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明朝那些事儿》的同志，想必到最后都会生出这样一个印象：感觉明朝的言官除了没事找事之外，基本上没干什么好事。
一个典型现象是，“木匠皇帝”在任年间，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权倾朝野，干下的坏事罄竹难书，东林党几乎覆灭。
但即便如此，不少人依旧认为魏忠贤干了些好事，起码他在干坏事的时候，收起了工商税，让国家税收得到一些保障，还保证了辽东战局的平稳。
反观东林党，大部分都是正直之士，有理性、有信仰，虽然他们被阉党害得很惨，但一些人依然鄙视他们，只因东林党得势的时候，几乎没干什么实事、好事。
哪怕是大明公司即将破产之际，崇祯虽然想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奈何重新得到重用的东林党，虽然势力遍布庙堂与江湖，但依然没起什么作用。
言官另外一个让人讨厌的地方在于，它很大程度上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
此时此刻，陷入政治斗争中的言官群体，其弹劾也已完全是对人不对事，基本上利益决定脑袋。
而朱重八同志当初之所以设立言官制度，主要是为了让言官劝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根本目的在于是为了政治清明。
可当言官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不再坚守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陷入地域、门派之争，从而存在人身攻击、诽谤污蔑，也就是所谓的无凭无据的风闻奏事，言官制度已是完全走样。
并且这样充满阴谋、野心的监督，会让真正干事的人寸步难行。比如袁承焕，为了避免言官的攻击，当初对崇祯提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言官在朝堂之上叽叽歪歪。
不得不说，明朝虽然阉党盛行，太监干政层出不穷，名留青史的大太监更是五个手指头数不过来，但另一方面，明朝也确实是言论开放最自由的朝代。
一个七品小官能够抬着棺材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皆净”，最终却得到重用和赏识的，也只有明朝的海瑞。
一个言官胆敢向写下一篇《酒色财气四箴疏》的报告上奏给皇帝，直言皇帝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可谓五毒俱全、一无是处，也只有明朝的雒于仁。
并且，由此而形成一种“文死谏”的气节，不以皇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政治的平衡和皇权的制约，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但要说言官以及言官制度很坏，甚至应该为明亡而负责，则明显失之偏颇。言官尽管能够骂天骂地骂空气，但骂了有什么用，正向作用还是反面作用，还得看皇帝个人的抉择。
比如，最爱跑出去玩的朱厚照同志，就喜欢打言官们的屁股，光天化日之下对群臣进行挺杖惩罚，只因百官不同意他南巡。
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不效、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言官再怎么骂都无可奈何。
所以，还是黄宗羲先生说得好，“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归根到底要“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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