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碭山》
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我的老家，叫做碭山。
這個“碭”，唸作動“蕩”的“蕩”。
這個地方，古時候叫做碭郡，是秦始皇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中的一個，在我小的時候，縣城第一小學附近的體育場還豎著一座大石碑，上面刻著斗大的“古碭郡”三個字。
從我記事以來，碭山就是江蘇省北部黃河流域的一個三等縣（一九五〇年以後，它被劃人安徽境內），歸徐州管轄。所謂三等，表示它的窮而且小。但是，這並不影響它的名氣。其所以有名，是因為當地所產的梨名聞各地，和它隔鄰蕭縣的石榴，幾乎成了地名的代名詞。黃河自古以來有過十三次大的改道，十三次的改道留下的沖積流域，人們稱為老黃河，而老黃河的土壤最適於水果的成長，所以在外地遇到有人問起原籍時，很自然地常常有這樣的對話：
“哪裡人？”
“碭山。”
“碭山！噢——蕭縣石榴碭山梨。”
就這樣，一股溫暖就親切地在心中氾濫開來。
而碭山之所以叫做碭山，是因為它境內有一座芒碭山。芒碭山雖然不能與五嶽相比，卻有它自己的聲名，因為《史記》記載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的事蹟就發生於此。京戲裡有一出《蕭何月下追韓信》，講的是秦朝末年楚漢相爭時的故事。西漢楚霸王項羽和後來的漢高祖劉邦，以及跟從劉邦打天下的蕭何、韓信、樊噲等人，都是徐州這一帶的人，而劉邦的起義造反，正是在芒碭山開始的。這戲一開始敘述劉邦、項羽進軍秦都咸陽時便是這樣唱的：
我主爺起義在芒碭，
拔劍斬蛇天下揚，
共遵王的聖旨降，
兩路分兵進咸陽，
先進咸陽為皇上，
後進咸陽扶保在朝綱
……
這是名鬚生麒麟童（周信芳）的招牌戲，能哼幾句京戲的人大多會脫口而出，於是芒碭山也就隨之而成為一個人們所熟知的歷史符號，就像景陽崗之於武松，花果山之於孫悟空一樣，驚天動地的事都是從碭山開始的。於是在掛著紅燈籠的戲臺和廣場上，很多人便陶醉在那似有似無，而又不確知是怎樣日子的歲月中了。也就因為如此，碭山便隨之成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留下許多的神話和故事。碭山雖然是一個小地方，卻一直纏繞著很多古老的記憶，它們也許不是確切的歷史，但經過綿長的繁衍，已經渲染成一連串的傳說，在人們的內心和現實生活裡生根、發芽、茁壯成長，讓人覺得它們比歷史更真實，也比歷史更迷人。歷史一變成傳說，也就成了美學，讓人感到其中活生生的倫理。在這倫理中，人與人，人與世間一切的事物，甚至過去、現在、未來都融在一起，產生息息相關的關係與關懷。這活生生的倫理不是抽象的名詞，它不是別的，而是愛；而且是樸實的愛，不具有絲毫的個人的功利需求。也就因為這樣，歷史幾經這樣的轉折，就普及地成了人們精神生命永遠不竭的泉源，從古流到今，從今流到古，生生不息，循環不已。
有時傳說也是一種願望，或者是一個永遠在追尋的、尚未完成的夢想和詩的世界；雖然很多人並不知道“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人們對我老家這一大片地方有著特殊的、共同的記憶和想象。碭山既因芒碭山而得名，又與第一個因造反當了皇帝的劉邦有著緊密的關係，於是在很多人的心裡便成了一個神秘的世界。
漢高祖斬蛇起義的故事，不僅是小說、戲劇中共同承認的“事實”事件，而且也被正式的歷史著作所採納。《史記》和《漢書》都神話般地記述這一事件：劉邦亡命芒碭山中，酒醉夜行，有白色巨蟒擋路，被他拔劍斬殺。隨後有一老婦人痛哭，說她的兒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殺了。這赤帝子指的就是劉邦。
據說芒碭山原來是兩座山，一座是芒山，一座是碭山，兩山之間有一片大澤，人煙稀少，是造反者躲避追捕的最佳去處。也就從“斬蛇起義”開始，這兩座山就被人合稱為芒碭山，而且被裹上一層又一層朦朧的面紗，讓人覺得那裡的山，那裡的水，那裡的樹和荒榛，從開天闢地以來一直都是那樣的；沒有人管，也沒有人管得了。它是屬於大家的地方，又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雖然如此，它卻一直活在大家的生活裡，那樣實在而又連綿，似乎從每一個人的爺爺或爺爺的爺爺以來就存在著，無論是風是雨、是災難，都無法對之有所動搖。它是許多神話的所在地。就這樣，這一帶的人即使沒有去過芒碭山，也會在言談和夢幻中編織出一幅幅山中世界的風情畫：哪裡是劉邦藏身的黑水洞，哪裡是關公會張飛的古城，哪裡是孔夫子的曬書檯……大概就由於這個原因，芒碭山在周遭方圓幾百裡之內成為一座人人嚮往的聖山，每年舊曆五月有朝山拜廟的活動，當地人稱之為“山裡會”；法會期間，每天都有人扛著黃旗，敲鑼打鼓從我家村子經過。這鑼聲、鼓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不但使整個村子騷動起來，而且還把人的心帶往很遠很遠的地方，甚至帶到多少日子以後的夢裡。
文中的家鄉——尉屯村
雖然如此，今天的碭山人並不是自古以來就住在那裡，而是經過多少代移民過來的，我家這一支來自山西，小時候我們經常聽到族裡人這樣的談話——咱們祖先都是從哪裡來的？遠得很哪，山西洪洞縣。
移民的方式和他們後來居住環境的地理條件，形成了中國農村發展的不同形式。譬如說：靠近黃河轉彎的地方，都叫作什麼灣，或是什麼溝；靠近山邊防禦的叫作崗或寨；作為大家集會買賣的地方，它們往往被叫作市、集、會。我家的村莊名叫尉屯，顯然與軍事有關。我們家族大概是兵農合一制移民過來的，一方面因為我們村莊的名字叫作尉屯，另一方面我們這一族關於祭祀有一個特別的情況：一般來說，人們的祭祀都在清明時節，而我們家族，除了清明之外，每年十一月十一日還要再一次祭祀，這是軍人家族留下來的遺規，在我小時候還仍然實行著。
我們家族是在元朝末年遷移到這個地方的，在朱元璋和蒙古人的一次決戰中，我們的祖先尉彥中驍勇地率軍擊敗了蒙古軍，救出了被圍困的常遇春將軍。因此，在明朝立國以後，就把老黃河這一帶賞封給尉氏的族人。
當時南北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大運河，在徐州以南被稱為南運河，在徐州以北叫做北運河。平常南方的物資錢貨都在徐州這一帶，和北方作一個交接。船隻經常的往來需要大批的費用和器材，尉家這一塊封地的每年所得作為船隻往來的費用，不需要再向政府繳稅。這個制度即使明朝滅亡，兩度改換朝代，到了民國時仍然沒有廢除，不能不說是中國封建社會一種特有的遺風。
我的家庭雖然是一個由屯兵制發展出來的農村家庭，但生活中仍然保留了很多軍人的性格。尉屯這個村莊後來又分為三部分，分別叫作上屯、中屯和下屯。我們家族一直沒有建立自家的祠堂和家廟，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家族一直到我曾祖父時代才漸漸富裕起來，他在農業之外，還學過看病。他的名字“文蔚”我到現在還記得，但其他的事蹟就不太清楚了。倒是我祖父書念得很好，考過秀才，是尉屯這一帶有名的士紳，經常被找到縣城裡議論公事、採訪民俗。他叫“錫朋”，育有兩個兒子、五個女兒。長子取名“麟徵”，是我的伯父，次子“鳳徵”就是我的父親。在他們兄弟倆都還年幼的時候，還來不及看到他們的成就時，我的祖父就過世了。很長一段時間，整個家族由我的曾祖母管理，大家都尊稱這個曾祖母為“老奶奶”，她是鄉間一個有名的老婦人，雖然我這一輩很少有人真正見過她，但是她的風采卻不斷被大家談論著。我作品中不期然寫出的農村婦女形象，也就是從她身上得來的想象。
清朝末年，政府為了軟化民間革命力量，在各鄉間推行縣政運動，在鄉間推選有名的鄉紳，集中在縣城居住，商議著未來縣政推行之道。我的祖父因為書念得不錯，於是就被我們那一帶推為代表，成為一個非常體面的人。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利用自己的聲望，在鄉下推動小學教育，鼓勵婦女識字，鼓勵民眾禁食鴉片，倡行鄉民自救運動。這個風氣一直影響到民國初年我伯父和我父親的年代，我的祖父將我伯父送到江南的一間師範學院，接受名師教導，伯父回鄉以後，在縣裡結合同學推動各種鄉村改造，人們都尊稱之“大先生”。我小的時候，還經常聽到人們談論他和一位梁漱溟先生的關係。
祖父一共養育了五個女兒，除了大姑名字叫“大雲”以外，“爽秋”、“蔚秋”、“桂秋”、“素秋”都以“秋”字為名。我們家因為男人少，父親又在外求學。所以，院子裡一天到晚都是大姑、二姑、三姑、四姑、五姑的呼喚聲，幾乎成了一個女兒國。1931年前後，不曉得是疾病流行還是別的原因，伴隨曾祖母的去世，便是四姑外幾位姑母相繼的早亡。我的父親為此精神特別渙散，族裡便提早讓他結婚。母親是我們家東邊三十里路一個叫作“何寨”的地方的人，年齡比父親大三歲。因為鄉下流行著“女大三，金銀財寶往家搬”的觀念，於是沒過多久，我們家的管轄權便由曾祖母轉移到我母親的手裡。
芒碭山在碭山縣的南邊，正對著我家大門，是一排讓人感到可以擋住任何外來災難的屏障。每天往南一望，不僅感到溫暖與安定，而且能感到一片無窮盡的舒展。那一大片一大片綿延不斷的山脈在遠處一層又一層地渲染開來，直到它愈來愈淡地與遠處的天邊融在一起；從小以來，就讓我感到它是我們世界的極限，但在這極限之外，卻又為人孕育著另外一些不可知的世界。所以，我們一方面感覺著芒碭山是我們的最後一道疆界，另一方面卻也知道過了芒碭山還有昭關，過了昭關還有正陽關；雖然很少有人去過那裡。
平日裡，大家都說芒碭山距離我們村子五十里，但感覺上卻覺得芒碭山是一個遠在十萬裡、幾百萬裡以外的地方。鄉下人常說“看山跑死馬”；那些山看來近在眼前，要真的前往，怕八成會把馬跑得半死。所以，芒碭山雖然相望，村子裡真正去過那裡的人並不多。然而，不管去過還是沒有去過，一說起山，一說起與山有關的事，總是把它們想成眼前的這一座山。鄉下人夏天納涼、冬天烤火的時候，反反覆覆地總是講著那些老得掉牙的故事，住在崑崙山的西王母，隋唐演義十八條好漢的瓦崗寨，梁山寨的一百〇八將。大夥講著聽著，芒碭山就成了我們的崑崙，我們的梁山與瓦崗寨。每天一打開各家的大門，看著遠處的山，它就會把人帶入一個堅實而又披滿青色的夢幻世界。
我是十歲時離開老家的。我對它的印象到現在還是很鮮活的。這其中當然充滿了很多童年的夢幻。我的四姑素秋九十六歲才離開人世，她抗戰前夕就離開了老家，從此就沒有再回去過。她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九十歲以後就開始不大認人，但是每天自言自語的，卻都是她幼小時候的事，說起來那麼親切，就好像昨天才剛發生。在她瑣瑣碎碎的回憶中，我本來已經散亂的童年舊事，便又綴聯起來。而我也經常和幾位親戚打探往日的事，這些一件件地穿插起來，讓我又重組了那已遠去的世界。愛爾蘭詩人葉芝（W. B. Yeats）曾經說過：“如果現代詩人把他的故事置於自己的鄉土背景中，他的詩就會像古代的詩一樣更細密地滲入人們的思想之中。比較偉大的詩人視一切都與民族生活相關聯，並通過民族生活與宇宙和神聖生活相關聯；詩人只能用戴著‘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沒有民族就沒有偉大的詩，猶如沒有象徵就沒有宗教。”他認為，他的故鄉愛爾蘭是一個“大記憶”，貯存著比英格蘭更為悠久的歷史，是一個充滿了詩的象徵的倉庫。
我不是詩人，但是我要堅實地活著，於是最早時期的那些回憶便成了我思想的倉庫。也許在別人或後人看來那是貧瘠的，然而它們卻是我生長的養分，其中充滿著至今還在閃亮的夢幻與想象。
尉天驄
尉天驄（1935-），作家、文學評論家。曾用筆名方庚，江蘇（今屬安徽省）碭山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所教授，退休後仍於該校中文研究所、臺灣文學研究所兼課。曾任《筆匯》、《文季》、《文學季刊》等文學刊物的主編，《中國論壇》的實際編務。寫作文類以文學評論、雜文隨筆為主，亦有短篇小說。為文，肯定人的尊嚴、對各種形式之專制獨裁，批判不遺於力。
尉天驄
作品
論著《文學扎記》（1971，新風出版社）、《路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1976，聯經出版公司）、《民族與鄉土》（1979，香港縱橫出版社／1979，臺灣慧龍出版社）。
小說集《到梵林墩去的人》（1970，大林書局）。
雜文集《天窗集》（1976，藍燈出版社）、《眾神》 （1976，遠行出版社）、《理想的追尋》（1985，新地出版社）、《荊棘中的探索》（1985，新地出版社）。
散文集《棗與石榴》（2006，印刻出版社）。
傳記《回首我們的時代》（2011，印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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