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語言文字可以有兩種極端的發展，一端是發展成為“詩”，另一端就是發展為法律條文。法律條文務求精密準確，以分明的條目來阻絕任何曖昧性。所以現在國際法、公約等通用的語文是法文，因為法文在辭類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嚴格的語言。而中國語文則是最不精確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準確，準確往往不美，所以不會有人說《六法全書》很美，卻很多人認同《詩經》很美。
孔子本來就不喜歡法律，還記得《論語》裡有一篇提到一個孩子的爸爸偷了羊，這個孩子理直氣壯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當不以為然，他認為連兒子都會告爸爸的社會，已經不是他所向往的。他重視的是什麼？還是倫理和道德。可是兒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語言文字的防範，防範到最後就沒有多餘的可能性，可以容納人性裡最迷人的東西以及孔子主張的仁義道德。
當我們以儒家為正統的文化主流時，語言必然會走向詩，而不是走向法律條文。因此，嵇康四十歲被拖上刑場，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無益於今，有敗於俗。”其罪狀讀起來就像一首詩，像這樣的罪狀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甚至可能只有三個字：“莫須有”，這都是受傳統中國法律不彰及語言不講究的牽連。
一直以來，我覺得很矛盾，到底語言應該是像希臘語、像法語一樣的精準，或者在潛意識裡我其實是得到一種顛覆準確語言的快樂，因為我感覺到準確的語言本身是一種弔詭，我們用各種方法使語言愈來愈準確，當語言愈來愈準確，幾乎是沒有第二種模稜兩可的含義時，語言就喪失了應有的彈性，語言作為一個傳達意思、心事的工具，就會受到很大的侷限。再者，寫小說、文學作品，本來就在顛覆語言的各種可能性，你覺得“應該是這個樣子”就偏不是“那個樣子”。
有人會問，語言不是因為思想而生的嗎？我們應該顛覆的是語言還是思想？語言一開始的確為了表達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學語時，他要表達自己的意思是那麼的困難，這是先有內容才有語言的形式。
可是我們不要忘了，今天我們的語言已經流利到忘了背後有思想。我在公共場合看到有人嘰哩呱啦地說話，嘴巴一直動，我相信他的語言背後可以沒有思想。
有時候我很害怕自己會變成那樣，淪為一種語言的慣性，尤其是站在講臺上教書時，特別恐懼語言的模式化。就像參加喪禮的時候，司儀朗誦奠文，我永遠只聽得懂前面民國幾年幾月幾日及最後的嗚呼哀哉，中間完全聽不懂，可是那音調多麼跌宕起伏、鏗鏘有力呀！這就是語言模式化的結果，他不在乎人們是否能聽懂，只是要把它唸完。
我們都應該讓自己有機會從概念的語言逃開，檢查自己的語言，“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使語言保持在“活水”的狀態，語言便不會僵死。
前幾天，我和幾個朋友聚在一起，有人問我：“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開過會時要呼的口號：十二青年守則？”我記得第一條是忠勇為愛國之本，最後一條是有恆為成功之本，中間呢？
幾個人東一句西一句還是湊不齊十二條守則，這原本是我們每天要念的東西，因為模式化之後，語言和思想分離了，只剩下聲音，而這些聲音無法在生命中產生意義。
*作者：蔣勳，臺灣作家、畫家、詩人、美學家，本文由勳衣草美學社整理編輯，僅供交流學習所用，不作商用！版權歸蔣勳所有，轉載請註明作者及出處。文中所用配圖都已購買版權，引用請徵得版權。謝謝！^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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