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0年3月26日，國發院副院長、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教授開啟“北大數字金融系列公開課”第一講：中國的數字金融革命。本文根據演講記錄整理。
數字金融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是新生事物。從最早的在線支付工具PayPal在美國1998年誕生，到如今已經超過二十年。中國數字金融可追溯到2004年底的支付寶上線，但大家更願意把2013年6月餘額寶上線看作中國數字金融發展的元年。
數字金融行業和監管都還在快速發展，因此，我們的理解也在逐漸深入。
金融發展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理解數字金融，我們要先從金融講起。
人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貨幣、銀行、股市，都是金融運作的重要部分。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資金的融通。一般而言，資金融通的渠道分為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和以市場為中心的直接融資。在間接融資中，金融中介所做的工作就是轉換，即期限、風險和規模的轉換。
金融是人類發明的最重要的經濟工具之一，能降低交易成本，並使勞動分工成為可能，推動經濟發展。比如，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蒸汽機是當時的核心技術。其實這項技術早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從技術問世到產業真正形成，中間還差一場金融革命，即籌集到大量的廉價資金，無論是紡織業、航運、鐵路，都必須有金融的大力支持。因此，金融非常重要。
但金融有致命風險，即信息不對稱，交易雙方彼此並不瞭解。比如，人們到銀行存款，銀行把錢貸給企業，出資人和最終的用資人互相不瞭解，信息排查工作都交給銀行，他們也因此犧牲了一部分回報或需要支付更高成本。而直接做投資就需要了解投資項目的好壞，並承擔風險。
交易雙方相互瞭解有限，會帶來問題，包括交易之前的逆向選擇和交易之後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是指，主動提供良好回報承諾的交易對手未必是最好的交易對手。道德風險是指，錢貸出之後，不知道對方能否信守承諾。這些都是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金融交易問題。如果問題特別嚴重，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金融監管的各種要求，比如信息披露以及治理結構，都是為了降低信息不對稱並控制風險。
信息不對稱會導致信任問題。淘寶在2003年5月上線，但線上交易業務一直很難開展，剛開始的業務都是貨到付款。擔保交易上線之後，情況才發生變化。第一筆擔保交易是西安一位大學生購買在日本橫濱的一位留學生的二手相機。西安大學生在線通過支付鏈接付款後，又後悔了，要求退款。負責擔保交易的淘寶職員經過反覆勸說，才讓買賣雙方信任了這種新的支付機制，最終完成了交易。2004年12月底支付寶上線，提出“你敢付、我敢賠”的承諾，其實質就是解決信任問題。
數字技術助力金融發展
數字金融指利用大科技平臺、大數據以及雲計算等科技手段，創新金融產品、商業模式、技術應用和業務流程。數字金融包括兩方面，一是新型科技公司，利用技術來提供金融服務；二是傳統金融機構利用數字技術，改善金融服務。我想特別強調，這兩者同等重要。
大家可能關注到兩個近似的概念：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它們經常被替換使用。前者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以及中國人民銀行2015年的文件中出現過。後者被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使用，兩者的內核一致。
數字金融的具體業務分為五大類：一是基礎設施，包括智能合約、大數據、雲計算、數字身份識別；二是支付清算，包括移動支付、數字貨幣；三是融資籌資，包括眾籌、網絡貸款；四是投資管理，例如餘額寶、智能投顧；五是保險，指數字化的保險產品。
數字技術如何解決金融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呢？
第一項技術是大科技平臺。淘寶、微信等大科技平臺都有長尾效應。長尾效應指在一個平臺建立以後，可以服務無數多的客戶數量，邊際成本幾乎為零。通俗地說，搭平臺很花錢，但是平臺搭起來之後再多服務一百萬、一千萬用戶，新增成本極低。
第二項技術是大數據。平臺建立之後，用戶無論是網購，還是微信社交，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都會留下數字足跡。數字足跡包括社會關係、個人行為偏好及財務狀況，最終形成大數據，可用來分析判斷一個人的信用和財務實力。
第三項技術是雲計算。雲計算能提供巨大的儲存能力和極快速的分析能力，為人們分析判斷、制定金融決策提供基礎。
數字技術飛速進步。大家都知道芯片行業有一個摩爾定律，指每一美元所能買到的電腦性能，將每隔18-24個月增長一倍以上，很形象地說明了軟硬件技術進步速度之快。英特爾一位工程師把摩爾定律類比傳統產業，如汽車業，假如從1971年開始，大眾汽車在隨後四五十年間以摩爾定律的速度進步，那這輛車今天的時速應該達到48萬公里/每小時。這當然不是現實，但很直觀地說明了數字技術驚人的進步速度。
中國後發先至，走到世界前列
在2019年畢馬威等評出的金融科技100強公司中，排名前12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包括螞蟻金服、京東數科、度小滿、陸金所。英國智庫Z/Yen集團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中，中國的城市最多。
中國影響力最大、業務相對成熟的是移動支付，其次是互聯網銀行，以及大科技平臺提供的全方位金融服務，即以支付為核心的生態系統。在這些業務領域，中國在國際上都擁有相當的影響力。
國際社會非常關注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有很多國際機構到中國來尋找合作。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已經連續三年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之邀，到美國華盛頓聯合主辦中國數字金融問題閉門研討會，這是IMF以往不曾有的舉措。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還和國際清算銀行（BI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布魯金斯學會等國際組織分別成立了聯合課題組，共同研究中國數字金融問題。一方面，中國的實踐確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對其它國傢俱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另一方面，數字金融的發展會改變現有的宏觀經濟和金融格局，這也是很多國際組織特別關注的重要原因。
中國數字金融後發先至，有三個原因。
一是國內金融部門儘管很龐大，不僅有在全球佔有一席之地的四大商業銀行，資本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規模也不小，但由於多種原因，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人群能得到的金融普惠服務比較有限，供給不足的問題很突出，所以數字金融一起步就受到歡迎。
二是智能手機等數字技術快速發展。2010年支付寶大概每秒鐘能處理300筆支付交易，今天已經幾乎達到30萬筆。技術能力的提升功不可沒。
三是監管環境相對比較寬鬆。當然，這有兩面性。正面意義指的是金融創新可以馬上落地和實驗，好項目能得到推廣。比如支付寶2004年上線，最後拿到牌照是在2011年，這個過程中一直有監管，但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直接關閉業務。負面意義則是P2P等行業帶來很多問題。
數字金融的普惠性：跨越“胡煥庸線”
數字金融最大的優點是普惠性。
關於金融發展，過去常說“二八法則”，意思是一家金融機構一般最關注最上面的20%客戶，即20%盈利狀態最好的企業和20%收入最高的家庭。如果能服務好這20%的客戶，就能抓住80%的市場份額，而再擴張業務，成本和收益就不理想。“二八法則”的規律不利於金融的普惠性發展。
聯合國從2005年起號召發展普惠金融，中國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但規模仍然有限，直到數字金融獲得良好的發展。
根據我們編制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在2011年（即現在普遍認為的中國數字金融元年）之前，數字金融已經有一定的發展，但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大部分地級市屬於空白地帶。而到了2018年，仍然是東南沿海地區最發達，但中國其他地區的發展水平快速趕上來，尤其是原來傳統金融發展比較滯後的地區，通過數字金融實現了金融普惠服務。這是數字金融最大的貢獻之一。
數字金融中，現在最受大家關注和肯定的是移動支付。移動支付給人們生活帶來的改變大家有目共睹，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移動支付更重要的貢獻是衍生服務，比如在線購物、遠程醫療等。
從2011年到2018年，東南沿海地區的移動支付一直是最發達的，但相當一部分西部地區正變得非常發達。2012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經濟發展要跨越“胡煥庸線”，讓西部地區也發展起來。在移動支付領域，已經基本實現了這一願望。胡煥庸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地理學家，他提出從黑龍江的黑河到雲南的騰衝畫一條線，把中國分成東西兩半，線東大概佔全國國土面積的44%，而當時人口占比高達96%，可見東西部差距之大。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做初步研究也發現，數字金融發展到西部地區後，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無論是從宏觀的經濟增長，還是到微觀的消費、就業和收入，都有很多積極的貢獻，令人振奮。
數字金融在中國有很多突破，最大的突破就是普惠金融革命，使得原來不太可能的事情現在變得可能了，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數字金融擺脫了對金融實體網點的依賴。數字金融通過手機通訊、基礎設施鋪設，快速地從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向欠發達的西部地區推進，讓金融服務觸達鄉村偏遠地區，為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務。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現在都有近10億用戶，這解決了過去很難解決的獲客難問題。能不能把這些客戶變成金融客戶，就看平臺能提供怎樣的服務，以及怎樣控制風險。
第二，大科技平臺有長尾效應，可以同時為巨量的客戶服務，而且邊際成本很低，這是傳統金融機構做不到的。比如，大型金融機構要為小客戶提供幾萬塊錢的融資服務，其固定成本很高，要做盡職調查，要到小客戶家和工廠去看，有差旅等成本。但大科技平臺能夠通過大數據和長尾效應，控制邊際成本，使得為小客戶提供金融服務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利可圖。
第三，數字金融能用大數據替代抵押資產，做風險評估。儘管這個業務模式還在磨練當中，還會出現很多新變化，但方向值得肯定。這些都是中國對世界普惠金融的重要貢獻。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教授因為創造了窮人銀行——格萊珉銀行而成為普惠金融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窮人銀行有個缺憾，就是規模太小，而且擴張速度很慢。傳統模式的普惠金融很難做，一方面是獲客難，這些小客戶比較分散、規模也小，銀行要找到他們就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是風控難，銀行的風控一般看三樣東西——抵押資產、財務數據、政府擔保，而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人群是“三無”狀態。
互聯網銀行就不同，如今每年平均能提供1000萬筆貸款，這對普惠金融是巨大的突破，有重要意義，因為互聯網銀行很好地解決了獲客難與風控難的問題。
即使在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絡貸款也在進行，這和傳統金融因疫情衝擊而業務減少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體現出無接觸交易的優勢。
改變宏觀經濟運行與人們的生活
數字金融能夠用大數據替代抵押資產，根據數字足跡積累的數據，能夠做出風控模型，這對金融業乃至宏觀經濟都意義非凡。2019年我們和國際清算銀行的經濟學家聯合寫的學術文章表明，大數據風控模型與銀行傳統風控模型比較，具有一定的優勢。
它主要有兩方面的優勢。第一是信息優勢，用大數據做風控，可以使用實時信息。傳統銀行模式是看上季度、去年的報表，而利用大數據，可以看到昨天甚至今天的數據，而且還可以抓取相對穩定的行為數據。第二是模型優勢，使用機器學習，可以抓住複雜的非線性關係，甚至可以抓住不同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利用傳統銀行風控模型加上央行徵信數據，風控就可以做得很好，如果再加上大數據信息，就能讓模型更好。更重要的是，在沒有銀行信息和央行徵信數據的情況下，基於大數據的風控模型也能夠得到和傳統風控模型差不多的效果，這使得普惠金融變得可行。
而且，這樣一來，在一定意義上，信用貸款、無抵押貸款有可能改變宏觀經濟的狀況。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1999年提出“金融加速器”的概念。銀行貸款使用房地產做抵押，其內生機制導致，在房價下跌時信貸收縮，信貸收縮又導致經濟增速下行，經濟增速下行又使房價進一步下跌，最終形成惡性循環。相比之下，信用貸款不需要資產抵押，也就沒有上述內生機制，宏觀經濟可能會變得相對更穩定一些。
中國的數據顯示，傳統銀行抵押貸款相對於房價的彈性是0.905，這意味著，如果房價跌10%，傳統銀行抵押貸款會減少9%。而網商銀行信用貸款相對於房價的彈性是0.238，在統計上不顯著，表明兩者之間其實沒什麼關係。
從這一點來看，數字金融不是簡單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未來，它對於如何監管金融、如何制定貨幣政策，都會有很深刻的含義。
除了金融的普惠革命之外，數字金融還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包括傳統金融的很多業態都可能生變。如前所述，如果信用貸款比例上升，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會提高。很多傳統金融機構已經開始使用數字技術，不再需要原來那麼多的分行和工作人員。高盛現在的員工有三分之一都是技術出身，說明金融業的人才結構已經在變。
我們最近看到，過去在災難或是疫情之後，會有很多老百姓和小微企業到銀行取錢，因為大量的交易需要現金支付，但今天沒再發生這種現象。數字技術解決了支付問題，移動支付所形成的生態系統已經普及。
研究還發現，移動支付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比如，一位農民使用移動支付之後，他由農民轉變為個體經營戶的概率會提高，隨之而來的是收入改變。千千萬萬的人和企業正在因移動支付而改變收支模式。
發展充滿波折
中國數字金融這幾年的發展充滿波折。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所編制的金融科技情緒指數顯示，2014年、2015年時比較樂觀，尤其是2015上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寫到互聯網金融，人們普遍看好；後來，隨著一些P2P平臺爆雷以及其他問題，情緒開始大幅波動。
產生市場波動的原因，一方面是技術本身還不成熟，相應的業務模式也不成熟；另一方面是監管政策發生了改變。
P2P行業是典型，這幾年來，累計創立了6000多家平臺，但現在還在正常運營的平臺已經很少，大概也就是幾百家。
P2P是一個從國外引進的信息中介模式。信息中介即搭平臺，有點像淘寶，人們在平臺上進行買賣。信息中介不能像銀行那樣做信用中介。平臺上交易的雙方是直接融資，即一個人直接借錢給另一個人，那麼，投資者需要自己做風控並承擔最後的結果。
中國現在的信用環境並不合適這種模式發展。而且，這個平臺也不能用央行的徵信系統。因此，借貸雙方很難達成交易，於是，平臺就開始提供擔保、做資金池、使用自動投標，讓大家有信心投資。
從2007年第一家平臺拍拍貸上線，在很長時間裡，整個行業缺乏清晰的規則。這造成各家平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大都不符合監管部門後來的定位。2015年底出臺《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2016年中出臺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對P2P的定位是信息中介，這意味著很多平臺過去的做法並不可行。
我們要從P2P行業吸取經驗教訓。這個行業是現在數字金融裡風險比較大的領域。其中一個教訓就是監管方式需要完善。相對寬鬆的金融創新監管，推進了很多好的創新，但也需及時阻止不好的創新。
中國即將進入“數字金融發展2.0”時代
數字技術對金融的改造才剛剛開始，這個行業本身還在不斷髮展。尤其從2015年以來，監管逐步正規化，過去“野蠻生長”的情況未來不容易再現。數字金融的發展需要監管全覆蓋。
需要強調的是，數字技術不會改變金融的本質，但有可能改變傳統金融的運行方式和風險特徵。比如，數字金融的風險一旦爆發，傳播速度快、傳播範圍廣，而且有很多風險糾合在一起。
因此，最近人們在討論“中國式監管沙盒”，央行金融科技司正在推動該機制。如果有創新的項目，會被放置到一項機制中，監管和機構共同嘗試推動監測，成功則進行推廣，不成功就終止。即使出現問題，也不會形成大爆發。
人們還必須意識到，監管中還有一些其他問題需要解決，比如，個人隱私保護問題。另外，大科技平臺做了全方位業務，也保證了效率，但這也會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帶來壟斷等新的問題。
我認為，中國即將進入“數字金融發展2.0”時代，即金融和技術之間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擅長做技術的做技術，提供解決方案；擅長做金融的，用技術提供的解決方案來改善金融服務。很多業務現在依然不成熟，所以人們還會看到很多演變，包括支付、貸款以及其它金融服務。
未來，智能投顧、二代支付、央行數字貨幣等可能會成為新的熱門領域，但同時也要注意防範出乎意料的新風險。比如，如果十幾億人都在使用的支付系統被黑客攻擊，在過去也許沒那麼嚴重，而現在會變成大問題。
央行數字貨幣受到了非常多的關注。中國人民銀行從2014年開始推動研發數字貨幣，現在試運行基本結束，也許很快就可以推行。但央行的數字貨幣是一個相對比較有限的版本，可以稱之為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的“二合一”，即替代現金M0（流通中的現金），而不替代銀行的存款M1（狹義貨幣供應量）或M2（廣義貨幣供應量）。而且央行不對央行數字貨幣支付利息，並採用雙層機制運行，即央行直接面對授權機構，授權機構再面對公眾。
我認為，要對央行的有限數字貨幣做深入觀察，看它對現行數字金融格局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還要觀察數字貨幣的支付功能對現行支付系統會有怎樣的影響。可匿名數字貨幣不需要通過現有電子支付賬戶進行支付，這將如何影響大科技平臺的大數據積累方式，也值得我們觀察。
在數字金融革命中，中國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比賽才剛剛開始。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弗農提出過“產品生命週期理論”，意思是任何一個產品都有從研發、試製、成熟到最後退出的過程。如果用產品生命週期理論來看中國的很多產品，比如手機、汽車、自行車，絕大部分日常使用的產品都是在發達國家研發試產成功，中國只是後來成為生產規模最大的。但數字金融不同，數字金融的很多原創實驗和創新就在中國，這令人振奮，但也需要研究者、業界和監管等各方更加努力。
原文刊於：21世紀經濟報道
黃益平，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國發院副院長、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教授的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國際金融、農村發展、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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