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進程加速“剩女時代”來臨
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變遷，城市化發展己成為全球性的流行趨勢。城市化集中表現在：大量人口遷移到城市中，人口密度呈幾何級數增加，職業分工也變得更為精細與多元。這種由於“人口規模、人口異質性、人口密度”所生成的城市性，將大大改變城市社會生活的特徵。城市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就業競爭壓力的與日俱增，許多想要在城市中薪露頭角的年輕人，必須付出更多的辛勞才會有所回報。“按照米爾斯的觀點，大都市白領階層大多屬於工作狂他們天天關在寫字樓中，除了工作夥伴之外，交往圈子狹小。同時，由於房價高漲，生活成本趨高，白領階層通常也是租房一族。因此，剛剛畢業的白領，往往立即變成了‘蟻族’。”而在這樣一個人際關係冷漠的現代社會中，人們由於各自工作的性質不同、場所不同而互不相識，即使相識也很難形成熟悉的交往關係，再加上城市社會的匿名性、冷漠性、孤獨性等特徵，直接導致了都市青年白領難以結識到讓自己滿意的異性。
另外，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造成了擁擠與壓力，在這種高強度的就業和競爭壓力下，都市女性為了獲得更好的職業發展空間只能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這使得許多女白領在白天忙碌辛苦的工作後，晚上還要參與各種培訓活動來給自己充電，以便獲得更多的晉升和發展機會。這種忙碌而緊張的生活使得都市女性沒有太多的時間關注自己的感情世界，而人際交往的單一化，兩點一線的固定生活模式，使大部分都市女性甚至沒有機會遇到優秀的男性，日復一日，很多都市女性“蹉跎”了光陰，一不小心就加入了“剩女”的行列。
二、法定婚齡的逐步攀升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可謂是一種傳統，可如今，我國卻有著眾多過了適婚年齡仍未婚嫁的大齡青年。這種現象從我國婚姻制度中法定婚齡的不斷變遷可以得到一些解釋。法定婚齡是指法律所規定的男女結婚的最低年齡。追溯我國法定婚齡的歷史可以發現，我國曆朝歷代的法定婚齡大都是男16歲、女14歲左右。儘管近現代以來世界各國的法定婚齡都有所提高，但男女法定婚齡為18歲左右，仍是當今各國法定婚齡發展的主要趨勢。不過，我國婚姻法明確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二十二週歲，女不得早於二十週歲。”有些地方政府更是通過強制的方式執行晚婚政策。這些年來，由於婚齡提高以及晚婚政策的執行，對初婚年齡的提高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從一系列數據可以看出，如今我國男女的結婚年齡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定婚齡的推遲必然造成晚婚年齡的攀升，而在這一支晚婚的隊伍中，“剩女”也必將成為一個備受矚目的群體。
三、婚戀自主與婚姻梯度的矛盾
“在傳統的婚姻模式中，女人必須為丈夫和孩子提供穩定的基礎，讓他們外出順利，但女人本身的時間和空間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對傳統女性來說，婚姻並不是她的後援而是她的人生。“顯然，這不是新時代女性想要的生活。
在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更多的女性與男性同樣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男女平等、經濟獨立以及自力更生等觀念深深紮根於女性的心中。在良好的教育啟蒙下，中國的新一代女性不但社會政治地位有了顯著提高，其文化知識水平和科學技術能力也有了顯著的提高，而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的“剩女”正是在這樣一個劇烈變革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與父母那輩人相比，她們能夠更充分地參與到社會各項活動中，同時也面臨著更多的機遇與挑戰。無論在學業上還是事業上，她們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空間，“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理想在這一輩人身上變得更為清晰。正是時代的機遇，開拓了新時代女性的視野，提升了她們的發展平臺，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長期以來束縛她們的性別界限，她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來獲取自己的幸福。就婚姻而言，原來的“父母之命、媒釣之言、組織安排”等婚嫁模式被拋棄，新時代的女性獲得了更多的自主選擇伴侶的權利。
不過，儘管有了種種進步，這些女性依然生活在以父權為主導的中國，她們更習慣於尋找一個比自身優秀的男性，期待以此獲得美好生活。如果社會中大多數女性都希望遇到一個強於自己的“鑽石王老五”，久而久之，婚姻生態圈中就會出現“ A女D男”剩下的現象，而其背後起作用的就是所謂的擇偶梯度原理。簡單地說，如果以A、B、C、D為序來大致劃分婚姻條件從優到劣的男女，那麼，在大多數情況下，“A男配B女”，“ B男配C 女”，“C男配D女”，但這一婚配模式顯然會產生一種結構性矛盾，那就是“D 男”和“A女”會成為婚配中的“弱勢群體”。換句話說，受到婚姻市場擠壓的主要是一些受教育層度較低、經濟條件較差的男性，但對於女性而言，不少個人條件優越的女性卻無辜地成為了這種擇偶梯度的犧牲品。研究資料還進一步顯示，除了最上層和最下層的人以外，男性比女性的擇偶範圍更廣。於是，對於不少優秀女性來說，既然選不到理想的配偶，又不願委曲求全“下嫁”，便只能無可奈何地選擇“剩女”的生活。
四、多元化婚戀觀的影響
改革開放40多年正是中國社會加速轉型的時期，經濟與社會制度的變遷使得中國城市的社會生活變得異常複雜。社會分化、城鄉二元結構、消費主義、高生活成本、高競爭壓力等導致當代青年在社會變遷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價值觀的物質主義轉向，也讓城市青年的婚戀觀與擇偶觀發生異變。社會學家李銀河在一次訪談中表示，五六十年代的婚姻都是整齊劃一的，雙方年齡差距很小，收入差距很小，所以大家嫁的男人也都差不多，但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增大和社會階層的劇烈變化，婚姻與職業一樣，成為獲取優勢資源的手段。在職場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性，希望通過婚姻讓社會資源重新調配。如今，“學的好不如嫁得好”、“找個好老公可以少奮鬥十年”、“有車有房，父母雙亡”等論調在女大學生中廣為流傳，事業成功的男性成了女性擇偶的首選，“婚姻改變命運”的觀念正慢慢侵蝕著都市中那些辛苦奮鬥的年輕人。此外，隨著社會發展的多元化以及西方觀念的影響，試婚、一夜情、閃婚、夥伴等所謂的“新生活方式”也漸漸脫掉原來隱蔽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走入公眾的視野。它們的出現顛覆了人們傳統的婚戀觀，傳統的倫理與道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再者，不斷攀升的離婚率也在瓦解年輕人對神聖婚姻的憧憬與想象，於是，在一些“剩女”的眼中，如果結婚可能會導致降低原有的生活水準，如果婚姻隨時都有可能破裂，那還不如繼續做一個快樂的單身女郎。
正是在上述這種大背景下，女性在談婚論嫁的時候顯然變得更加自主也更加自由，對於不符合自己要求的男性，與其委曲求全，不如寧缺毋濫。正是這種絕不妥協的心態，使許多女性在適婚年齡時過於苛求，並最終被留在了“剩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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