全球150城市指數”基於“生活方式”與“經濟情況”兩個方面對全球150個城市進行了排名，其中“生活方式”考察了生活品質與社會福利，而“經濟情況”則關注了收入水平、花費與稅收。[6]“全球城市實力指數”從經濟、研發、文化互動、宜居、環境、友好性這六個方面考察了70項指標，並且對全球42個城市進行了排名。[7]“城市指標項目”則對人口、街道、交通、健康教育等十個方面的103項指標進行了考察，基於此對全球741個城市進行比較。[8]

綜合性城市評價體系往往賦予非經濟類指標以更大的權重，特別重視環境保護、公共政策參與、人居環境等與民生相關的“軟性指標”。“全球城市指數”賦予非經濟類指標以70%的權重，其中信息、文化和政治參與共佔據了40%的權重；“全球150城市指數”關注的指標並非國民生產總值等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指標，而是諸如收入水平、稅收等民生類指標；“全球城市實力指數”雖然沒有直接賦予各項指標以明確的權重，但經濟指標對城市綜合排名的影響不超過30%，相比之下宜居、環境、友好性等指標的影響力明顯大於經濟。

另一類是主要關注單一領域的專門性城市評價體系。此類城市評價體系專注於分析和探討諸如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科研創新能力與房價等某一具體領域。相比於綜合性城市評價體系，此類城市評價體系的所設指標較少，雖然無法提供全局性分析，但其評價結果具有更強的針對性。較具代表性的有西門子和經濟學人智庫（EIU）聯合發佈的“亞洲綠色城市指數”、萬事達信用卡公司發佈的“全球目的地城市指數”、萊坊（Knight Frank）國際物業諮詢公司提供的“主要全球城市指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INSEAD，前譯英士國際商學院）發佈的“全球智力競爭指數”以及凱迪思（Arcadis）諮詢公司發佈的“可持續城市指數”。

上述城市評價體系對城市發展的單一領域進行了細緻的探討。具體而言，“亞洲綠色城市指數”對22座亞洲城市在交通、垃圾、水資源、衛生、二氧化碳排放等8個方面分別進行了評估[9]；“全球目的地城市指數”通過分析信用卡的消費記錄得出了全球前20的目的地城市[10]；“主要全球城市指數”聚焦於全球城市的房價漲幅，對全球41個主要城市的房價漲幅進行了排名[11]；“全球智力競爭指數”從技能使用、全球知識創造等六個方面對19個指標進行了考察，對全球46座城市的科研競爭力進行了排名[12]；“可持續城市指數”從人的可持續、地球的可持續以及營收的可持續這三個方面對全球100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了評估，為衡量這些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提供了重要參考[13]。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專門性城市評價體系對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給予格外關注。“亞洲綠色城市指數”和“可持續城市指數”都聚焦於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其中前者更側重環境保護與環境可持續發展，而後者還涵蓋了城市居民與城市經濟發展的可持續。當前，以降低汙染物排放、使用清潔能源、人的平等發展以及商業的健康持久獲利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愈發受到重視，因此對可持續發展進行的專門性城市評價體系在未來將更具價值。

（二）城市對外交往理論和城市指數

1. 城市對外交往、城市對外交往基礎與城市外交的聯繫和區別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交往”無疑是外延極大、較難定義的概念。要對城市對外交往進行清晰、精確的定義，我們就需要對城市對外交往與其相類似的概念如城市外交、城市國際化進行區分。同時，城市對外交往雖然是一個較為新穎的概念，但也是建立在過往相關研究基礎之上的，因此進行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是必要的。

通過對於城市外交定義的討論，可以進一步明確城市對外交往的概念內涵。一方面，城市對外交往與城市外交具有一定的交集，廣義的城市外交就是城市對外交往；但另一方面，城市對外交往與城市外交還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主要可分為如下兩個方面：首先，二者的主題不同。城市外交主題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其主要目的在於通過外交提升城市服務於國家總體外交的水平，從而實現城市與國家所制定的戰略目標。而城市對外交往的目的則更為多元。與城市外交不同，城市對外交往更多是城市自然形成的，由社會各組成部分共同參與的，帶有多樣目的的對外互動活動。與城市外交集中於政治目標不同，城市對外交往還包括了其他目標，比如企業的國際化，參與國際公民社會建設，開闊個人的視野等。其次，二者的主體不同。城市外交的主體歸根結底還是政府。雖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城市外交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以民間組織、企業等為抓手，但其主要協調機構和服務對象依然是政府。相對而言，城市對外交往的主體更為多元，其中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業、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乃至個人。

城市對外交往活力的概念建立在城市對外交往概念的基礎上。何為城市對外交往？明晰這一概念關鍵在於理順城市對外交往與城市對外交往基礎和城市外交三者之間的關係。本文認為，城市對外交往是溝通城市對外交往基礎與城市外交三者之間的中間變量。一方面城市對外交往基礎支撐著城市對外交往。所謂城市對外交往基礎是指影響城市對外交往的各項資源，例如國際化程度、可持續發展程度、競爭力程度等。既有的全球城市指標或國際化程度指標體系都可以被看成是衡量城市對外交往基礎的有效指標。另一方面，城市對外交往與城市外交存在著相互塑造、相互影響的關係。城市外交可以被看成是城市對外交往在政治領域的投射，城市對外交往包含了城市外交。同時，城市外交有時也會超越城市對外交往，甚至引領城市對外交往。例如，北京通過2008年奧運會、上海通過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外事活動，大大提升了城市對外交往水平。

2. 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研究相關指標體系

（1）世界銀行的“全球城市指標”

“全球城市指標”（Global City Indicators）項目由世界銀行城市局牽頭，全球城市指標機構(GCIF)負責執行。該指標包括城市服務（City Services）和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兩大類別，涵蓋了城市管理領域共 20項主題，對各項城市服務和生活質量因素進行衡量。城市服務包括由城市政府和其他實體提供的服務，具體涵蓋了教育、財政、娛樂、行政能力、能源、交通等 13項主題。生活質量包括促進總體生活質量提高的關鍵因素，但政府對這些因素的直接控制很少，具體涵蓋了公眾參與、經濟、住房、文化、環境、社會公平、技術與創新等 7項主題。有關這些主題的城市表現由一系列指標來衡量。指標篩選程序非常嚴格，以確保其清晰、明確、簡單、便於理解的特點。

（2）聯合國人居署的“城市指標項目”與“城市發展指數”

聯合國人居署的“城市指標項目”（Urban Indicators Programme）主要用來監測與評價全球城市“人居議程”和“千年發展目標”的實施進展狀況。該項目開發了包括“城市發展指數”（City Development Index）在內的數個城市發展水平評價指標，構建了全球多個城市參與的信息監測與收集網絡，形成了功能較為強大的城市數據庫系統。

（3）英國“未來論壇”的“可持續城市指數”

“可持續城市指數”（Sustainable Cities Index）由英國非營利性環保組織“未來論壇”（Forum for the Future）於2007年建立，它考察了城市在社會、經濟和環境各方面的表現，囊括了 13種具體指標，對城市環境、生活品質以及未來保障這三方面進行了評價。從 2007年起，“可持續城市指數”通過嚴謹的動態數據比較，每年跟蹤英國 20個大城市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的進步。該指數旨在通過城市間排名突出城市的成就，鼓勵良性競爭，同時也幫助這些城市和居住在其中的人們全面減少環境破壞，提高生活質量，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對未來的挑戰作好準備。

（4）全球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

全球城市競爭力項目（GUCP）始於 2005年，由美國巴克內爾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等全球多國研究機構學者組成的團隊共同開展，已連續四次發表《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雙年度）。全球城市競爭力項目的最新研究報告《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11—2012）》所採用的全球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包括全球城市競爭力產出指標體系、全球城市競爭力要素指標體系和全球城市競爭力產業競爭力指標體系。

（5）倫敦世界城市文化指數

《世界城市文化報告》所採用的定義分類和框架體系均基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6年的文化統計框架。該報告對目標城市選取的原則是基於該城市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並保證目標城市基本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目前共選取12個世界城市：德國柏林、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印度孟買、中國上海、美國紐約、巴西聖保羅、南非約翰內斯堡、澳大利亞悉尼、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新加坡新加坡城和日本東京。該報告中提出的文化統計框架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世界城市文化基礎設施及產出、世界城市文化消費及參與。同時，報告又將這兩個部分所涉及的指標重組為六大主題部分，以便於進行橫向比較和研究，這六個主題包括文化遺產、文化培養、表演藝術、電影與遊戲、文化人才、文化交往活力與文化多樣性。

從以上指標體系看，目前對城市的排名依據是多樣化的，涵蓋了可持續發展、全球治理、機會、宜居、創新、競爭力和幸福感等領域。這些指標並沒有聚焦於城市對外交往的研究。其中較相關的研究是關於全球化和國際化都市的排名，如這類排名集中於具有成為世界城市發展潛力的排名，如全球化競爭力指數、全球化城市指數等。從排名的對象上看，這類指標大部分的排名對象都是各國的體量和影響力較大的城市。指標把紐約、巴黎等國際大都市作為標杆，量化測量中國大都市與其差距，沒有系統地針對中國城市的國際化排名的指數。總之，對城市對外交往的研究仍屬於新興領域，總體上缺乏對城市對外交往的定量、科學、全面的比較性研究。

四、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的構建

（一）構建城市對外交往活力的概念

與城市國際化程度、競爭力程度等基礎性結構性變量相比，城市對外交往側重於交往互動的進程；與城市外交這一帶有具體政治目的的戰略舉措相比，城市對外交往更為多元，體現了城市在一般情況下與世界其他地區發生聯繫的實際情況。並且與城市外交聚焦政治領域不同，城市對外交往還應該聚焦於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體現其多維度的特徵。因此，

第一，城市外交服務於國家總體外交。其核心目標在於維護國家利益、提升國家軟實力、推廣國家核心價值觀。同時，城市外交也是探索特大型國際城市治理規律的重要抓手。城市外交牽涉方方面面，既與城市的市政建設和經濟發展等硬實力相關，又與城市文化、市民素質、社會活力等軟實力相關。城市外交根本上是一個城市內部治理的外向輻射。例如，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中心、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城市，上海的發展已經到了創新轉型的重要節點。以往傳統強調經濟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而新的增長點和發展模式則需要城市將更多的資源和力量投資於城市軟實力的發展。在此背景下，上海發展城市外交可謂恰逢其時。對內，城市外交開展體現了處於全面改革背景下的上海銳意進取，積極改革的姿態；對外，城市外交可以體現上海城市精神，爭取國際輿論，為上海乃至中國未來的轉型打造良好的國際輿論話語體系。

第二，中國城市在國際和區域合作、制度設計與建設方面的角色和作用越來越明顯和重要。城市外交要求政府改變“政府無所不能”“外交是政府的事情”等傳統觀念，對公民參與公共外交持積極態度，為公民參與公共外交提供指導和平臺，加快培養一批具備外交能力的國際活動人員，推動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另一方面，城市外交建設要求民眾改變“國事與己無關”的觀念，培養與他國和他國人民交往需要的各種能力，理性、有序、專業地參與維護國家利益的活動。

第三，城市外交要求搭建民間對外交往的平臺、拓展民間對外交往渠道及形式，加大民間對外交往力度。一方面，充分實現外交資源共享，多管齊下，形成合力，例如，鼓勵各種行業協會、學會，婦聯、青聯、學聯等走上國際舞臺，使它們大膽活躍地參與國際對話，積極參與各種國際問題的討論與解決。另一方面，需支持促進社會組織在國際上開展活動，展示良好形象，擴大國際影響力。作為現代化大都市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組織體現了“城市——社會活力”和整體市民的精神道德品質，而一個城市的國際化水平也體現在其是否擁有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社會組織上。提高眾多紮根於社會組織的國際化水平和涉外交往能力已經成為提升其整體城市國際化水平的重要一環。

（二）指標構建

城市是信息流通、貨物運輸、人員交往、資金流動的節點，作為非國家行為體在國家對外交往中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城市與國際社會的交往不斷加深。每個城市由於自身的地理區位、支柱產業、資源稟賦迥異，在與國際社會交往中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層次和戰略。我們認為城市對外交往的活力表現在城市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交往的深度、廣度上。具有良好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測量指標需涵蓋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四個維度。國際傳播是世界各國政府之間、人民之間的一種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因此，國際傳播的研究是由各國或各文化的政府和人民的傳播努力所體現的一種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關係和互動行為。[18]城市的對外交往是一種以城市為主體在世界各國人民之間進行國際傳播的途徑。城市的對外交往活力則尤其強調各城市之間的人民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方面互動的行為和能力。因此，本研究的一級指標主要從這四大方面設定。活力是一個城市發展程度和城市精神的重要體現，然而，人參與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及互動行為又是城市對外交往活力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的二級指標應著重考察體現人參與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及互動行為的國際性指標。考慮到數據的獲得和可操作性，課題組對指標的設計如下：

1. 城市在社會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

社會交往與政府之間的官方交往對應，具有民間性和自發性的特徵。社會是人類各種關係的綜合，城市在社會領域的對外交往能力聚焦於城市社群與外界發生的社會關係。二級指標由外籍人員居民數量、國際航班數量、國際會議數量、國際會展數量以及城市居民持有護照數量組成。

（1）外籍人員居民數量：居住在城市的外籍人員需要與當地的居民進行常規的各方面交往。外籍人員居民數量反應了城市的對外交往的層級。

（2）國際航班數量：國際航班數量一方面由城市的地理位置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反映城市在世界交通網絡中的紐帶作用。

（3）國際會議（會展）數量：國際會議和會展聚集國際專業人士、企業在城市中交流專業知識以及展示公司產品，體現各界人士與外界交流的信息和知識流量。

（4）居民持有護照數量：護照是出國的必須證件，用於比較不同城市居民出境的意願和與外界的聯繫密切程度。

2. 城市在文化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

根據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泰勒的定義，“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城市作為次國家主體在文化領域的交往往往集中在物態文化層（衣食住行）和心態文化層（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藝術作品）。具有較強文化交往能力的城市大多呈現出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的特性。衡量社會交往活力的二級指標由國際藝術演出數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國口味餐館數量構成。

（1）國際藝術演出數量：來自國外的藝術表演，包括演奏會、演唱會、話劇、舞劇等形式的演出。藝術表演的數量體現城市在文化交往中的層級。

（2）市民外文水平：一個國家的語言是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使用該語言的文化體進行交流的必要工具。市民的外文水平可以反映城市整體對外交流的能力。

（3）外國口味餐館數量：對外文化交流還可在飲食文化中得到體現，巴黎、紐約等大都市中幾乎可以尋找到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口味的餐館。

3. 城市在經貿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

城市之間的交往活動不同於國際層面的交往，其所涉及的領域更加具體。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外向程度基於其經濟的外向性。該城市的進出口貿易額、涉外稅收和對外直接投資三項數據從資金交流角度展示了該城同外國的交往水平，而其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直接體現在該地的外商獨資企業數量和合資企業數量上。這些企業的絕對數量體現了城市在經貿領域外向性的程度，企業的年度或季度的增長率體現了城市在經貿領域對外交往的活力趨勢。基本而言，

（1）進出口貿易額：進出口貿易，又叫“國際貿易”，指跨越國境的貨品和服務貿易，一般由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組成。

（2）外商獨資企業數量：外商獨資企業，即企業的全部資本是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企業的利潤、風險和虧損也由外國投資者獨立承擔。

（3）合資企業數量：合資企業，是指中國合營者與外國合營者依照中國法律的規定，在中國境內共同投資、共同經營、並按投資比例分享利潤、分擔風險及虧損的企業。

（4）涉外稅收：指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對外商投資企業與外國個人所徵收的稅收。作為地方稅收和地方對外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地方城市涉外稅收規模的擴大反映出地方利用外資水平的不斷加強。

（5）對外直接投資：指企業以跨國經營的方式所形成的國際間資本轉移，體現的是特定地區資本“走出去”的程度。

4. 城市在政治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

城市與國際組織、國家和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其他國際事務中的互動日益頻繁。城市政治交往的二級指標由使領館數量、外國領導人訪問數量、國際組織數量和友城數量組成。

（1）外國政要來訪人次：外國領導人的訪問次數是衡量一所城市內在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對外交往程度與高層領導來訪數量呈正相關趨勢。而且政府高層的訪問有利於提升城市的對外交往水平。

（2）使領館數量：領事是一國政府經另一國政府同意或根據同另一個政府達成的協議派駐對方國家的特定城市並在一定區域內執行領事職務的政府代表。領事關係從屬國家外交關係，是外交關係的延伸，由領事館或使館領事部門負責維護和開展。

（3）國際組織數量：由於受到社團管理相關法規及其配套基礎設施等限制，國內國際非政府組織數量少且分佈集中。國際組織落戶所在城市需要當地政府在政策和配套設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所在城市進入了世界性的國際組織網絡，具有了與國際社會在環境、經濟和其他領域交往的平臺。

（4）國際友城數量：國際友城的數量往往反映出一所城市對外交往的意願和能力，以及對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友城交流為加速城市國際化提供了相關的資源和借鑑，為全面提升城市軟實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機，為開展國際合作提供了重要的途徑，為城市各領域人員開展國際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城市日益增長的對外交往需求。

表9：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標構成

（三）數據來源和計算

考慮到數據的獲得和可操作性，數據來源情況說明如下：

1. 城市在社會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

社會交往與政府之間的官方交往相對應，是不帶有政治色彩的民間交往。在衡量社會交往活力的二級指標中，外籍居民數量數據主要來自當地外事和華僑管理辦公室官網，若沒有相關直接數據，則以當地出入境公安機關簽發居住證的數量為憑證；國際航班數量根據當地大型機場的國際航線條數統計；國際會議數量主要參考國際會議發佈系統，以及國際會議報告統計；國際會展數量主要根據當地大型會展場所單位公佈的會展信息統計；城市居民持有護照數量的直接數據來源於當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門，多數是由主流媒體公佈的數據。

2. 城市在文化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

在文化領域具有較高對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大多呈現出多元開放的特性。在衡量文化交往活力的二級指標中，國際藝術演出數量的數據大多來源於所調研城市的外事辦公室網站。市民外文水平和外國口味餐館數量兩項數據通過工商局官方數據統計。其中，市民外文水平包含兩項指標：一是當地語言類專門高等學校的數量，依照教育部門的數據進行統計；二是通過在工商局註冊的語言培訓機構得到統計結果。兩項指標結合得出市民外文水平數據。而通過工商局數據，搜索“西餐”“日本料理”“韓國料理”“東南亞菜”等關鍵字所得數據之和則可得出城市外國口味餐館數量數據。

3. 城市在經貿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

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城市內部和外部經濟要素交互作用，加強了城市經濟的外向性。城市經貿領域交往活力二級指標最重要的信息源是城市年鑑，比如《北京統計年鑑2017》。

4. 城市在外事領域的對外交往活力

城市與國際組織、國家和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其他國際事務中的互動日益頻繁。領館地點的設置一般採取“對等原則”，分別負責各自轄區事務。例如，西南地區重鎮成都不僅是人口稠密地區的中心城市之一，更是中國長江水路運輸、西南陸路運輸樞紐，大量的人口聚集及便利的交通優勢使得成都的外國領館數量較多。城市外事交往的二級指標中，領館數據來源是各城市政府外事辦公室網站。外國領導人的訪問次數是衡量一所城市內在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對外交往程度與高層領導來訪數量呈正相關趨勢，而且政府高層的訪問有利於提升城市的對外交往水平，相關領導人訪問次數的數據來源是外交部網站和地方城市外事辦公室網站。受到歷史因素等影響，國際組織在中國的總部極少，筆者根據與各主要城市外事辦公室訪談取得間接數據。國際友好城市數量可以通過所在城市外事辦公室或者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網站得到直接數據，數據截止時間為2018年1月1日。[19]

在數據計算方面，本研究首先依每項指標對各城市按照數值遞增順序進行排序，並給予相應分數，數值越大分數越高，單項總分為100分。因為目前排序針對的是不同城市在不同指標上的表現差距，所以分數按照排名遞增均勻分佈。比如，國際會展次數為0的城市共3個，排名均為1，得分為100/46=2.38，國際會展次數為1的城市共3個，排名均為4，得分為100/46*4=9.52，以此類推。最後，按照各項指標的得分以權重相等的條件進行總分計算，再進行綜合排名。而對於各指標權重，筆者採取專家打分制確定權重。本研究運用了最小值——最大值標準化的方法。由於考察項目種類繁多，為了使數值的範圍統一，並消除量綱，必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採用的方法是最小值——最大值標準化方法。該方法是通過對數值進行線性變換，使得原數據在變換後落入[0,1]的區間，其計算公式為：

轉換後數據=（原數據—極小值）/（極大值—極小值）

X’= ( X – Min) / ( Max – Min )

註釋：

[1] 東部城市：大連、哈爾濱、瀋陽、長春、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莊、秦皇島、上海、杭州、南京、濟南、福州、合肥、青島、寧波、煙臺、廈門、威海、北海；

西部城市：武漢、長沙、鄭州、南昌、重慶、昆明、成都、貴陽、拉薩、西安、烏魯木齊、銀川、蘭州、西寧、南寧；

北部城市：大連、哈爾濱、瀋陽、長春、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莊、秦皇島、西安、烏魯木齊、銀川、蘭州、西寧、青島、煙臺、威海、濟南、鄭州；

南部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廈門、合肥、溫州、連雲港、福州、南通、武漢、長沙、南昌、廣州、海口、深圳、南寧、珠海、湛江、汕頭、北海、重慶、昆明、成都、貴陽。

[2] 東部城市：大連、哈爾濱、瀋陽、長春、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莊、秦皇島、上海、杭州、南京、濟南、福州、合肥、青島、寧波、煙臺、廈門、威海、北海；

西部城市：武漢、長沙、鄭州、南昌、重慶、昆明、成都、貴陽、拉薩、西安、烏魯木齊、銀川、蘭州、西寧、南寧；

北部城市：大連、哈爾濱、瀋陽、長春、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莊、秦皇島、西安、烏魯木齊、銀川、蘭州、西寧、青島、煙臺、威海、濟南、鄭州；

南部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廈門、合肥、溫州、連雲港、福州、南通、武漢、長沙、南昌、廣州、海口、深圳、南寧、珠海、湛江、汕頭、北海、重慶、昆明、成都、貴陽。

[3] 區域城市分佈為:

東北：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

華北：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莊、秦皇島；

華東：上海、南京、杭州、青島、寧波、煙臺、廈門、濟南、合肥、威海、溫州、連雲港、福州、南通；

華中：武漢、長沙、鄭州、南昌；

華南：廣州、海口、深圳、南寧、珠海、湛江、汕頭、北海 ；

西南：重慶、昆明、成都、貴陽、拉薩； 西北：西安、烏魯木齊、銀川、蘭州、西寧。

[4] 實際上，出了本文正文部分所列出的全球城市評價體系外，較具影響力的還包括：美國國家環保局等打造的“可持續發展社區綜合指標體系”、世界銀行提供的“全球城市指標”、美國巴克內爾大學等打造的“全球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等。詳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城市外交課題組：《城市對外交往活力指數研究報告》，2015年7月22日，http://www.siis.org.cn/uploadfile/2015/1022/20151022070459148.pdf.

[5] A. T. Kearney， Global Cities 2017: Leaders in a World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2017.5.15, https://www.atkearney.com/documents/10192/12610750/Global+Cities+2017+-+Leaders+in+a+World+of+Disruptive+Innovation.pdf/c00b71dd-18ab-4d6b-8ae6-526e380d6cc4.

[6] “AIRINC Global 150 CitiesIndex”， Associates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c, 2017.8.28, http://airshare.air-inc.com/airinc-global-150.

[7] The 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and Institute for Urban Stategies, 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6, 2016.10.15, http://mori-m-foundation.or.jp/pdf/GPCI2016_en.pdf.

[8] “UN-Habitat Urban Data”, UN-Habitat, 2017.8.28, http://urbandata.unhabitat.org.

[9]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Asian Green City Index, 2011.2.14, https://www.siemens.com/press/pool/de/events/2011/corporate/2011-02-asia/asian-gci-report-e.pdf.

[10] Mastercard, Global Destination Cities Index 2016, 2016.9.15, https://newsroom.mastercard.com/wp-content/uploads/2016/09/FINAL-Global-Destination-Cities-Index-Report.pdf.

[11] Knight Frank, Prime Global Cities Index, 2017.4.10, https://kfcontent.blob.core.windows.net/research/323/documents/en/q1-2017-4641.pdf.

[12] The Business Shool for the World, 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Talent and Technology 2017, 2017.1.16, http://www.gtci2017.com/documents/GTCI_2017_web_r3.pdf.

[13] ARCADIS, Sustainable Cities Index 2016: Putting People at the heart of city sustainability, 2017.3.1, https://www.arcadis.com/media/0/6/6/%7B06687980-3179-47AD-89FD-F6AFA76EBB73%7DSustainable%20Cities%20Index%202016%20Global%20Web.pdf.

[14] [英]安東尼·吉登斯，周雲紅譯，《失控的世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 谷寧：“淺議海口市城市外交”，載《新東方》2012年第6期。

[16] 熊煒，王婕：“城市外交：理論爭辯與實踐特點”，載《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第1期，第14頁。

[17] 趙可金，陳維：“城市外交：探尋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載《外交評論》2013年第6期，第69頁。

[18] Mowlana, Hami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Dubuque, IA: Kendall/Hunt, 1971.

[19] 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http://www.cifca.org.cn/Web/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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