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点评可谓一绝，在细节处往往独具慧眼，直切文章之妙；同样的，
文龙于资堂本手批的《金瓶梅》批语也是大放异彩，更在张竹坡评本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可以说为点评本之点评本。倘若要比较两个评本之间的殊异，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张竹坡和文龙对于《金瓶梅》中吴月娘的不同看法。
且看第十二回，潘金莲私通家仆琴童被孙雪娥和李娇儿发现，孙、李二人“齐来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
张竹坡由此指责月娘因受金莲笼处、一昧“偏爱”金莲，助长了其恶胆淫行；当潘金莲被西门庆剪去头发，闭门不出之时，月娘派了小厮请了刘婆子来看病，张竹坡直呼此乃“大书月娘第一件罪案”，实则“引敬济入室”，“是知金莲之罪，月娘成其始终也”。
文龙回评则反讥“批者总以月娘阴险”，将金莲私通琴童的真正原因追溯于西门庆自身的不堪，“为之妻妾者，直于猪狗同眠，豺狼共食。”
再看第十四回，西门庆和李瓶儿暗通曲款、合谋家财害死花子虚，张竹坡却言“西门或动念改过其恶”“主谋尽是月娘”，“月娘为人，乃《金瓶梅》中第一绵里裹针柔奸之人”；瓶儿想要入门未果，虽有月娘劝阻之由，但是更多还是因为西门庆畏事推脱，张竹坡则认为“西门利其（瓶儿）色，月娘着趁机利其财矣”。
然而该回中，文龙评本却并未归咎月娘半句，而是直言“花子虚死于瓶儿之手，而实皆死于西门庆之手”。
接着看第十八回，瓶儿招赘蒋竹山之后，西门庆后悔，并且由此迁怒月娘，两人生嫌，张竹坡论认为月娘“一味昧心，全不寄存放物事的念头”，不让瓶儿进门；再是月娘安排饭菜酬劳敬济，使之有了登堂入室的机会、接触府中女眷，文中该处描写不过数百字，张竹坡本却一连批注七个“可杀”，尽写对月娘的恨意。
文龙评本则不解张竹坡为何“深许玉楼而痛恶月娘”，甚至忍不住为月娘翻案，认为张竹坡对其过分苛责——“责之以守身以礼，相夫以正，治家以严，又要防患于未萌，虑事于久远”——西门庆所不能行者，而求备于吴月娘乎？
最后是第十九回，月娘在家整置了酒席，宴请家中女眷在花园里赏玩，张竹坡一罪月娘请敬济来坐，接着又罪月娘不归寄存之物，着实可恨。
文龙评本却针对张竹坡本“寄物何日还哉？月娘可恨。”这句批语展开反驳，认为“妇人见钱见利不知有义，当不止月娘一人”，而“寄物尚在西门手内，非月娘之所能专也”，况且瓶儿是否能嫁入，“亦非月娘所能做主”，然而张竹坡却是处处“深罪妇人”，显得“未免心偏”。
管中窥豹，可见《金瓶梅》里的同一个吴月娘，在两个评本里有了两副面容：
在张竹坡本中，吴月娘是《金瓶梅》中的头等“奸险好人”，张竹坡更是称其为此书中的“第一恶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男女也。”（第八十四回回评）；
文龙评本则不以之然，认为“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月娘若得好丈夫，“尚是安分之妇”（第三十二回回评）。
那么《金瓶梅》中吴月娘到底怎样的人？是阴险毒辣还是遇人不淑？
首先，她出生于千户之家，虽无大家闺秀的知书达理，却也有一定的见识手段，在娘家人“三从四德，乃妇道之常”的劝慰下，还能收拾自身委屈努力做到“贤德”（第二十回）。
再者，她是西门庆的六房姨太之首，处理西门家的大小事物，协调家里家外西门庆招惹的众多女子的关系，苦心经营西门家的子嗣香火：
《金瓶梅》里，一方面作者借吴神仙冰鉴之语，称她“声响神清，必益夫而发福”“干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在西门庆死后，她更是守节不嫁，努力维持摇摇欲坠的家业，显示出封建要求女子的“贤良忠贞”；
另一方面，作者也写她愚昧迷信屡受佞佛蛊惑甚至不惜喝药下子，写她接人待事处处显露出贪财逐利、趋炎附势的市侩之气，写她一味谋和扮演“好好先生”未能有效约束家中众人、纵长淫行。
由此可见，仅从文本而言，吴月娘这个形象，并非大奸大恶之徒，比之药杀亲夫、通奸琴童敬济的潘金莲之流，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按理合该有褒有贬。
观“瓶儿进门”和“金莲偷人”二事，前者月娘之罪罪在为人妻没能尽到劝勉之责、贪财逐利，后者月娘之罪罪在身为“家母”监管不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事最应责罪的还是当数西门庆和李瓶儿、潘金莲和陈敬济。
前二人气死花子虚、谋夺其财产，后二人私通败坏伦常，皆是主谋主犯，月娘不过被牵连连坐入罪的从犯罢了。
况且，料想西门庆之为人，月娘真的劝得住吗？
本就放荡的潘金莲和尽得西门庆真传的陈敬济相互有意，月娘又如何防范得住？
可见，张竹坡评吴月娘，颇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架势，于二事过分夸大了月娘之错，而这种出于主观好恶而做出的极端论断在后文还常有出现，如月娘烹茶扫雪烧香求子（第二十一回）被诊为假意虚情，甚至于书童儿小张松同玉箫勾缠（第三十一回），都是月娘之错。
相反，文龙评语中的吴月娘形象，在汲取了张竹坡的偏见之教训后，则更接近于文中她的真实模样，于可恶之处之中犹有封建家妇的可敬之处——操持家业，守节少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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