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宏觀經濟學家。投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經歷，以及多年的學術研究功底，使他身兼理論與實踐之長。在他的眼中，經濟發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速度固然重要，但如果提速是以大多數人被拋下為代價，則為民心所怨，同樣有脫軌的危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黃益平應邀走進捨得酒業攜手鳳凰網推出的時代人物高端訪談節目《捨得智慧講堂·中國智慧》，和我們聊一聊中興事件後，他對中國經濟的思考。
告別“中國奇蹟”是經濟發展的需要
在這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似乎每一箇中國人都在期盼著奇蹟，但黃益平卻反其道而行之。他認為，中國奇蹟其實是一個非常宏觀層面的現象，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的頭三十年，實現了年均接近10%的GDP增長，這在全世界，尤其是作為一個大國經濟是很難得的。但另外一方面，中國經濟即將迎來下一個轉型，從中國奇蹟走向常規發展。常規發展，就是未來中國經濟的表現，會和那些表現較好的新興市場的國家經濟變得越來越相同。如果說在過去幾十年，中國曾經創造過幾個世界性的經濟故事，還有一個世界性的經濟故事，就是中國老百姓的開支，14億人的消費開始增長，這將會變成一個全球最引人注目的市場。
“中國沒有創新”的說法並不正確
“中興事件”引發了很多關於創新的討論，有人說，中國的土壤是孕育不出創新之花的。黃益平對此持否定意見，他認為創新不是跟美國頂尖公司競爭的創新，而是從8000美金轉向12000美金的創新。今天中國經濟最大的矛盾正是新舊經濟的博弈，但事實上，新經濟在產業升級換代的時候，也可以是傳統的產業開始往上走，最明顯的是家電行業，過去國內的市場上基本上都是外國的品牌，今天再看都是中國品牌主導。黃益平更關注的不是中國能不能創造出世界領先的核心技術，而是能不能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往前走，發展出適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技術。
“中等收入陷阱”是個世界難題
中國經濟已經達到了人均GDP8000多美金，而世界銀行對高收入經濟劃定的界限是12000多美金。能不能真的邁到下一個臺階，這是中國碰到的一個非常大的挑戰，這也是人們經常說的中等收入陷阱。悲觀的說，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是走不過去的，黃益平卻不是那麼悲觀，原因有兩個：第一，很多沿海地區已經是高收入經濟，人均GDP超過了12000美金，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跨過去，最根本轉變是原來粗放式的增長很難持續，下一步靠的是技術進步、創新和效率的提高，才能產業升級換代，這變成了一個根本性的決定因素。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如何取捨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哪個應該放在前頭？如何能夠把二者實現一個平衡？歸根到底還是要看下一步的經濟改革，資源如何配置。黃益平認為由市場來配置資源，只有市場配置不了的地方政府再去發揮作用。經濟當中有很多領域，市場可能是有缺陷的。比如說收入分配的問題，很多國家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收入分配的狀況不斷地惡化，這個時候政府需要採取一些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幫助窮人。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環境保護。企業對環境的破壞，如果光靠市場的話，對企業來說沒有什麼成本，但是對社會是有代價的。這個時候政府要想辦法通過一些環保政策，把它對環境的破壞，這種外部效應內生化。第三個就是金融風險的問題，因為每一個企業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風險把握不好，影響的是所有人。他希望有為政府不要變成一個干預市場運行的力量，應該是支持輔助，讓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
防範金融風險需要系統性的策略
黃益平認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性一定是超過中美貿易戰的。因為一旦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全國人民、全國的企業、每一個家庭都會受到沉重的打擊，它的傳導性很強。但金融危機也不是世界末日，在未來一段時間對於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要有一定的心理準備。每個國家的監管部門都在防範金融風險，但是金融危機還是在不斷地發生。中國沒有發生過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似乎在某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金融監管的成功，但是這也走到另外一條偏途，一旦發生了危機，如何更好地去利用危機，解決一些根深蒂固存在的問題。這也是告別中國奇蹟的一個部分，要強化市場紀律，改造整個金融體系、金融結構，防範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需要系統性的策略。
在同事和學生的眼中，黃益平是低調的、頗有西方經濟學大家的沉穩與厚重，在朗潤園這一眾經濟學家的眼中，有人認為知難行易，也有人認為知易行難，然而黃益平卻對此給出了自己的理解，君子之爭，合而不同。匯聚當代名家思想精髓，分享個體在大時代中舍與得的中國智慧，敬請關注由捨得酒業與鳳凰網聯合打造的時代人物高端訪談節目《捨得智慧講堂·中國智慧》，聆聽黃益平講述令人困擾的中等收入陷阱究竟如何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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